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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下 | 《凤凰周刊》独家专访

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下 | 《凤凰周刊》独家专访 凤凰WEEKLY
2015-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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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
最新一期《凤凰周刊》刊发封面报道《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2014年8月下旬至9月初,《凤凰周刊》记者深入南疆乡镇,探访中国反恐的前沿阵地。通过对不同民族、行业、阶层人群的采访,尝试多视角还原严打专项行动下的南疆现状。本文节选了报道的精彩内容,全文请见2015年第4期《凤凰周刊》。



20万干部下基层,我是第一批,2014年3月5日去的喀什。我出身干部家庭,这样的事情要带头。这次去,我们副局长才相当于村长助理。厅局级干部到下基层任村长助理,你看看这级别降了多少?这次我们下去了两个副局长。


我们下去,当地老百姓都很欢迎。干部对我们一般敬而远之,工作组毕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督促他们改进作风嘛。再说,我们的职务是啥,村长助理,想见个副乡长都不容易。不过,如果局长想见,他们会过来的,这就是角色转换嘛,很快的东西。话又说回来,他们也不是不通情理,像这里的书记、乡长其实都经常过来,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说,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解决。


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地的干部,有些事我们也解决不了。像资金问题,如果乡里面哪个项目缺钱,我们肯定想办法支持。你缺个文化广场,我给你建文化广场,你缺商店我给你盖商店。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都可以帮忙干。但有些事不行,比如农民分地的问题。我们手里没有地,农民要地我们也没办法解决。还有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把人家房子强拆掉了或者是把地拿走了没给钱等等。我们能做的,是帮他们反映情况、协调关系,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当地党委政府。


我们办不了他们能办的事情,只是协助他们办事情。下基层,工作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不是以我们为主。这也是自治区党委对我们的要求,“好人要让基层干部去做,好事要让基层组织去办”。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帮老百姓做几件好事,更重要的是帮助增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有句维吾尔谚语说得好,“水会流走,但石头会留下来”。我们会离开,但我们离开的时候,希望能看到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基层组织。


像你说的那些收钱办事的,我觉得喀什这边还稍微好点儿,最严重的地方其实是和田。和田人卖玉石,有钱,所以一个护照在和田能炒到20万元。我现在所在的麦盖提县,在南疆经济条件不算最好,但稳定情况还不错,文化产业比较发达。很多人说,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抵御极端思潮,我觉得这只是偶然因素。当然不发展不行,但发展得好也未必就能解决全部问题。像莎车的“7·28”事件,其实就发生在麦盖提县和莎车县的交界地,但别人都觉得是莎车乱。


在这里我并不感到害怕,怕的人是因为他没真正下来过。因为不了解情况,心里总有些顾虑,觉得是民族聚居区,可能不知道哪里扔来块石头就把他给砸了。我们工作组7个人,6个汉族,就我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也有这种担心,这很正常。虽然都是新疆人,也在这里长期工作,但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区情,有些人甚至连南疆在哪儿都不知道,去了一看都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肯定心里发毛。其实要是真正融入进去,和老百姓交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伤害你?


和田那边可能形势要紧张一点。和田人和喀什人还不一样,和田人特别犟,拗得很,你要得罪他,他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如果你对他好,他也会对你好,但你只要对他稍微不好,他会加倍报复你,这就是和田人的性格。我听说那边村与村之间都有隔离带,有的村里面也设了卡。


这里吃得还行,就是住得有点紧张。我们住在村委会大院里,网络设施也有。为了保护我们,晚上村干部和村民都会到村委会值班,还有几名协警,每天都十几、二十几个人。院子里有些没墙的地方,我们就把墙补上,然后拉上防盗铁丝网。


我担心的是,当政府越来越努力、越来越成功的时候,民众反而会感到压力。像去年我到县上办事,街上就有无数的警车来回开,警笛拉得特别响。每天都这样,就那么一两个小时,不停地闹。而且很多武警都是从内地调来的,他们不懂少数民族的风俗,有时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跟当地人发生误会。




我在社区工作,是临时聘用的,一个月收入1000多元,你说在乌鲁木齐怎么生活?这边收入都不高,社区干部也就3000元。没办法,只能出来开出租,趁中午、晚上吃饭的时候,挣点儿钱补贴家用。现在上面有了新精神,要求同工同酬,但还不知道具体落实起来怎样。 我的工作主要是报送信息。在新疆基层工作挺不容易的,因为反恐维稳,活儿干得比谁都多,天天加班加点,有时候还不被人理解。晚上入户,经常被人骂。值守公交站点的,查包认真了,有时甚至被人打。一旦辖区出事,还要倒查责任,社会上骂的也多。可恐怖分子脸上又没写字,混在人群中我们也分辨不出来啊。


我们在社区工作的,还要求必须入户普查基本资料,所有人都要去。比如一个小区,一栋楼有24户,这24户的基本信息采集,都由一个人负责,诸如常住人口有多少、流动户有多少、家里的重要成员等等。主要是针对流动户,因为牵涉到房屋出租,可能三天换一个人。常住人口,只要资料齐全,就不怎么反复查。


只要有事发生,就开始排查,大多也都针对流动户。我负责的那个片区,靠近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人员构成复杂。很多南疆来的人,基本都在那儿租房子,短的有时只住一个星期。排查的时候,一般是8-10人一组,有派出所的跟着。一些比较危险的临时住户,有时我们不敢进去,就叫上巡逻队的人一起进去。


排查工作量真的很大。那边的房东为了多收租金,都把一套房子隔成好多个格子。后来,我们让他们把隔板拆掉,安全隐患太多。比如火灾,走的线安全隐患特别明显,我们全部强行拆掉。新疆大学、科技大学都在那边,租房的还有些大学生,男女混住。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有时我们去排查,那些女娃娃穿着吊带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先去把衣服穿好。这些学生,我们排查几次,他们也就烦了,后来都去别的地方住了。


我们想,这样排查租客不是办法,还是要找房东,让他们提供出租人的照片、身份证、合同、房产证等资料。但有些房东根本就见不到人,找他他也不来。像这些事情,内地哪有啊,都是一辈子都不跟他们打一次交道的那种。但我们这边的社区,什么都得管。


我们单位少数民族挺多。现在社区干部,还不如保洁员,一个保洁员每月还能拿到2000元。我觉得政府对维吾尔族照顾太多,住房、工作什么都紧着他们,还给他们发这个发那个。就这样,人家还不满意,一天到晚抱怨。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第533期文章《我在南疆反恐的日子》)
记者
张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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