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美国对中国的怠慢现在仍然毒害着美中关系。
上周，美国海军在历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举行联合军演。这是2006年以后中国海军首次访问美国水域，三艘中国军舰与美国战舰一道，参与了模拟搜救演习。演习对外宣布的目标是增进两军之间的了解，有时候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军事及外交关系似乎以惊人的速度从对抗走向温暖，又从温暖走回对抗，这种情况中美联合演习是令一种人欢迎的姿态。就在8月29日，美国防长查克·黑格还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增加了对抗的风险，损害地区稳定，对外交解决的前景蒙上阴影，”因此他表示关切。
在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增大之际，中美之间出现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然而，双方在看待对方的方式方面存在的分歧正在增大。美国的利益越来越多地定位于“围堵”中国亚洲太平洋存在这种不成文的战略上。不过，珍珠港联合演习却出于另一种原因的历史倾向：在中国，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美国的行动系于一种不公平的地区安排，而这种安排可以回溯到二战结束之时。
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对盟军在亚洲取得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并没有认识到对中国应付的义务。就像美国上世纪40年代企图阻拦中国在世界上取得应有地位一样，美国再次寻求围堵中国。在联合演习开始仪式上，美国夏威夷地区海军及中太平洋海军水面集团军司令里克·威廉斯说，“历史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未来我们也将联系在一起。”对于正在重新发现与美国历史关系的中国来说，威廉斯的讲话听上去符合事实，但在某些方面美国听众听起来可能不那么舒服。
多年来，众所周知，在战时中国，中国与美国的首要军事目标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集中的表现在中国领袖蒋介石与珍珠港事件后派往中国担任美国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尖锐矛盾上。史迪威将军粗鲁的风格为他赢得“醋乔”的外号。史迪威的日记显示出他对蒋的鄙视，他称蒋为“花生”。史迪威对战时首都重庆腐败盛行以及中国军队不佳状态感到厌恶，只身直接与蒋发生冲突。1944年，中国领导人最终要求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这一时刻标志着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根本上的决裂。战后美国广泛流行的观点是蒋介石腐败无能：蒋的外号成了“抢我钱”（Cash-my-Check）（因为蒋介石的英文名字读起来接近cash-my-check，直译为：兑现我的支票）。
不过，最近几年来，这种历史表述受到中国和西方学者严肃的历史修正。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中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与日本作战，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外国的援助。20世纪初，中国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与咄咄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突出，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是日本阴谋侵略中国最清楚的信号。1937年7月7日，中日军队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开战，几周之内，日本与中国爆发了全面战争。在后来的8年时间里，大约有1400万中国人牺牲，8000万到1亿人口无家可归，尽管存在缺陷，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真正的公路、铁路和工业现代化，这时却遭到了彻底的摧毁。
今天，许多西方人士对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知之甚少或干脆一点不知道。然而事实是，在英法与德国开战两年之前，珍珠港事件发生4年前，中国已经在与日本交战。中国拖住了超过50万的日本军队，对整个盟军战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1年初，中国国民党人与其难以对付的共产党盟友是在远东对抗日本的唯一主要力量。如果当时中国投降日本——或者在之前的1938年投降日本——中国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东京会更早地对东南亚或者甚至英属印度开战，从而会极大增加盟军在太平洋战争取得胜利的困难。
然而，蒋介石需要确保中国生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这一事件同时也削弱了他的政权。整个盟军的目标必然决定了欧洲及太平洋战争的优先次序，而蒋的目标是反对日本侵略保持中国的完整，两个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众所周知，盟国的意图存在分歧：毕竟，温斯顿·丘吉尔寻求保护大英帝国，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则希望利用这场战争解体大英帝国。在华盛顿以及战场上存在的美国压力意味着中国自己的战争目标常常被草率地遭到丢弃。史迪威将军反复试图的战略与蒋介石的战略存在矛盾，又让这种局势更加恶化，4年前被迫单独作战的蒋介石态度谨慎。
例如，1942年2月，史迪威对蒋施加压力，要他参加计划不周的进攻行动，企图从日本人手里重新夺回缅甸。1942年，蒋对史迪威指挥下中国军队受到的蔑视性待遇感到吃惊，他写到：“盟国只是空话。”在1943年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对蒋含糊地表示援助，而在约瑟夫·斯大林的压力下，却立刻推翻了承诺。1944年，中国军队被迫协助西方军队重新夺回缅甸，尽管中国的中部地区受到日本“一号作战”的巨大压力，在这次行动中日本动用了约50万的兵力。
战争年代蒋的决定经常变化，而且常常思考不周（盟军的许多其他决定也一样）。但是，蒋也是艰难现实的受害者。西方盟国需要中国参战。然而，由于中国是最后寻求盟国援助的国家，中国被反复要求承担一个拥有更为富裕国家都难以承受的负担，却没有向这个贫穷、孤立，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4年多之前就开始抵抗日本的国家提供援助。为继续抗战，国民党人迫使其民众支付的代价就是越来越多的腐败以及政权的压制。然而，人们没有充分理解，战争对中国自身的深刻影响其实是中国的敌国和盟国对中国战时政权施加的极大压力的产物。1943年，愤怒无比的蒋这样描写另外三个盟国：“中国好像遇上了一个流氓，一个恶霸，一个绑匪。”即使与蒋不和的美国派驻战时中国的大使克拉伦斯·高斯在1944年写给华盛顿的信件中也提到，批评人士可以谴责美国，因为“我们没有向中国人提供武器”，远征缅甸北部是一种错误。
几十年来，西方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描述经常贬低蒋及国民党人所做的贡献。1949年毛夺得胜利之后的中国大陆也是这样。政治上唯一可以接受的观点是共产党在战胜日本战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不过，最近几年来，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学者有了更多的余地更为深入地研究这场战争（部分原因是政治家们认为对蒋介石正面回忆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现在在中国大陆常常可以看到人们赞扬蒋介石对抗日战争所做的努力。
然而，中国国内对旧敌国民党采取更为同情的态度却产生了一个不曾预料的结果：一种对美国作为中国战时伙伴不良记录的新的憎恶。中国分析人士开始将国民党领导的中国遭受的待遇与美国当今在国际社会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认为，战争结束时推举中国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目的在于建立美国的一个“附庸”国（碰巧，丘吉尔也持这种观点）。另一为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观点，宣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仅在于“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中国正在创造的这种叙述基于对历史的一种特殊解读，在这一历史中，美国一直企图打压中国的国家愿望。在新的西方历史版本中，承认二战中中国是美国“被遗忘的盟友”，这种观点将成为改变政治温度的一种元素。承认过去那段时间——并不久远的过去时光——中国与美国在反对法西斯战斗中真正的盟友，可以修正历史上的不公：结论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中国对战胜日本做出了贡献，1945年的事业并没有完成。如果这种对历史观的修正有助于创建更为友好的气氛，就可能存在更多余地对如何利用中国的影响在美国无意离开的地区获得最佳效果，开展慎重的讨论。珍珠港可能是开展这种对话的理想地点。
本文摘自译言网 原文来自《外交政策》
作者/RANA MITTER 译者/ringohan 校对/王家骏
======== 香港凤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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