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广东省中山市人才交流中心招聘大厅，体制内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招聘比民营、外企招聘更具吸引力，求职者热衷于寻找更稳定的职业岗位。
导读：时过境迁，以目前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公务员仍具诱惑力的待遇水平，这一轮公务员辞职下海，未必能掀起大的风浪。
今年以来，在中央出台一系列禁令严控政府花费之后，公务员待遇问题、公务员离职的消息屡屡见诸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内地有媒体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随机抽取了100位公务员进行调查，发现在中央各项规定和禁令之下，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有不少人表示考虑离职。
各地公务员离职潮暗涌，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两轮公职人员下海经商潮。但时过境迁，以目前中国大陆持续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公务员仍具诱惑力的待遇水平，这一轮公务员辞职下海，未必能掀起大的风浪。
“以后别叫我支队长了”
4月1日，何燕东走进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其作为专职律师的第一天。 长达10年的公务员生涯就此终结，何燕东显得相当轻松。“现在是个体户，以后别叫我支队长了。”老朋友见面，他往往这样招呼。
接受采访时，何燕东戴着一副黑框窄边近视镜，1米75的个头，肚子微微发福。他是云南昆明宜良县人，2003年7月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考上广东省工商系统公务员，分配到中山市工商局工作。这十年，他先后在基层工商分局干过多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最后调到中山市工商局经检支队任副队长，从事经检执法工作。
中山市目前基层公务员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像何燕东这样的科级干部，年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在中山这个三线城市，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现在辞职做律师，事务所给我的工资是3000多元，扣除社保之后，只有2800多元。”何燕东在所里还要实习至少一年，才能单独接案件，但他并不后悔。
2008年，何燕东通过全国司法考试，获得律师资格，次年又考取了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班。今年以来，他在中山大学法学硕士班的同学中，已经有5人离开公务员队伍：一个佛山三水法院的法官、两个东莞法院的法官，还有两个是昆明工商局的公务员。
何燕东早就有辞职做律师的念头，因为家庭的拖累，迟迟没有下决心。现在，他女儿已经上幼儿园，妻子在一家中学教书，家庭经济压力不大。今年2月，遂正式提出辞职报告。
虽然单位领导一再挽留，何燕东还是在3月底办理完所有离职手续，户口、人事档案都转入中山市人才交流中心，自己掏钱买社保，成了名副其实的“个体户”。
尽管离职后个人收入有很大落差，而且这两年起步会很辛苦，律师工作还是让何燕东“回到2003年刚参加工作时的充满激情状态”。他感觉一下子自由了，没有了上下班时间的约束。 “我们学法律专业而且考得律师执业资格证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想法，希望在事业上谋求一些个人突破。”何今年35岁了，如果留在公务员队伍里，以他的性格和外地人身份，仕途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熬到退休最多能混个副处级，深感再不出来打拼，就有可能彻底失去机会。
他从心底里喜欢律师工作，计划花三五年时间打基础，40岁时事业走上正轨，“今后再不济，也应该比公务员状态好”。
待遇偏低困扰基层公务员
或许是出于法律人这种创业冲动，最近几年，中国司法系统持续出现较大面积的人员流失。去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李远方、西城区法官赵海等9人联名提出议案，要求“提高法官待遇、解决全市法院人员流失问题”。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2008-2012年，北京市法院流失了348人，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预计未来每年将有超过200名法官离职。
不仅仅是北京，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透露，2008-2012年，江苏全省法院流出人员2402名，其中法官就有1850名。同期，河南法院系统也有56名法官辞职；而山东省三级法院2003年以来共减少法官2100名，法官数量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
尽管没有法官队伍的流失那么严重，各地政府序列里基层公务员离职现象也非常普遍。今年1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一名曾在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了7年的“80后”公务员，毅然辞掉公务员工作。这位“80后”公务员自称，收入7年没涨,职级7年没变,现在人生已步入而立之年,深深感觉到自己是loser（失败者）。
安徽省庐江县某乡镇公务员，在工作近一年以后，于去年9月离职。促使他离职的原因是收入太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1800元，还不及当年他在外企实习时的四分之一，而那些在乡镇政府干了三十多年的同事，目前工资也才3000多元。这让他非常忧心，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现在广东中山打拼的严必俊，也是一名来自福建三明市欠发达地区的乡镇公务员，基层公务员待遇偏低，是他离职下海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90年代，严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回家乡的镇财政所工作，后来通过成人高考进入厦门大学会计系本科班脱产学习，2003年考取会计师职称，接着又成功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和中国注册税务师资格，被提拔为镇财政所长。
虽然身居所长位置，但严必俊的年收入只有2万多元。2006年，他做出一个让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辞去公职到广东打工。初到中山，严毛遂自荐进入一家税务师事务所打工，试用期月薪为1500元，试用期满后提到3000元，5个月后提到6000元。
2007年底，当地一家家电代工厂聘请严出任企业财务总监，年薪20万；2010年，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请他出任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年薪继续上翻。短短5年时间，严必俊收入增长了几十倍，但他在2012年底再度转身，辞去上市公司高管职务，独自创办了一家财务网站，从事企业财务人员实操技能的培训。
严必俊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不过，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他是发达地区的公务员，肯定不会辞职出来，毕竟“发达地区的公务员收入并不低，工作也很轻松”。
官员辞职转任民企高管
严必俊所说发达地区的公务员，以广州为例，目前处级干部年薪应在18万元左右。但即使是这样的“高薪”，也未必能安抚那些躁动的公务员。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市每年都有约60名公务员离职，广州市从2013年至今，已有6名处级以上官员辞去公职，进入企业担任高管；如果从2007年算起，广州辞职的处级以上官员达到11人。
据媒体披露，这11名辞官的高级公务员中，有8人出自城建系统，分别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其中有7人在辞职后进入房地产企业担任高管。另外3人分别是来自经贸系统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崔新宇、广州南沙区原常务副区长孙雷，还有来自警界的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原处长陈伟才。
这11名公务员辞官后，有10人留在本地发展，只有孙雷远赴浙江杭州萧山区，担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去年8月28日，在杭州萧山区政府与传化集团共同打造的萧山科技城启动仪式上，孙雷首次以总裁身份接受当地媒体采访，信心满满地表示，萧山科技城“三年打基础、聚核心，五年出形象、提速度，八年成规模、大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1966年出生的孙雷是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毕业，曾在广州开发区、南沙区等单位任职，离职前担任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分管发展和改革、统计、体制创新、招商、金融、投资、经贸、外经、外贸、经济协作、保税、安全生产等工作。
记者梳理发现，孙雷与浙江传化集团结缘，可能始于2009年，时任传化科技城副总裁的成军率队在广州考察，结识了孙雷，发现他是个典型的实干派，有超强的工作能力，于是极力向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推荐。
2013年3月，徐冠巨率成军等多名公司高层造访位于广州南沙区的中国科学院软件应用技术研究所，孙雷以南沙区常务副区长身份陪同。应该就是这次造访，促成孙雷下决心放弃个人仕途发展。2013年6月，孙雷正式加盟杭州科技城有限公司任总裁。据科技城内部人士透露，孙雷履任至今，深获同事好评，董事长徐冠巨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
官员辞去公职转任民企高管，目前已形成一种趋势。以安徽省合肥市为例，去年以来，至少有5位公务员辞职，他们有的进入公务员队伍不到一年，有的已经担任领导职务。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位名叫王志的副县级干部，今年40岁，元旦后正式辞职，到南京一家大型商业地产企业做高管，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不小的轰动。
第三波离职潮？
事实上，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非常频繁，很多政府高官曾担任过企业高管，不少高官去职之后也转行到企业当高管。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曾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公职人员“下海潮”，一次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很多人离职创业；另一次是2002年前后，公职人员多以停薪留职、一次性买断工龄等形式下海经商。
去年以来，中共高层又是反“四风”，又是“八项规定”，政府简政放权，加上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动的厉行节约、公车改革、养老、医疗并轨等改革，公务员这个传统意义上的“金饭碗”正在悄然褪色。不少人认为，此举或将促成中国公职人员第三波离职潮。
然而，中国现实中的营商环境不容乐观。纵观前两次公职人员“下海潮”，只有1992年造就了一批成功创业者，比如，曾任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副主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就职于对外经贸合作部的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国进民退”势头日趋明显，辞官下海的公职人员多数折戟沉沙，比如当年轰动一时的原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原浙江省地税局总经济师徐刚等官员，辞职“下海”后都在险恶的市场竞争中销声匿迹。
既然内地营商环境明显恶化，为什么还有众多公务员离职“下海”？广东省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分析当前公务员离职的原因，认为一是从政晋升提拔无望，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二是原来工作中与某些企业有勾兑，需要在后期兑现期权；三是有人提前办理退休，既可以领退休工资，又可以在企业领一份薪水。
至于待遇问题，彭认为并不是主要原因。目前沿海地区企业一线员工月收入平均只有3000多元，中高层管理人员也只有五六千元，而政府机关一般职位的公务员都可以轻松月入近万元，仍然有很大诱惑力。
从4月中旬开始，号称地方“国考”的地方公务员招考陆续展开。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全国21省(区、市)公务员报考人数比去年减少36万。尽管公考整体报考人数同比减少，但录取竞争激烈程度并没有下降，原因是招录计划也同步减少。
以广州为例，据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广州市682个市直单位和各区县职位共招录997名公务员，共有67241人报名，审核通过者有59227人，成功缴费33885人，考录比约为59∶1。而今年广州市直单位和各区县提供551个职位，共招录666人，职位数、招录人数同比分别减少约19%、33%；今年共有70872人报名参加竞争，考录比达到106∶1，相比起去年考录比的59∶1，录取竞争难度提高近1倍。
“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暂时看不到公务员报考热降温的可能性，”彭澎告诉记者，他带的几个研究生即将毕业，仍没有找到工作，报考公务员仍是他们求职的热门选择。 如果反腐能长期持续下去，公务员待遇透明化，而且经济回暖，国内营商环境出现更有利于个人创业营商的氛围，公务员离职“下海”才有可能形成潮流。彭澎说，中国现在的整体形势都没有这种可能，断言公务员第三波离职潮为时尚早，目前看还“只是一个幻景”。
特约撰稿员／黄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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