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廉价提供农产品”和“如何防止农民收入相对减少”是中国农业面临的至关重要而又时常对立的两个政策目标。
面对日益增加的食品需求，与中国大陆农业禀赋和消费习惯相似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曾依靠进口和农业补贴来满足国内需求，中国大陆则一向立足于基本农产品自给自足。虽然近年进口增加，但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上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任何大国都更难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食品需求。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食品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解决食品问题的途径有两个，一是仿效英国和日、韩、台，通过进口大量粮食来降低自给率，维持低成本的工业化；二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产量。90年代以来的国际农业格局变化已经明确的显示出依靠粮食进口的风险，因此，依靠国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仍然是唯一选择。
“发达国家出口粮食，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的历史根源
90年代后，对农业发展而言，重大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WTO农业谈判的影响、国际农业政策环境的变化、食品进口国农业比较优势提高、生物质能源的开发。
1961-1990年国际农业格局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发达国家出口粮食，发展中国家进口粮食，这种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率先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大量进口粮食，先进工业国随工业品的出口扩大而不断增加粮食等农产品的进口，发展中国家则相应是粮食净出口国。
这种情形到二战结束后开始逆转，其原因无外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在需求方面，根据恩格尔定律，发达国家家庭消费中食品所占的份额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同时，发达国家人口逐渐趋于零增长，因此食品消费趋于饱和。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并且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收入提高速度很快。发展中国家总体的收入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相近，但绝对水平仍很低，其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食品消费远远没有饱和。
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较低，其按摄取热量计算的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如果同样收入水平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食品需求增加更多。再考虑到人口因素，发展中国家在1961年到1990年间粮食需求的年均增速为3%，其中低收入国家为3%-4%，中等收入国家为2%-3%。同期发达国家不到1%。
在供给方面，发达国家倾向于供给过剩，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供给不足。发达国家农业产出在1965年到200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发展中国家为2.2%，其中低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2%。
同时通过对劳动投入、劳动生产率、综合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业，无论是劳动投入还是综合投入都是下降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很快。而发展中国家，其农业产出的增加和投入增加基本是同步的，生产率提升有限。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对农业进行大量投入之后，仍然无法满足其日益增加的食品需求。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工业为中心的现代产业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高于农业，农业因此失去比较优势。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因素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业渐趋萎缩，于是只好从供给过剩的发达国家进口食品了。
发达国家因WTO而削减农业补贴
但是，这种国际农业生产和分工格局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WTO谈判削减农业补贴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调整——由于农业投入过多导致供大于求，需要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不断增加的农业补贴使得农业很难自发的进行调整，发达国家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贸易摩擦压力。农业保护政策，初衷都是为了缓解农民收入相对下降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反而错误地刺激了农业生产，扭曲了资源配置。
到了70年代，欧盟地区开始成为农产品的净出口国，这使得GATT-WTO的两大玩家美国和欧盟能够拿出对等项目（比如出口补贴）进行交换，于是农业谈判就此展开。WTO农业谈判的议题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发达国家中的出口国如何削减农业保护，二是出口国如何打开进口国的市场。第一个议题大部分实际已宣告结束，发达国家通过削减不可承受部分的农业补贴，同时保留可以承受部分的补贴，各自达到了目的。
其次，农业政策从鼓励生产转向维持收入。WTO框架下的农业补贴得以削减，与各国农业政策的转型密切相关。为了避免过于沉重的财政负担和贸易摩擦，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逐渐将鼓励生产的政策调整为维持收入的政策。这种现象可以从农业补贴的结构变化中发现。
WTO农业谈判将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补贴归为三类，黄箱补贴鼓励生产，蓝箱补贴鼓励限产，绿箱补贴既不鼓励生产也不鼓励限产，相对中性一些。在食品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发达国家愿意更多的将对农业的支持转为对农民的支持，从刺激生产转为维持收入，这就产生了蓝箱和绿箱，这显示了农业政策由农业增产向农民增收的转变。
中国能否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
90年代后的又一变化是，进口国比较优势发生逆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比较优势改变是国际农产品市场格局变化的深层原因。以日本、韩国、巴西及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经济体，经历了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之后，工业和服务业增长渐趋缓慢，农业相应增长较快，其农业比较优势在90年代开始回升。
当一个经济体处于分工更趋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其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容易解决。日、韩、台湾地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通过降低国内农产品自给率的方式，成功的利用了国际市场，降低了国内食品价格，进而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尤其是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中国能否也像日、韩、台湾地区那样，尽量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来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呢？这取决于国际农业分工格局是否继续向着比较优势的方向调整。
在1995-2008年间，不仅是欧洲国家，就连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等农业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都出现了农业比较优势指数上升的现象（农业对全部产业的比较优势指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至少来自两个方面：他国农业补贴的减少，本国农业生产率提升的加速。一些农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其农业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加快，显示了其他食品出口国农业比较优势下降的端倪。
生物质能源的需求可能导致粮食价格上升
世界生物质能源的产量在2003年之后出现了加速上涨的趋势，能源价格的上涨刺激了石油替代产品的生产，生物质能源是其中之一。生物燃料对保障世界能源安全作用有限，但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巨大。目前的生物燃料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策推动，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技术进步使得生物燃料产业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同时粮食作为燃料的生产原料，其收益在短期内高于用于食物用途。生物质能源的发展对未来粮食市场重要的影响就是，可供出口的农产品是否会因生物质能源的开发而相对减少。
生物质能源的新需求
中国居民对食品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但需求结构的调整还在继续。中国大陆居民目前的肉类和植物油脂的消费水平都只有日、韩、台湾地区平均水平的一半，换句话说，中国居民已经吃饱，但还没有吃好，对肉类和植物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导致饲料粮和油料作物的需求增加，具体来说就是玉米、大豆和植物油。这意味着中国大陆还将继续进口大豆和植物油，玉米作为饲料也可能会大量进口。
目前的农产品供应已经渐趋渐紧，食品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越来越高，中国的食品供应已经出现了偏紧的状态，经济学中称之为食品短缺点。这是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不断流失的农业劳动力和耕地共同作用的结果。食品短缺点是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食品价格的升高将直接带来人们生活压力的上升，推动工资上升，工资侵蚀利润的结果是利润不再随着资本的积累按比例的增加，最终导致工业化成本的上升，甚至资本停止积累，经济发展中断。要避免食品不足的问题，就必须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作者：赵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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