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新近一期封面，标题为《伊朗革命结束了》。大意是197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走向尽头，伊朗人不再狂热，而是想以务实的姿态加入当下的世界体系中，过得更轻松，更世俗，更开放，更享受生活。
如果谈到伊朗人的心态转变，这个判断其实并不新，只要去过伊朗都有体会。但或许是当下的局势使得外界有新的期待。伊朗的新总统哈桑·哈鲁尼是开放保守派的交集，两边都捂得住。所以他去年选举时就没出现上上届的街头斗争。考虑到阿拉伯邻居这几年一直不争气，再顽固的长袍教士也得妥协让步，毕竟他们对伊朗的控制力并没有达到朝鲜的水平。最近石油价格骤降，对于靠出口石油死撑的伊朗来说，这是伤筋动骨的打击。公家的、权贵的口袋都受到损失，于是社会与权力间的变革共识有达成的渴望。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让步无底线，放开闸门，将民意的期待像泄洪一样放出来，再想挡住就很难。老一代革命家还有几个没驾鹤仙去，这时候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玩了，革命家肯定要跟他拼命，头颅换来的江山，尔等要变，亦需拿头颅来换。僵持之下，搞不好伊朗又要卷入新的轮回，一次彻底的、决绝的逆袭。
伊朗轮回这个概念是一个伊朗基督徒告诉我的。那是在6年前我去伊朗玩的飞机上。他告诉我伊朗每40年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重启新的道路。自然这个变化过程也是“绞肉”的过程。
后来我算了一下，40年都长了，自1905年伊朗启动立宪以来，二三十年就来场变革是有的。有的是外部的原因，比如受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影响，有的看起来是内部自身运转失灵，但境外势力功不可没。实际上，伊朗人可能比我们对境外势力更敏感。伊斯兰革命闹腾起来，巴列维国王第一个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CIA要搞我。而霍梅尼躲在巴黎写他的建国大纲时，脑子里琢磨的就是如何复兴本土传统国学，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实际上他往传统文化里加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私货，只是不点破罢了。
说到霍梅尼，伊朗首都的国际机场叫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世界上以领导人命名的机场大概不少，但以宗教领袖命名的确乎不多。感觉香火气稍微重了点。
霍梅尼他老人家的照片永远是一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架势，暗色的长袍，缠在头上的教士帽，长长的胡须上端连着两道剑眉。面相上他和同时代革命家切·格瓦拉同志处在两极。
所以，当我刚下飞机时，多少是有点紧张的。会不会有检察官要求你打开电脑，搜查色情电影和犯了清真忌讳的影像资料，身上若有麦兜之类的饰品要抓去关禁闭？海关人员会不会要求你背一段《古兰经》，否则不许入境？墙上是不是挂着“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之类的标语？不用说，霍梅尼的半身像一定无处不在，像老大哥一样看着你。
可是进了机场，说真的，拍出照片说是北京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也会有人信，大理石地面，现代式的天花板，特有新兴国家的面子。人们在机场的咖啡馆里悠闲地喝着卡布其诺，旁边的灯箱上是最新款的松下电器，旁边还站着个穿着韩版英伦范儿的帅小伙。
等我拿了行李，走到出口，看到好几十个手捧鲜花的人等在那里。是的，大部分人都手捧鲜花。这种场面我只在首都人民热烈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或者中国领导人访问平壤的纪录片里看过，难道来了什么重要人物，还是大明星？显然，不是为我准备的。
后来，德黑兰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伊朗人在迎接亲朋时，都爱带着花，作见面礼。真是礼仪之邦。如果在国内，我接人拿束花，接老婆还好，要是接个兄弟，那真有点那啥了。
人群里面也有不少穿黑袍子的，主要是“她们”。其中有几个小姑娘，总是看我。我也不知道她们的眼神究竟代表着在动物园里看大猩猩，还是遇到了金城武。当然在遥远的东方，我和金城武有一定差距，但没准儿我长得更符合伊朗标准呢？理想还是要有的，脸皮是可以放一下的。
于是我斗胆拿起相机对着她们乱拍，有的姑娘很开心，有的似乎不太乐意。接下来我就想试一把，把镜头对准旁边几个大一点的，她们穿着黑色的长袍，遮着面纱，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我注意到她们的眼眉修剪得颇为精致。我想，拍拍看吧，不让拍我就说“苏利马赛”，冒充日本人。这是我的诀窍，在国外买花花公子杂志或出错误就冒充日本人。上次冒充是在夏威夷学冲浪，最好成绩站在板上0.5秒，于是我说了很多很多次“苏利马赛”。
结果出乎意料，我一拍，她们全笑了。很遗憾，看不到她们的身材，但能感受到她们的大方和开朗，完全没有金庸笔下那种谁看了我的脸我要么杀了他要么嫁给他的木婉清气质。有个姑娘还主动过来说，这位客官打哪里来啊？我如实回答，中国。
这可跟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伊朗完全不同啊。按维基百科的说法，这个机场可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外国敌对势力斗争的桥头堡。机场本来是巴列维时代请美国设计师设计的。后来革命家认为伊朗可以对外国人说不，要展现自己的实力，把原来的外国图纸给废了。于是，嗯，后来他们找了法国和土耳其的建筑设计师带着伊朗本土建筑师一块儿干。2004年机场开始试运行，有两架本土飞机拒绝在这个机场降落，理由很爱国：我们拒绝在外国人运行的机场执行任务。可按照这个逻辑，难道他们不应该拒绝把莱特兄弟发明的大怪物飞上天吗？感谢真主，我在霍梅尼机场没遇到这俩飞行员。
按计划，德黑兰的朋友来接我，可是等半天不见人。这时我才想起开电脑查电话和地址。然后我发现，有免费WI-FI。而且，墙上的座机可以免费打到我朋友家的座机。可惜这人居然不接听。为了联络朋友的手机，我管几个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要了电话。基于本人出色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他们决定送我进城去德黑兰市区的朋友家。我想反正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他们应该也不至于劫色，索性上车吧。
车是伊朗自产的三厢白色轿车。加了我之后，稍微有点挤。有个哥们儿的老爸是在新加坡、台湾地区做生意的。他对中国大陆也挺感兴趣。有意思的是，这几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很敏感。他们会说外面不少人觉得伊朗很坏，问我喜欢不喜欢伊朗。当然，我喜欢伊朗。而且说实在的，不是因为搭了将近两小时免费车的缘故，我确实喜欢伊朗。曾经有个研究中东的老教授看我面相说我们家祖宗可能是从伊朗移民到中国的。没准儿五百年前，我家祖宗和这几个伊朗小伙子的祖宗还做过邻居呢。
大概越是这样整天被外国媒体“黑”的国家，人民越是对外国人格外热情。在此后两个多星期的旅途中，我不停地被人问你觉得伊朗好不好之类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大多数问问题的都是美女，我早烦了。
在车上，我跟新认识的朋友们说，我知道你们看起来很保守封闭，但其实骨子里是开放的。这感觉我们中国人很熟悉。我们那里私下里也未必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共产主义。于是这群伊朗兄弟连连点头说，我们伊朗的伊玛目也不见得就真是伊玛目。
大家说开了，彼此就觉得谈得来。我索性问德黑兰有没有地下夜总会，因为理论上这是严重违法的。他们说当然有。接下来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就来了。他们说伊朗人形容一个人喝酒喝醉了，就说他醉得像头驴。这我很难理解了，喝醉了和驴有什么关系呢？
总之，一路上，他们给我介绍德黑兰的方方面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对话，比如交流了两国常用脏话的发音，以及异性的气质。汽车音响里放着Justin Timberlake的《my love》和波斯语的RAP。这种腐朽没落的西方音乐自然不是伊朗电台能够放的。但是人们可以翻墙上国际互联网下载MP3，再弄到车载播放器里。科技真伟大。
忘记说了，我那次去伊朗是6年前的2008年夏天。所以，当我看到《经济学人》说伊朗不再沉迷宗教革命时，一点也不奇怪。那些年轻人长大了，开始有所作为了嘛。
文 / 秦轩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3期 总第5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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