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的文末，有一句“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名言。眚，本指眼睛角膜上的小翳，引申作过失、错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因为一个人有个别的错误而抹杀他的功绩。”每次想到这句话，我总想起胡适与蒋经国的关系。两人生前的隐形论争，在笔者看来，即是蒋经国的眚。
在判断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方面的分歧
胡适与蒋经国的来往，源于蒋介石的指示。1948年年底，蒋介石派飞机将胡适从北平运到南京。此后不久，蒋介石下野。下野之后，蒋介石多次派蒋经国去看望胡适。当时，胡适选择了支持蒋政权，这也让蒋经国对胡适非常感激与敬重。
然而，1950年代初期，随着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与蒋经国所主管的情治部门屡屡发生冲突，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在公开场合，两人表面上总是彬彬有礼、一团和气，表现得非常得体，但是实际上，两人却有很多暗斗，也可以称之为隐形的交锋。
比如，在对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认识上。1952年，胡适从美国回到台湾讲学。讲学期间，1952年11月30日，胡适在台北做了《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中说道：
我们中国国家的前途，当然是连系在自由世界前途上，整个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有前途，整个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
对胡适的这种观点，《自由中国》的同仁非常同意，这篇文章也发表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但是，国民党的军队中对此则有不同意见，总政治部办的《青年战士报》针对这一观点，展开了批判。其中说道：
胡适的话完全说错了，应该颠倒过来说，中国有前途，世界才有前途，现在“蒋总统”复职了，那就表明中国已有了前途，那么，世界就会有前途的。
晚年的胡适，一直将“自由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自由世界的整体形势上，尤其是美国对“自由中国”的支持上，而国民党军队中的判断则是，“自由中国”的希望完全在蒋介石本人身上，他们甚至将世界的前途与命运也寄托在蒋身上。这种思维的背后，乃是台湾军队中赤裸裸的搞个人崇拜的结果。
《青年战士报》是蒋经国主办的。为了让胡适知道《青年战士报》批判了胡适的观点，蒋经国还派人将这份报纸亲自邮寄给了胡适。据范泓《雷震传》描述，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地对雷震说：
这张报纸是蒋经国办给青年和军人看的，我看编辑人员太无常识，完全自夸自大，不知世界大势，让这班人搞下去，其前途则不堪设想，大陆搞丢了，还不晓得时时反省。
此后不久，为了让蒋经国认清国际局势，不要再在军队中搞个人崇拜，胡适还将《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一文中的主要观点说给蒋介石本人听，希望他能有所参考。
不过，蒋介石对此并不认同，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斥之道：
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在这件事上，蒋介石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当然也就不会责怪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努力维持的表面关系
这一时期，胡适还有一次提到蒋经国让蒋介石很不愉快。
那是胡适回台湾的时候，已经知道胡思杜在大陆言辞激烈地批判胡适的蒋介石，向胡适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以示关切。孰料胡适却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原来，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选择清党时，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就写文章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我的敌人”。蒋经国的这一做法，与胡思杜痛骂胡适如出一辙。胡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让蒋介石想起了被儿子批判的伤心往事，蒋介石自然如鲠在喉，很不痛快。
虽然胡适的话让蒋介石不痛快，但对胡适而言，该说的话还是要说。1953年1月16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吃晚饭，胡适针对台湾的独裁专制，向蒋介石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从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说到蒋经国，再由蒋经国说到蒋介石，在当时的台湾，也就只有胡适敢这么说蒋氏父子了。对此，蒋介石不置可否。
第二天，胡适即从台湾飞往日本转往美国。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关系，蒋介石还派蒋经国为胡适送行。据当时的记者复简在《在台北送胡适》中记载：“蒋经国先生从人丛中挤了出来，和适之先生亲切地握手”，说“我代表父亲给你送行”，“垂手立在胡先生身边，以父执辈礼敬胡”。
此时的蒋经国，对胡适表面上恭恭敬敬，实际上却心有防备，对胡适的主张非常厌恶。不过，鉴于胡适的声望，为了让胡适从道义上支持台湾的国民政府，蒋经国还必须维护他跟胡适在表面上的良好关系。1954年3月，当胡适再次来到台湾后，蒋经国还亲自宴请了胡适。
与蒋氏父子矛盾的不断激化
到了1956年，随着《自由中国》与蒋氏父子矛盾的不断激化，蒋经国与胡适的矛盾也越来越大。这一年，利用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胡适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通过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明确表达了希望蒋介石能够做到“无智、无能、无为”，进而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
胡适的这篇文章，激怒了蒋经国。很快，蒋经国就做出了反击。1957年1月，由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此书向全军下发。这本小册子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书批判的是“一位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而在字里行间，此书含沙射影地攻击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文中，蒋经国的御用写手写道：
他说这种话，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民主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同时他还受某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包围利用，因此，就更故作高论，以为他们摇旗呐喊，助长声势。
有意思的是，胡适也看到了这本书。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李济曾把这本书拿给胡适看；《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也曾将这本书以及《胡适与国运》拿给胡适看。胡适看了之后，非常激愤。这一时期，胡适的心脏病屡屡发作，可能就与这些批判他的小册子有关。
胡适与蒋氏父子矛盾积累的最终结果，就是1960年雷震案的发生。雷震被判10年冤狱，而胡适也在黯然神伤中死去。
在胡适生前，蒋经国曾多次暗地里批判胡适，与他展开交锋。他主持台湾的特务机构，扼杀台湾的言论自由、参与制造雷震冤案等行为，这些都让人对他心生反感。但是，到了晚年，他又力挽狂澜，在自己行将就木之时，推动了台湾的转型。当那些思想独裁的国民党大员希望蒋经国抓人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文／林建刚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9期 总第5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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