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及的话题确实是眼下美国的热门议题，而且，据有的学者说，也是美国人今后还要继续谈下去的问题，可见其重要性，也显其解决之难。
公益政策研究员西恩·迈克艾尔维，在《为什么收入不平等是美国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一文中大胆预言，“与日俱增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将是今后数十年最重要的政治战场。”政论家克里斯·马修斯发表题为《美国财富不平等：一个比你想象更严重的问题》的文章，《纽约时报》则发表财政家斯蒂文·拉特纳尔的文章，称“不平等，不可思议地变得更为严重”，就连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发表的讲话，也以《收入不平等的危险》为题。
不谋而合的是，重夺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都以《为什么不平等是个大事》（Why Inequality Matters)为题大做文章。 两人都认为在美国存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而且意识到这是个大事，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这么多人谈论不平等，显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此问题的严重性。但也有人说，不平等不是大事，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自由社会不可避免的结果。不少共和党人甚至认为，对经济发展来说，不平等是必需的。
比如，芝加哥大学金融教授约翰·科奇拉恩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说，“不平等或许是经济问题的一个症候，可为什么不平等本身就是经济问题呢？假如有人富了，另有人更富了，谁会介意？假如我们大家穷得很平等，那就不是问题了？” 在他看来，在一个自由国家里，谁能富就富，谁能更富就更富，根本不是问题，何必多置一词。
科奇拉恩认为，不平等有“好”“坏”两种，美国大多数亿万富翁都源自素朴背景，通过正当竞争、创建新产业致富，而不是那种靠权势、拉关系、依赖政府恩泽发财的资本家，所以他们与其他人在财富上的不平等就是一种“好的不平等”。对那些反对不平等的人，他甚至颇有反感，讽称他们为“不平等斗士”，并质问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不平等斗士们”：“你们究竟想要什么？”
更有甚者，如风险投资资本家珀金斯说，责难最富的1％就是搞纳粹法西斯主义；金融家施瓦兹曼说，要金融资本家多交税无异于希特勒入侵波兰。
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特色？
2014年下半年，美国报刊上大量涌现谈不平等的文章，《纽约时报》在四个多月内就发表了50余篇。显然，这与两部经济学著作的问世有关，这两本新书引发了讨论热潮：一本是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另一本是美国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萨伊兹和加布里尔·祖克曼的《1913年以来美国财富的不平等》。
《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厚达700页，在《纽约时报》非虚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作者因此被誉为经济学界的“摇滚明星”、“现代马克思”，并进入2015年元旦法国政府公布的“荣誉军团勋章”入围者名单，但他拒绝接受提名，因为法国总统食言，未以超级税率向富豪征税。
皮克蒂说，《21世纪资本论》将18世纪以来20多个先进国家的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演变的历史性资料集中在一起，但也只能使“不平等”这座“冰山”露出顶尖部分。不过，这个顶尖还是能让我们感知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基本状况，这种不平等，作者并不视之为偶然现象，却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色，而要加以逆转，只能通过国家干预；如果这个制度得不到改革，民主秩序就会受到威胁。
皮克蒂指出，在社会最高阶层，来自资本（生产资料、存款、股票和房地产等）的收益超过来自工资、薪水和奖金的收入。在美国，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很大部分就是由资本收益造成的。在欧洲和美国，1％最富者拥有的财富，其积累速度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财富的大量集中对政治颇有影响，富人把更多的钱用于政治，如提供竞选资金、游说政府官员，为利益集团增加对选举、立法、投标的影响力。
《1913年以来美国财富的不平等》则以具体统计资料说明，一百年来，美国财富集中状况的变化呈U形，即20世纪初期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1929年至1979年财富集中程度下降，而1979年之后又开始上升，其后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几乎完全是由于0.1%最富者财产股份的剧增，也即从1979年的7％增至2012年的22％，几乎相当于1929年的程度。
作者指出，收入不平等对财富分配具有滚雪球效果，最高收入以高利息储存，使财富大量集中，也就使财富不平等不断扩大，扩大的财富不平等又导致资本收益的进一步集中 。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工人没有足够的钱维持生计，常靠借贷生活，绝无能力积累财富，这就形成了永久存在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恶性循环。
学者迈克艾尔维读此书有感，觉得由于这种恶性循环，大财主人家两三代以致八九代之后仍然财大气粗，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不就成了《儿子照样升起》？在英文里，“太阳”（Son) 与“儿子”（Sun）拼写相似又谐音。这个俏皮说法与中国人说的“富二代”“富三代”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盖茨甚有兴味地读了《21世纪资本论》，并与作者见面交谈，表示同意他的最重要的结论。他在《为什么不平等是个大事》一文中说，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意皮克蒂的观点：
其一，高度不平等是一个问题 ——扰乱经济鼓励措施，使民主制度偏向于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损于“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理念。
其二，资本主义不会朝着“更平等”自动修正，过度的财富集中，若不加以控制，会产生“滚雪球”效果。
其三，政府可在抵制“滚雪球”趋势中发挥积极作用，如果它们愿起这样的作用。
盖茨指出，他说“高度不平等是一个问题”，并不指整个世界都越来越糟，事实上，由于在中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巴西和泰国等国家中产阶级的兴起，从整体上来说，这个世界在变得更平等，全球的这一积极趋势正在继续。
然而，盖茨说，对极度不平等一定不能忽视，更不能把极度不平等当作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健全良好的标志而加以赞赏。他希望皮克蒂的书能吸引更多聪明的读者去研究、讨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他写道，“某种程度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正如皮克蒂所说，这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不平等程度可以接受？什么时候不平等害多于益？这是我们应该公开讨论的，好在皮克蒂以其严肃态度帮助我们推动这场讨论。”
盖茨说，他尤其同意皮克蒂这一看法：我们不愿生活在一个贵族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已经富裕的家庭，只要坐享其成、靠股息和租金就能变得更富裕，也就是说，只要让其他人使用他们的金钱、土地和其他财产，他们就可通过“食利”而富上加富。但他觉得，美国目前尚未变成这样的社会。
（图：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版画,描绘了1776年7月4日签署《独立宣言》时的场景,宣言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并列举若干具体的不平等事例,以证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破坏了美国的自由。）
克鲁格曼的担忧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反对经济不平等由来已久，撰写过许多文章谈不平等的根源、危害和解决办法。读了《21世纪资本论》，他自然更有话要说。他觉得，皮克蒂是一个使我们联想起奥斯丁和巴尔扎克的经济学家。他说，皮克蒂这部关于不平等的力作，关于1％最富者的“腾达史”，使我们更意识到，我们如今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或“美好年代”（皮克蒂语）。
19世纪后期美国的第一个“镀金时代”或法国的第一个“美好年代”，表面上都是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繁荣兴旺，实际上只是极少数人发财致富，广大民众仍然饱受社会不平等之苦，那镀金、美好的表面难掩其背后的弊端和阴暗。
克鲁格曼指出，先前经济学家们谈不平等，主要谈的是穷人或劳工阶级与比较富裕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如大学毕业生与受教育较少工人之间的工资高低之差，却往往忽视那些最富裕者。那些“滚雪球”的公司老板、经理、金融家、行政官员，他们薪水猛升，股利剧增，积聚的财富越来越雄厚。皮克蒂的新著则着重揭示在越发严重的不平等状况中那些1％的大故事，让我们注意在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时，千万不要忽视那些最富裕的少数人。
股市赢利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在美国，有近半数的人连一分钱股票也没有，10％的美国家庭平均有28万多美元投入股市，中产阶级家庭则只有1.4万美元。另一项调查更能说明1％或0.1%最富者的富裕程度：2013年，收入最高的25个美国人（当然均为男子）构成了“非常、非常、非常富裕的”富人名单，其收入总数为210亿美金，他们都是对冲基金（或称避险基金）经理，也即均靠金融投机发大财的商人。
为此感到震惊的克鲁格曼感叹说，美国的不平等已经不再是有关教育或机会的问题，而是有关一小撮“金融寡头”的问题。那些巨富往往藏身于一般的富人之中，他们的代言人往往只谈论涨工资的大学毕业生，只谈论5％，避而不谈1％或0.1％，尽量淡化那些最富裕、最奢华图像的色彩，从而不让政府另立高档税率，向他们课征更多赋税。
不过，也有少数愿意公开亮相的富翁，笔者在报刊上发现，波士顿就有一群活跃的富人，成立了一个名叫“爱国的百万富翁”的组织，其唯一宗旨就是“反对提高税率”，记者报道时另加几字曰：“为他们自己”。
克鲁格曼认为，不平等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挑战，而极端不平等的形成，政治性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华府两党一致意见取消金融管制，金融危机一发生首先急着拯救银行，这都说明政府对扩大不平等负有责任。
在另一篇题为《不平等是一个障碍物》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谈及不平等的危害。 他写道，“极端不平等剥夺了许多人实现其潜在目标的机会。请想一想，低收入美国家庭里有天分的孩子，能否像那些生在高阶层家庭里的孩子一样，有机会得到正常的教育，去追求正常的谋生之道？当然不可能。极端不平等意味着人力资源的浪费。政府的福利计划可减少不平等，减少这种浪费而使整个国家变得更富裕。”
克鲁格曼以补助贫穷家庭的“食品票”为例，说明政府缩小不平等计划的重要性。观念保守的人认为，食品票一类福利使人懒惰，放弃或减少工作。克鲁格曼则说，历史证据已说明，食品票等福利减轻了一部分人、尤其是单身母亲的工作负担，使她们的孩子成长得更健康，更有出息，能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所以说食品票这些福利有助于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遭到许多富人反对的奥巴马医疗保险计划也将有利于国民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
除了盖茨、克鲁格曼，目前在美国说话是很有分量的人，还包括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皮克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出版后不久，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女参议员的回忆录《一次抗争机会》问世。有意思的是，波士顿的“爱国的百万富翁”同时邀请她和皮克蒂作报告，而这两个作者讲的都是富人更富、贫者更贫的现实状况，以及为反对收入不平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对报告的反应看来不错，有一名“爱国的百万富翁”表示说，确实是大家都来实事求是地讨论不平等问题的时候了，如何促进平等，怎样共享财富；若不如此，在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将付出多大代价，都是一些值得讨论的题目。
沃伦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因父亲很早患重病而家道中落。经过自己刻苦努力，她上了拉特格斯大学法学院，专攻《破产法》，毕业后曾在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和哈佛等大学执教，后来作为普通美国人的财政监护人，发起创办联邦消费者财政保护局，2012年当选国会参议员，以严厉批评华尔街、反对收入不平等著称。
目前这位女参议员口碑载道，如“为美国民主”组织称赞她说，“反对收入不平等是2016年大选的重大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参议员沃伦是民主党内最响亮有力的声音，能使我们国家齐心协力采取积极行动，保护为生存而挣扎的工人家庭，使有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承担责任，并终止富裕阶级对政府的控制。”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究竟如何缩小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这也是这场大讨论的重要内容，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甚或永远不会取得一致看法。
据民意调查，对“向富裕家庭加税、给贫苦家庭补助以缩小不平等”这一点， 有60％以上的人支持，36％的人反对。绝大多数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2014年有70％以上的人因最低工资升至每小时10美元而受益。
皮克蒂主张美国应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变经济不平等，尤其要制定一项资本税、而非工资税的革新税法。盖茨也认为，在美国，工资税比资本税还抽得厉害，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他更期待有一项消费税（即销售税、营业税）、而非资本税的革新税法。他说，富人有三种不同的投资：公司 、慈善、奢侈生活方式，他觉得对后者应征更重的税。
盖茨说，他和皮克蒂一样重视遗产税，认为仅仅根据“出生彩票”来分配财富，就如2020年奥运会一定要选择2000年奥运会金牌得主的长子参赛一样不公正。他写道：“我认为，我们应保持征收遗产税，把税收投入教育和研究项目，这是使我们国家未来更强大的最好办法。”
他还看重慈善事业，认为慈善捐款不仅向社会直接提供福利，而且可以减少“王朝财富”，也即世袭财产。他写道，他和妻子梅琳达“确信‘王朝财富’对社会和有关子女都有害无益”，“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他们有各种优势，但要靠他们自己去开创自己的生涯和事业。”
克鲁格曼所说不平等不再是有关“教育”和“机会”问题，而是有关一小撮“金融寡头”的问题，这显然是他强调从经济制度上缩小不平等的愤激之词，实际上他平时一贯强调教育对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重要性。他指出，美国是一个不平等的竞赛场地，孩子们在起跑线上就不平等，因此需要改革教育体制，让出身贫苦的子女也能从小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
许多人都认为，不平等的教育造成不平等的经济。《纽约时报》经济专栏作家艾杜阿多·波尔特列举统计数字，说明在教育平等方面美国一直落在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后面。目前只有30％美国成年人所受教育高于他们的家长，而在芬兰，这个比例高于50％。在20个25—34岁、其家长未读完中学的美国人中，只有一个人有大学学位，而在其他20个富裕国家里，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波尔特写道，“美国的教育不平等助长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可以成为公共教育棺木的最后一根钉子”。但收入不平等并非完全不能解决，他要读者想象一下，如果让全国1％的最富者多交些税，而其富裕程度仍保持在10％的人之中，他们所交的赋税会是怎样一笔数字？答案是：若补助给其余的90％人口，每个家庭就可得一张7105美元的支票。假如所有美国人都乐意为有出息的孩子们提供高标准的教育，那么给每家7105美元支票，就确实是令人赞赏的罗宾汉式善举。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更清楚教育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曾主持《纽约时报》关于不平等的专题讨论，觉得讨论中最令人揪心的事情就是年轻人的失望和沮丧，他们要上大学，想进入中产阶级，可飞涨的学费、工作后的低薪使他们负债累累，生活得很辛苦；中学毕业生的薪水，在过去35年里竟下降了13％。
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一文中指出，收入不平等可以避免，但首先要重视政治不平等问题。他写道：“如今美国的政治体制为金钱所操纵，经济不平等转化为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加剧经济不平等。”大公司利益集团抵制、甚至要求取消许多法规、制度，尽管这些法规、制度有利于保护改善我们的环境、安全、健康，也包括经济自身，政府却往往放任自流，其结果是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进一步扩大。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文章最后写道，“不平等问题确实是实际的政治问题。促使最富者合理地交付更多赋税，终止投机商人、大公司和大富翁的特权，这都是务实而公平的。假如我们能扭转贪婪政策，我们就不会喜欢嫉妒政策。不平等不仅是关于最低税率的问题，而且也与我们的孩子吃饭、我们所有人的正当权利有关。如果我们能在教育、健康上多花钱，能在基本设施和服务（住房、交通、水电供应等）上多花钱，我们就会巩固、增强我们的经济，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图：2011年9月17日,纽约曼哈顿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提出反对社会不公正、权钱交易、两党政争等口号,这场社会运动迅速席卷全美。图为当年11月17日洛杉矶市中心的“占领”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