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有分析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已经身处“泥石流”当中。
近来，很多外国投行和分析人员都预计中国经济形势不佳。中国经济环境中的主要问题究竟是什么？这是当前经济学界和市场都需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为此，《凤凰周刊》记者在近期采访了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陈功。安邦咨询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最早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独立跨国型智库。陈功以民间智库独立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阐释。
他认为，中国身处各种矛盾的“泥石流”当中，改革已很难深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产业基础和债务的国际化，而这些都不在央行的职权范围之内，需更高级别的机构统筹推动。中国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使得很多行业正在失去竞争力，加之产业成本上升过快，经济已无法维持过去的增长趋势。民营企业国企化现象严重，会让中国经济失去活力。
改革很难深入进行
记者：你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判断？
陈功：我连续几年参加“西山会议”，发现很多人对改革深入的看法越来越乐观，大家用了很多如“春潮涌动”、“横空出世”等富有想象力的词汇，来形容改革的格局，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安邦认为，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解决起来很不容易。因为它们互相纠结在一起。什么是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重大利益的重组。重组，就是你的给我；我的给你，或不给你。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以希望能“快刀斩乱麻”眨眼之间就把问题解决掉，是不现实的。
在看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长达60多项的改革清单之后，我觉得很不乐观。据我了解，到2013年为止，60多项改革被启动的只有20多项，应该说这个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耐心地观察，去评估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中的问题，就会发现改革越往后越困难，并且这些难点就会逐渐浮上水面。中国现在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已经身处“泥石流”当中。
央行无力人民币国际化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是改革的重要一环，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以及央行在其中的作用？
陈功：目前来看，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实际就是把责任基本全交给了央行。央行也在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重要？在于其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系到中国在全球化当中的地位，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如何在发钞增加的条件下没有通胀，这就要看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了。
表面看这是个金融问题，应该由央行来管，但实际上早就超越了金融层面，它涉及到两个重大问题：一个是产业，一个是债务。人民币国际化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现在一提债务好像都谈虎色变，其实债务是个好东西，例如有了债务才能发钞，有人拿到了债务（很多时候这就是国家债券，也是一种资产），才能用来抵押，借到人民币资金。
如果没有人民币债务的国际化，单独去考虑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不现实的。这也就是央行现在无法胜任人民币国际化工作的关键原因——央行只能完成技术上的运营和管理，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超越了它的职权范畴。
产业和债务相比较，后者跟央行的关系可能比较大，但实际也是条块分割的，诸如银监会等金融机构都在管。而商品和产业，则早就超越了央行的能力范围。产业总是跟商品相关，产业、商品与金融的关系也是最重要的链条，产业国际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前提。
观察美元等真正的全球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在全球贸易中流通，一定与其强大的产业、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大的世界影响力紧密相关。在美元之前，曾经有一个货币在世界上流通了200年——墨西哥比索，包括当时的中国在内，都是用墨西哥比索作为流通货币来使用。但这有个前提，当时的美洲向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关键性商品，如糖、染料、白银等，这些商品都是欧洲和全球市场所急需的，这支持了墨西哥比索在200年中广泛地流通。所以产业的国际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
中国的决策部门如果真的希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就一定要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摆在一个比央行更高的位置上加以推进，才有可能让人民币国际化真正地迈开脚步。
老龄化、少子化削减竞争力
记者：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即将完结，中国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会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是否有解决之道？
陈功：出租车司机或家庭保姆这一层面的劳动力，很快就会有大量来自于国外的劳动者在承担；建筑界也差不多，尤其核心建筑队伍急剧老化，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当一个建筑工人。再如北京等城市，保姆的工资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每月800元上升到8000元甚至更高。预计以后还会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告诫我们，中国很多行业正在失去竞争力，正在面临激烈的老龄化挑战。老龄化的速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企业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消化的。怎么办？无非就是要么走出去，要么请进来。有人说，涨工资也成，但涨工资就意味着成本上升，竞争力就要下降，就被迫要搞科技，在科技研发的投入方面注入更大的资源。
但是这种科技研发的投资，光有钱是没用的，是否有科研和技术的储备才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中国只能通过向外国购买和挖掘人才“偷学”一点先进技术，这样根本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业成本上升过快
记者：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等持续上升，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产生哪些影响？应如何消化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
陈功：产业发展主要是成本的问题。越南此前出了不少事情，很多的中国企业在越南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这些企业为什么要去越南，乃至形势并不稳定的东盟国家？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环境中成本的快速上升。
按理说，成本的上升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即在GDP总量的扩大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交换的代价就是成本的上升。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成本的上升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但问题在于，成本上升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升的速度，关键在于以多快的速度出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如果成本上升的速度很快，经济社会中到处都能看到这种上升带来的影响，企业和产业就将无法应对。
其来不及适应，无法在短期内消化在产品价格里，盈利水平就会随之下降，竞争能力也会下降，产业就没办法维持过去的增长趋势。企业要么搬家，要么倒闭，这就形成了产业的问题，但究其实质，是速度的问题。
民企国企化严重
记者：民营企业是保持市场经济活力的主要动力，但民企国企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功：民营企业的问题跟中国未来的趋势有很大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中央的一个既定政策，就是要搞好市场经济，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来解决。
可要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过去的国有企业，即便不能说一家独大，但也独占了很大的市场空间，现在的民营企业能不能承担起这份重担，能不能哪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现在国有企业的这种地位？很困难。
原因在于过去十年的发展中，民营企业出现了一种异化现象，民企要生存，就要尽可能地向国企和政府靠拢。我们经常提到的戴红帽子、搞混合制、股东合作以及大量的腐败活动，都意味着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的、超大型的民营企业，出现了这种异化现象，它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定程度上的国有企业。
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驱使民营企业在考虑投资、产业、发展的问题时，想法跟国有企业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甚至比国有企业还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是不能承担起在市场经济当中的社会责任和发展责任的。
民营企业能不能发挥市场作用并产生经济价值，这不是凭空想象或者照本宣科的，这些都是需要观察的问题。我个人对此是比较悲观的，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环境中的一个大问题。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记者／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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