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去美国访问的航班上，阅读了英国学者安德鲁·波特的《欧洲帝国主义》。一直以来我对帝国问题就比较感兴趣，此外还有两个现实因素使这本小册子在当下中文语境有了某种迫切性。
一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帝国主义扩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息息相关。今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而时下东亚被认为与100年前的欧洲有某种相似之处。二是中国资本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而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活动也时不时被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西方当年输出资本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直难以客观，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另外从小学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也阻碍了“摘下眼镜”看西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何谓帝国主义？
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似乎是个很愚蠢的问题，在中国的教科书中有很明确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借助国家的力量开始瓜分世界。这是列宁在1916年给出的定义，他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一战的爆发，并给一战作了定性，即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这是不是就是帝国主义的全部呢？非也！波特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帝国主义这个课题值得玩味或者说令人沮丧之处恰恰就在于，它涵盖了所有这些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的分支。”这本小书并不是要告诉读者什么是帝国主义，而是要消解人们对帝国主义传统的、单一的认识，提供一个认知帝国主义的参照系。相信每位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开启自己观察与分析帝国主义的思想旅程。
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去殖民化进程，看看联合国的会员国数量就知道，这场变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殖民化意味着殖民帝国的瓦解，因此，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又进入新一轮热潮，从殖民帝国的解体回溯帝国历史，这不仅是理解帝国崩溃所必需的，而且也影响到对当下国际关系的认识。历史不仅仅是事件的串联，也有逻辑的内在耦合，21世纪的当下依然没有摆脱19世纪国际关系的阴影，那个时候欧洲正经历一场现代性的革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与资本的扩张，这种革命力量打破了世界的平衡，带来了躁动。这样的变革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议题，全球几十亿人进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轨道之中，由此爆发的力量会将人类带往何处呢？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并不是过去时，也没有进入故纸堆，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鲜活的现实。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也是千差万别，这是一个很难有共识的研究领域，唯一的共识可能是将1860年代到1914年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用一个词界定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必然会造成一种悖论：要么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时代而放弃理论的界定，让历史本身来诉说自己，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已经碎片化了。或者为了更全面地解读这个时代，就需要不断丰富概念的内涵，帝国主义也就成了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因此，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弃之如敝履的概念，而是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历史的遗忘与误读往往造成思想的混乱与政策的迷失。
帝国主义研究需要抛开好恶的评判，如果将情感的色彩植入概念之中，那么对历史的认识必然伴随着悲情主义或者傲慢姿态。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定义就带着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需要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挑自己行善的行为大书特书，比如废奴、传教、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帝国是世界发展的必需品，比如弗格森在《帝国》一书中对大英帝国的辩白以及对美国的期许。对于被殖民的国家来说，帝国是邪恶的，直到今天在中文语境中帝国主义代表着剥削、阴谋论，一个无时无刻不存在的鬼魅。这两种不同的倾向造成了对帝国认识的多元性，它既代表着一段历史，又是世人思想意识中的情结。
帝国主义就像一头大象，每个人都只能摸到一点点，还有些人不幸被大象踩到了，而一些人则爬到大象背上，因此对大象的评价当然不一样。骑大象的人当然会说这是“仁慈”的帝国、“绅士式”的帝国，而被踩到的人则成为“军国主义”、“原始野蛮”的受害者。如何才能认知这头大象呢？波特对帝国进行了分类研究，从帝国主义发展的动力以及形成过程来讲述帝国主义的故事。
帝国主义的“真相”
帝国主义代表着一个时代，任何单一视角都会失掉很多风景。最开始人们从政治与外交的层面来分析帝国主义，因为外交官是帝国构建第一线的人员，尤其是德国在统一之后的迅速崛起，为什么俾斯麦可以进行扩张，而威廉二世想要一个世界帝国，很多人将其归咎于威廉二世的鲁莽。进一步追求起来，国家利益是一个重要的理由，将帝国扩张视为国家利益，在这样的思想惯性之下，扩张就成为一种时不我待的使命。还有一些国家将扩张视为国家荣誉，比如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颜面尽失，要从海外扩张中找回一些面子，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葡萄牙 、比利时等欧洲小国。
的确，帝国扩张的政治考量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任何扩张都需要经济基础，若不是有身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单靠一两个政客是不可能建立帝国的。从社会方面来说，最流行的观点便是矛盾转移，通过殖民扩张将国内的矛盾转到国外，将帝国建设变成全国、全社会共同事业，从而可以维持国内既定秩序，延缓改革，捍卫保守派的秩序与利益。俄罗斯的扩张可能符合这种解释，也就是说国内政治的不安全感会转变为一种对扩张的狂热。
此外，经济利益也被视为帝国扩张的核心动力，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对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使这些工业国家选择了扩张的道路。这也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里面有个需要审慎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帝国能够从殖民地中获得多少好处，而承担的成本又是多少呢？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一战之前的“资本全球化”时代，工业国之间的投资远远多于帝国在殖民地的投资，也就是说，殖民地的投资环境并不是很好，收益率也没有想象得那么高，对一些国家提供的贷款也未必能够收回来。社会经济因素只是解释帝国主义的一个角度，若执迷于此，就会大大低估资本输出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从而造成很大的困扰和麻烦。当下中国资本“走出去”面临的一大风险恐怕就是知识储备的不足。资本与商品不同，它代表一种社会关系，需要投入资源去维护，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需要高度关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
帝国主义的面相是多重的，有没有内在的发展逻辑呢？波特提出两个“革命”的解释，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欧洲经历了一次革命，而这一次革命延伸到非欧洲地区，重塑了世界格局。欧洲政治从1860年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首相俾斯麦以“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意大利也统一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欧洲五强格局需要进行“革命性”调整，奥地利衰落了，德、意崛起了，而殖民地成为欧洲强国地位调整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逻辑外溢到了欧洲之外。
首先是技术革命，技术革新赋予了欧洲经济优势，大规模生产带来了原材料和市场的紧张，首先欧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遭到破坏，各国开始竖起关税壁垒，因此，各国为了维持自己经济而开始划定自己的贸易区，将非欧洲地区囊括进来，扎紧篱笆墙，瓜分世界成为时尚。除此之外，技术带来了交通通讯的革命，世界被高度联系在一起，而医药技术的发展使高纬度的欧洲殖民者可以战胜热带的病菌，殖民者得以进入非洲热带地区。枪炮使殖民者掌握了快速杀人的技能，尤其是机枪让长矛、刀剑失掉了战场价值。凡此种种都为欧洲建立帝国准备好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当然有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杀人，与欧洲的技术革命并行的是思想意识的大转折，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优胜劣汰让欧洲人获得了一种种族的优越感，也为他们的扩张披上了文明拯救野蛮的白纱。帝国已经不是贬义词，而是拯救世界的“负担”。面对冥顽不化的亚洲人、非洲人，欧洲殖民者已经失掉了耐心，以武力驯服野蛮人的思想流行开来。这就是“帝国精神”，由此，帝国主义在那个时候并不是贬义词，而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文/孙兴杰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9期 总第5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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