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经过了7000人包围立法会、各地澳门留学生声援、参与团体努力向社会宣传之下，特区政府宣布撤回“离补”法案。
导读：《离补法》草案规定高官不但退休后有长俸、特首任内还可以不受刑事诉究，这显然已经突破了澳门不少市民的底线——市民虽不关心政治，但是政府不能做得太过分。
澳门特区政府不久前推出一项名为《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简称“离补法”）的法案，内容有两大重点：一则，包括特首在内的高官，退休后可以获得经济补贴；其次，特首在任期内不受刑事诉究。法案引起社会轩然大波。随着一场以反对此法案为主题的近两万人的游行于2014年5月25日登场，外界将目光聚焦在了澳门这个以往被看作是纸醉金迷的赌城。游行结束之后，澳门特区政府综合民意等因素的考虑，宣布撤回法案、重新进行公众咨询。这场创下了澳门回归以来历次参与人数纪录的社会抗议，使得外界对澳门政治、社会以及未来发展的走势，有了不同的思考与解读。
澳门市民轻政治、重生活
通常认为，澳门社会不似香港那样过度热衷政治议题和社会运动。港澳之间，一海之隔，最大的区别在于：昔日殖民政权的统治究竟是否深度。香港的殖民统治，是一种全方位意义上的深度殖民，英国将来自本土的价值观、社会管理模式以及文化习惯，渗透于普通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不少香港人都会有一个英文名。但是，在澳门，葡澳当局与普通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维系葡澳政府统治的中介，是传统意义上的华人社团。由此，葡萄牙的文化与生活模式，根本没有深入到普通澳门市民的生活中。在澳门，也很难看到普通百姓以葡萄牙语为自己取名带姓。
此外，英国与葡萄牙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历史也完全不同。英国自开始统治香港直到移交中国，150多年的时间中，其本土的政治体制大体保持了议会民主主义模式，且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反之，葡萄牙则在治澳的数百年中，历经战乱、革命、军政府独裁等历史动荡，连带影响对澳门的治理。如此情状，使得回归之时的澳门华人，对葡萄牙并没有好感或留恋。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普选作为一种政治安排，被写入《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时，基于对传统澳门社团政治的尊重，澳门《基本法》中没有提及普选的问题。当香港的爱国阵营斥责一些争取普选的民主派为“港英残渣余孽”时，你却很难在澳门找到“葡澳残渣余孽”。因为澳门的这一群体，已经小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与香港数量700余万、阶层结构复杂的人口状况相比，澳门的社会与人口结构要简单得多，人口也要少很多。这使得管治者在面对两地市民时，无论是公共行政的措施，甚至施政心态，都有巨大的差异。在曾荫权时代，香港政府基本对社会奉行不干预政策，也搁置了《国家安全条例》的立法；后来引起社会巨大争议的国民教育，虽由曾荫权政府提出，却是由梁振英正式宣布搁置。“做多错多、不做不错”，成为部分舆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毕竟，香港政府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在选民支持率、传媒舆论的生态以及一般民情指数上，香港市民对政府多抱以监督甚至“挑刺”心态。于是，恰恰是在香港，一个老太太可以用环保的理由，透过司法诉讼，一度逼停港珠澳大桥的施工。
澳门的情况则刚好相反。澳门回归之后，以新澳门学社为主体的泛民主派，一直试图复制香港社会运动的经验，力图实现澳门政治格局的转变——远期目标是普选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近期目标则是减少和废除特首委任及间选产生的立法会议员。这些目标与诉求，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层面，获得少许知识阶层的赞许，但是却难以赢得一般市民的认同。澳门市民更加看重的是自身的日常生活，过度政治化的议题很难在他们中取得支持。
或许可以这样去理解香港与澳门的不同：香港已经是一个比较西方化的社会，这使得不同的政治力量在香港生存扎根，都必须以西式的模式去与市民接触，这其中也包括政府；但澳门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型华人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街坊、乡亲依靠各种福利会、同乡会、职业联合会等社团进行组织动员。所以，香港的NGO带有强烈的西方式社会组织色彩；但是澳门的NGO——如果可以这么称呼它们，则完全是东方传统的华人宗法、宗族社会纽带的一种在新时代的延伸和表现。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经常被中国内地传媒、舆论以及网民热烈讨论的“陆港矛盾”，其实在香港的表现形式相对温和。例如，当内地游客与香港导游发生肢体碰撞时，旅行社与香港旅游业议会所能够采取的措施，便是报警、然后录口供、最后让游客回内地。但是在澳门，曾经发生内地游客与澳门本地导游的肢体冲突，引发的效果则是全澳门的众多导游，罢工包围旅游巴士，逼使涉嫌动手的游客道歉之后，才让游客离开。这种激烈方式，其实恰恰是东方传统宗法、宗族社会的一种动员和反应。但澳门的事件，却并没有引起内地舆论的激烈反应——也许，东方式的纠纷解决方法，即便激烈，也不会让内地人觉得不可接受；部分内地人不能接受的，反而是一些香港人西方化的文明优越感。
“东方性”的澳门社会
因而，香港作为一个较为西化社会，很多政令法案在推动进程中，遭遇的阻力甚大；而没有经过深度殖民的澳门是一个东方社会，政府的权威很大，普通民众对官府也是多抱以信任和支持的心态。故而，理论上看，推行政令或法案，在澳门应该容易很多。但是今次针对涉及高官的《离补法》，为何却引发众多民众上街抗议？
这恰恰是澳门社会“东方性”的体现。东方社会的特质，带来了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的便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一个非常容易为人忽略的关系是：东方社会中，民众对公权力的支持，是建立在一种对价或交换关系基础上的——政府给予民众幸福的生活；民众则放弃部分价值诉求，给予公权力以支持。在澳门，不少市民支持政府以及亲建制议员，理由就是希望政府施政顺利，少一些阻力，以此换得社会的和谐、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想得到自己生活的幸福。因此，澳门的民主派以普选等口号动员市民去反对政府，一直难以收到效果。
然而，澳门近几年来的社会民生状况却在不断恶化。物价——特别是楼价，不断飞涨；一般性生活消费成本上升，导致升斗小民的荷包越来越难以承受生活之重。虽然澳门政府每年以俗称“派钱”的方式与市民进行现金分享，但这种并非长远解决之道的做法，已经收到了反效果——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博彩和旅游为产业支撑的澳门，产业结构过度单一，带来的是青年人向上流动的路径变窄，社会贫富差距变大。这些民意的怨言，已经是数年以前便已形成的暗流。今次如此多的民众针对政府推出《离补法》草案上街抗议，不少人并非反对澳门政府或转向支持澳门泛民阵营，而是对本地民生状况不满的一种爆发。
东方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少人曾经认为澳门人不关心政治议题，政府可以轻松收到管治效果，但今次却大跌眼镜。《离补法》草案规定高官不但退休后有长俸、特首任内还可以不受刑事诉究，这显然已经突破了澳门不少市民的底线——市民虽不关心政治，但是政府不能做得太过分；且百物腾贵、物价飞涨，不少市民的孩子至今还买不起楼。
这便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澳门。很多人事前都未有意识到：民意会对政府推出《离补法》草案有如此大的反弹。假如真的存在与西方化社会不同的东方社会，则不能忽略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在东方社会也是有限度的，这便是政府必须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今次，无论澳门最终是否会通过高官离补法案，如何面对市民对政府施政的期待、改善民生，都将是澳门特区政府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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