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14年6月9日，距离世界杯开幕不到3天的时间，巴西圣保罗市的地铁罢工仍在继续，造成市内交通混乱。图为一名参与罢工的民众经过防爆警察部队。
导读：由于贫富悬殊加剧，巴西中低收入阶层对“高投入增长模式”反感加剧，并对政府挖肉补疮，将在他们看来本该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的资金投到世界杯筹办上开始怨声载道，进而迁怒于最喜欢的足球运动。
2007年巴西夺得2014世界杯主办权时，“桑巴王国”举国欢腾，之后，巴西《圣保罗页报》发布获得主办权后首次民调，支持巴西主办世界杯的比例高达79%，反对者不过区区10%。去年6月，巴西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许多人喊出“要福利不要世界杯”的口号，但当时民调显示，支持举办的比例仍在六成以上。
但在世界杯即将开锣之际，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年4月初《圣保罗页报》组织的大型民调覆盖全国162座城市，受访人数多达2637人，受访者中55%认为举办世界杯对巴西弊大于利，其中支持巴西举办世界杯的比例仅48%，这是巴西夺得世界杯主办权后，第一次出现支持举办者不过半的局面。
这届世界杯的主办权，是巴西苦候多届、过关斩将才获得的，巴西人何以要对世界杯“始乱终弃”？
经济骤降的现实壁垒
早在2007-2008年期间，巴西一口气“大包大揽”下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会并非世界杯一项，2015年美洲杯足球赛、2016年夏季奥运会，也都花落巴西。
之所以如此，是当时意气风发的“金砖”巴西，希望借连续举办大型运动会，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其效仿对象是同在拉美的墨西哥和远在亚洲的日本、韩国。
1986年，本是替补（此前哥伦比亚因经济困难自动放弃主办权）的墨西哥顶着大地震的惨重伤亡，成功主办世界杯，极大提升了
这个中美洲国家的国际形象；而在此前、此后，日本、韩国通过成功举办一系列大型运动会（日本1966年东京奥运会，韩国1986年汉城亚运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日韩2002年世界杯），让国家脱胎换骨，其积极效应至今受用无穷。
申办世界杯、奥运会之际，正是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当时的巴西仿佛世外桃源，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作为“金砖”国家之一，巴西在吸引外资方面较中国、印度显得更为从容——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避险资金蜂拥而入，经济学家纷纷看好巴西，而该国也一度保持7%-8%的GDP高增长率，令许多巴西人产生“我们比发达国家还棒”的乐观心态。
在这种心态驱使下，许多巴西政治家和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成就被低估了，之所以被低估，是因为“吸引眼球”的动作不够多。正因如此，巴西政府才希望借连续主办大型体育盛会，凸显巴西的大国形象和民族自豪感。按照他们的精心计算，到2014-2016年的“赛事主办密集期”，巴西经济已更上一层楼，两好相济，自然相得益彰。加上足球本就是巴西人最喜爱的体育项目，民众对政府“大操大办”世界杯自然举双手赞成，甚至在最初一段时间，民众对筹办过程中不断涌现的问题也普遍选择漠视和宽容，一味期待着2014年的举国狂欢。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巴西世界杯筹办的关键年是2011年，这一年组委会拿出了筹办的蓝图和进度时间表，但同时，巴西经济增长率从前一年的7.5%骤降至不堪入目的2.7%。到了2012年，12个主办场地开始动工新建、改建，而国家经济增长率跌至0.9%。这让许多巴西人意识到：原来巴西还没有奢侈到牺牲社会福利和基本民生，去主办如此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全球狂欢节”的地步。
对此，罗塞夫政府最初并没有放在心上，他们一度认为，经济增速的回落是暂时的，随着世界杯相关工程的相继展开，GDP和就业率都会得到显著提升。
但现实情况却和意愿大相径庭。拜“世界杯效应”所赐，2013巴西GDP增长率虽回升至2.3%，但根据巴西央行今年年初的数据，，巴西经常账目下赤字已高达814亿美元，同比升幅高达50%，较市场预期高出34亿美元。与之相比，同期巴西贸易盈余仅25.58亿美元，同比减少86%以上。
不仅如此，由于基准利率过高（11%），而通胀率也居高不下（去年年底6.1%，且市场预期随着连续3个大型赛事的举办，还会大幅提升），巴西政府已很难使用最常见、最有效的利率杠杆进行调节。
穷人反对“穷人的运动”
巴西现政府是左翼政府，基本支持者是底层穷人，而足球又是著名的“穷人运动”，因此巴西政府和许多观察家才对世界杯筹办最初的问题掉以轻心，认为“只要贫民不乱就没问题”。
去年的全国抗议虽然声势浩大，但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正如巴西社会学家、热图里奥.巴尔加斯基金会的杜塞.潘多尔菲所指出的，政治家和选民保持距离是巴西的传统，军政府时代如此，卢拉-罗塞夫的左翼政党执政时代也如此。
但随着巴西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中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他们对“新权贵寡头联盟”的形成和自身政治、社会地位的被忽略十分不满。自2012年起，部长、议员的众多腐败丑闻相继传出，令公众不满陡增，这和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速、忽略公众不满有很大关系。随着经济增速下滑，通胀加剧，社会矛盾便再难掩盖。
从这个意义上讲，2013年6月全国抗议的导火索——阿莱格里港当局企图将公交票价提升7%，不过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引子，而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也仅仅是中产阶级宣泄对政府不满的连带牺牲品——世界杯是政府的“样板工程”，而中产阶级原本就有更多样化的体育休闲选择。
但那时，罗塞夫政府的基本票仓——贫民还没有动起来：他们仍然对政府长期推行的福利政策抱有好感和依赖性，也依然对“穷人的运动”情有独钟。
然而一年过去，“穷人运动”最坚定的支持群体悄然发生了动摇。
由于贫富悬殊加剧，中低收入阶层对“高投入增长模式”反感加剧，并对政府挖肉补疮，将在他们看来本该用于增加社会福利投入的资金（巴西近年来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缺口越来越大，公众对此怨声载道）投到世界杯筹办上开始怨声载道，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进而迁怒于最喜欢的足球运动。
2014年不仅是巴西世界杯举办年，也是巴西大选年，在许多本地人看来，政府为脸面和选票不惜在世界杯筹办方面一掷万金，在资金投入捉襟见肘后便着手压缩教育、市政服务等与民生关系更为紧密的公共服务，从而加剧了与政府间的隔阂与矛盾。前巴西著名球星罗马里奥在法国《队报》上直言，年轻人不一定需要足球，但他们需要教育。“如今世界杯在巴西已成为上层社会的游戏，却要普通民众为他们埋单，2014年世界杯可能是伟大的一届，却并非巴西人民的世界杯——因为他们买不起门票。”
而为了压缩开支、确保赛事，罗塞夫政府又作出错误选择：砍掉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绿地、新闻中心等配套项目，死保12个场馆建设。
但在穷人们看来，配套项目至少可以改善巴西经济后劲，提升自己今后长期的生活品质，暂时花些钱，蒙受些不便，长远看却是有好处的。而那些场馆因政府最初迂阔无当的决策——12个场馆分散在12个城市，而非根据足球人口和商业开发条件来安排，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赛后将没有俱乐部接手，势必成为所在城市财政和当地纳税人长久的经济负担。
正是一年来的微妙变化，令去年还普遍乐见世界杯主办的巴西贫民阶层也纷纷加入抱怨行列。当然，随着世界杯赛的开赛哨响，巴西人多半会忘却大部分不便和抱怨，穿上黄衫，涂上油彩，踩着桑巴舞步，暂且沉醉于单纯的足球快乐中。不过，待席散客尽，杯盘狼藉，巴西人将不得不正视盛筵不再、苦涩依旧的现实。
巴西人、尤其穷人依然热爱他们血液里的“桑巴足球”。他们反对的，仅仅是在他们看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2014年世界杯主办罢了。正如组织罢工的圣保罗地铁工会联盟主席普拉泽雷斯所说，毁掉这届世界杯，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因此，圣保罗地铁工人愿意在开幕式当天正常进行工作。但他们开出的条件也是明确的：满足他们提出的涨薪条件，要不他们将再次罢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陈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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