图：香港所谓的“驱蝗行动”引起了当地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
导读：在当下这个节点，香港需要做出改变，但是改变必须来自于两股力量的共同发力。
2月16日，香港激进的反内地团体“反赤化、反殖民”在尖沙咀游行，高举着言辞激烈（甚至是粗俗伤人的挑衅式语言）的标语牌，向被他们讥讽为“蝗虫”的内地访港游客示威，以表达对政府考虑扩大内地自由行人数的不满，促请政府收紧人数及取消“一签多行”政策。 在讨论香港这一起极端的“驱蝗”游行之前，我想先谈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2013年11月，我在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有一天傍晚打车回住所，出租车刚走到阜成门外大街时，一辆从右边抢正常车道行驶的小轿车与我乘坐的出租车发生了摩擦。小车车主立即下车，指责司机师傅撞到了他的车，要求其赔偿。目睹全过程的我就作为乘客站出来为出租车师傅说话。结果该私家车车主就开始对着我爆粗口，用一口京腔噼里啪啦地大骂：“外地人傻X，该干嘛干嘛；北京是我们北京人的，外地人滚出北京；外地人你怎么不死”，并多次冲过来踢我。
我不知道这位北京私家车车主的所谓“北京人”优越感从何而来，但很显然，我以及无数在北京奋斗的外地人，都是他眼里的“蝗虫”。
但是我又是如此热爱北京，并不会因为这一起单一的偶发事件，而否决北京的包容性、接受性，要和那么多北京的好兄弟们割袍断义，否决我自己再来北京的念头。
我之所以讲述这起北京“蝗虫”事件，是想先说明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香港这些所谓的“驱蝗行动”、“灭蝗游行”，就好像这位北京司机辱骂外地人一样，只是香港社会极度不和谐的杂音，是极度少数的一小部分人的激进行为，不应该把它作为社会的主流进行过度的解释和夸大，并上升为内地与香港矛盾的主要分歧。在一个多元、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总是会听到各种杂音，有的声音大一些，有的声音小一些，但只要在法律容许的范畴之内，我们就要接受这些杂音发出他们的声音。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九七回归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听到这种类似的杂音，甚至我们连什么是“蝗虫”都听得一头雾水，可是从2012年初《苹果日报》刊登了一则暗讽内地游客是“蝗虫”的广告之后，内地与香港的矛盾就突然爆发起来，不和谐的杂音由最早零星的一点两点，开始扩大为标语游行、当街骂战，甚至是不同团体之间的肢体对抗。我们，内地人，怎么就突然变成“蝗虫”了？香港，一些香港人，怎么就突然开始要“灭蝗”了？
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两股力量在共同拉扯着香港这个社会，把两地社群矛盾的裂缝越拉越大。 第一股力量，香港本土的自觉性在加速度增强。“香港人”的身份意识在最近一两年里达到了顶点。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台曾播出一部名为《狮子山下》的电视剧集，通过描画战后一代香港人逐步成长、以香港为家而拼搏奋斗的香港精神，唤醒了“这一代香港人”守望相助、共建香港的香港归属者心态。加之70年代香港社会同时产生了粤语流行曲文化及以本地素材为主题的电视剧和电影，并随着经济的起飞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化，一种以香港为本，以香港为自豪的本土身份开始孕育发酵。80年代，因面对九七迷思，害怕被大陆化的香港人，其命运更加被紧密联系成为一个共同体。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更加确立了“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宪法性身份，并以此去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70年代的香港归属者身份至此正式被提升至公民地位，“香港人”的身份也因此最终成型，其影响一直存留在今日香港人的精神层面。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调查”2013年12月23日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若以0至100分的“身份认同指数”计算（指数愈高，正面感觉愈强），香港人对“中国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均为2008年调查展开以来的最低点。而若把“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二元对立比较，香港市民中无论是狭义或广义地自称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同样定义的“中国人”比率高13至25个百分比，亦即香港市民更加认同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伴随着香港人本土身份意识的增强，是内地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对香港辐射和影响的扩大。让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根据香港统计处的资料显示，3岁左右的“双非”儿童人数由2003年的709名急升至2012年的2.98万名，9年间激增41倍。而过去5年内的意向调查亦显示，20%到港产子的内地孕妇打算送子女来港读书，这给香港教育体系带来沉重压力。
根据香港旅游事务发展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2000-2002年未实施自由行政策之前，访港旅客数字大约维持在一年1300万人，而内地游客约占30%。全港人口与旅客比例则为1：2。自2003年内地开放自由行以来，访港旅客数字急剧上升，平均每年增幅高达14.3%。2013年访港旅客共5430万人次，为本地人口的7倍以上，来自内地的旅客占总数的75%，达4050万人次，几乎是2000年的4倍，而全港人口与旅客比例也上升为1：6.8。预计2014年更会达到1：8.67。
根据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1996年到2010年间，港府资助的大学里，内地学生人数由1996年的791人上升到了2013年的1.6万人，17年间扩大了20倍。单是2012-2013学年，就有4580名内地生修读香港八大院校的研究生课程，占整体研究生人数约70%，而本地生仅有530人。赴港留学内地生数目的迅速增长，无疑为香港本地学生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在这样巨大且急速的社会结构变化之下，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铜锣湾一家世代经营的本土小餐馆，由于租金上涨入不敷出，只能让位于更加倾向于内地游客的大型连锁化妆品超市；内地游客在港铁里放任小朋友随地小便，而引起本地人的激烈责难；甚至更加极端的一个事例是，2013年7月底，内地一位来港探亲的大学生被一位为情自杀的跳楼女子砸中身亡，悲剧发生之后，本地的一些声音不是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反而不断辱骂不幸者为“大陆狗”，“死掉算做了件好事”，并连带着抨击其他在港读书的内地生，“内地生抢占资源死得活该”。对此，《亚洲周刊》的一篇评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年轻生命在香港灰飞烟灭之后被咒骂，暴露香港社会的扭曲心态，也带来巨大的警示：香港是否变成了一个冷血的社会？”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管治和施政层面，特区政府因为缺乏民意的认受性，所以在任何公共政策上，比如“限外令”（提高内地人在港买楼印花税）、“限奶令”（限制内地水客购买奶粉数量）等，都会主动地模糊政治背景，而选择偏向于本地人的福祉利益，借此希望可以提高政府的管治威望。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特区政府的威望因非普选产生这一政治死结的存在而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而这一系列政策又间接放大了民众在强大的外力面前因畏缩而自保的心态——保公立医院的床位、保香港宝宝的奶源、保本地生入学和就业的名额，其结果，民粹主义开始兴起，并发展成为排外的本地主义思潮。
第二股力量，则来自于内地对香港的不了解、不尊重，反向地加速激化了两地的矛盾。在内地这一边，在一些公共讨论上，我们也少见理性的思维和有远见的反思，反而是一些贴标签式的歧视性言论层出不穷，让人心寒。要知道，“蝗虫论”的争端起源于北大教授孔庆东一句“香港人是狗”的辱骂，再加上那一句“不说普通话的，都是王八蛋”，香港民众的情绪就此被彻底激怒，一些香港人于是在《苹果日报》上以一则“蝗虫”广告作为反击，将两地骂战推向最高潮。这之后，很多“中港矛盾”都在内地被添油加醋地挑动。典型的有在限奶令时，某财经杂志主编辱骂香港人是“无良猪脑”以及在讨论流行音乐潮流时，某主流媒体指责香港“殖民地文化没有归属感”。
在网络空间里，很多内地网民也主动将自己与香港对立起来，永远秉持一套高高在上的大中华心态，用一套狭窄、闭塞甚至敌意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香港。在微博、在任何的网络空间上，都去抨击那些赞誉香港制度性优势的人和言论。我的好几位朋友都曾遭遇过这样的口水讨伐，似乎难以跨越这条相互误读的鸿沟。毕竟，一个撕扯的社会，并不会仅仅只由一种力量单方面加压形成。当两方都采用一种极度不理智的方式互相攻击的时候，只会愈发加深裂痕。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香港这个社会怎么了？是不是开始变成了一个撕裂的社会？
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香港陷入更为糟糕的激进的民粹化局面，无限度地将两地的矛盾上纲上线。我们也不希望看到香港人陷入一种深层次的焦虑之中，担心“两制”精神是否会被一种单一的政治模式所取代。在当下这个节点，香港需要做出改变，但是改变必须来自于两股力量的共同发力。本土人士应该走出对内地的恐惧和愤怒，继续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内地民众也应该更加去理解香港，关心香港的历史和未来，以文明的举止搭建两地沟通的桥梁。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文／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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