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老龄化来得快，准备得有点晚，在各种制度上都缺乏顶层设计。因此，只能两步并一步走，完善制度和调整结构并行，为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白色浪潮来了
1963-1975年间中国出现了生育高峰，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八年超过20‰，接下来是30多年的“一孩家庭”政策，人口结构热胀冷缩式地从金字塔进入少子多壮的橄榄型状态，向少子多老的柱形状况发展，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周期比其他国家短。国民应当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做好准备应对社会转型，不应当抱有任何幻想。
谁是老人，需要达成社会共识。全社会都要关注国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减去养老金平均支付期数（一般假设15年），即老龄人口的计算年龄。2014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约为76岁，61岁是老人。
老龄社会的时间表是按照老龄人口（65岁）占总人口比例和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进行度量的。中国在2000年达到7%和10:1，进入老龄社会；约在2025年达到14%和5:1，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养老金税费率（10%）和养老金替代率（50%），出现代际赡养边界；约在2040年达到21%和2:1，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实际老年赡养比研究显示，在劳动人口（15-59岁或15-64岁）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人口、低收入人口和提前退休人口（64岁以前退休）之后发现，中国约在2007年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出现了民工荒、养老难等社会问题。如果就业、收入分配和早退休等情况不能改善，中国将可能提前十几年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提前二十多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严重陷入未备先老的局面。
迎接“银发经济”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现代化和买方市场关联，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阶段，即银发经济阶段。银发经济是老龄人口消费拉动，劳动人口科技推动型社会，其发展战略即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和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只要做好准备，老龄人口有活力，社会就不会老化。
一是要改善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即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各占1/3，以便提高老龄人口的购买力，从而拉动消费和带动就业。
目前，美国实现了这个目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接近这个目标。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4%老年人依赖养老金生活，20%依赖自己劳动，49%依赖家庭赡养，只有2%拥有养老资产，这导致老龄人口购买能力不强。
在德国、日本等进入超级老龄化的国家，消费高峰出现在50-80岁人群中；在中国，因为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第一次消费高峰出现在12-15岁，是老龄人口消费的5倍；因缺乏首住房保障，第二次消费高峰出现在30岁，是老龄人口消费的7倍；这种扭曲的消费曲线，也扭曲了教育和就业。
老龄人口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口老龄化的矛盾，但也抑制了消费和就业。
二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和专业性缺失的问题。为此，我们要关注老龄人口的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和老龄人口的购买力，这三者要相互匹配，促进“银发经济”和谐发展。
养老服务体系由需求呼叫与信息共享系统，生活的、医疗的、精神的各类服务提供系统，老年用品研发和生产系统构成，需要国家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的支持。
我们建议国家投资，在国家老龄委下面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链接需求呼叫、服务供给、生产发展等不同环节，这是既实用又高效率的投资。清华大学《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研究报告（送审稿）》（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认为，养老服务成本有四项，即生活成本、人工服务、房产和设施、土地和环境。购买者包括个人（个人包括中年投资、老年消费和子女购买）和政府。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的购买力不足，约有90%的老年人无力支付地租，需要政府无偿划拨养老用地；80%的无力支付房租，需要政府建设养老房产；60%的无力支付高额服务费，需要社会组织提供有偿的社工服务、无偿的义工换工服务（时间银行）；5%的无力支付生活费，需要政府供养。
这种状况决定，养老服务可以增加就业，但产值不高，不宜过度商业化，通过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状况，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既带动就业，又促进老龄产业和“银发经济”的发展。
养老服务的供给模式是橄榄形的，高端服务由商业机构供给，低端服务由政府供给；中端是主流，应当大力发展提供养老服务的社会组织，既可以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养老成本，又可以带动几千万就业岗位，接纳一产二产就业困难人群。
国家在进入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之前，一定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即使居家养老，也需要派送和购买养老服务，不同于传统的家庭养老。
然而，政府的责任在于规划、组织和监督，支持发展非营利的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支持微利综合的养老服务商业机构，不是开办几个养老院。
三是培育老龄社会文化，养儿防老不可能、孩子回家看看十分有限。
莫迪利安尼（1954）和弗里德曼（1957）提出的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个人的财富需要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积累起来，要综合考虑现在收入、将来收入以及可预期的支出、工作时间、退休时点等诸多因素，由此来决定一生的消费和储蓄，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最佳配置。
简而言之，进入老龄社会后，人们要学会终生自立，努力工作40年，保障70年平安生活，做到老年人能自立，青年孝敬老人，两代人共同承担人口老龄化的风险。
有备而老具有时间表
老龄社会发展具有时间表，迎接“银发经济”的战略布局和准备工作，应当按照老龄社会发展的时间表，倒计时的解决问题。
在进入老龄社会阶段要完善制度，包括养老金制度、养老服务体系等。制度安排必须要有利于培育养老资产结构，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障、首住房、老年护理保险，以及老年旅游、社交等其他安排。
在深度老龄社会阶段要调整结构，在养老金、医疗保障、首住房、老年护理等方面，都要区分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公共品保基本、全覆盖，讲公平；准公共品强调个人责任、政府扶助和市场功能，讲效率。以养老金为例，小公共账户可以抑制人们搭乘公共便车的早退休行为，大个人账户可以激励人们多工作、多积累，晚领取养老金的理性行为。
在超级老龄社会阶段要强化管理。在这个阶段，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均十分有限，需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改善生活。
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目前已经接近深度老龄社会，越来越多的省市的社会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走不远了。还有很多地方的医疗保险基金出现缺口，社会已经不能再容忍大处方和欺诈医保基金的行为。这些社会现象告诉我们，中国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到了调整结构的阶段，即二元结构。
以养老金为例，一要建立一套全国运行的基础养老金预算和支付系统，做到信息向上集中，中央顶层设计，服务向下派送，同时打造服务型政府；二要建立个人养老储蓄的延期税制、法人受托人制度、投资策略和监管机制，确保养老基金保值增值。
以医疗保障为例，一要夯实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借助智能审核信息系统的功能，建立抑制医患道德风险的监督机制；引导医疗资源向基层配置，支持签约医生和实现医疗服务可及性；培育医疗服务协议定价的市场运作机制；政府主导医患保联动的医疗服务治理机制。二要引导高收入、高消费群体走向私营服务，与具有高质量服务和收入欲望的医务人员的需求相互匹配。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内，既要排除特需服务，也要排除暴利现象。
以房养老是将老龄人口资产存量变流量的路径，但目前有四大障碍：一是儿女啃老，建议大力宣传保护老年人财产权益的社会文化，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保护老年人的产权权益；二是土地使用权，实现居住房的土地使用生存化，实际寿命超过70年土地使用权的，自动延长至房主去世；三是房价波动，建议对居住房实行限价和封闭市场运行，法定房价评估标准，增加房主获益价值；四是长寿风险，建议政府与大型寿险公司共建长寿风险抵押金，对个人信用记录良好的居民，居住房反向抵押时按照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定价，超过部分由该基金支付房产抵押的养老金。
可见，中国老龄化来得快，准备得有点晚，在各种制度上都缺乏顶层设计。因此，只能两步并一步走，完善制度和调整结构并行，为进入超级老龄社会的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总之，只要老年人没病、有钱，老龄社会就会仍然充满生机。要避免因抱有幻想，准备不足的社会问题。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文／杨燕绥
（作者为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凤凰周刊》记者徐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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