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医生和鸟嘴面具
瘟疫医生是欧洲中世纪曾经存在的一种特殊职业。他们往往是未受专业训练的蒙古大夫，做不了手术，无法正常从医，反倒在瘟疫这种人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了用武之地。这群人的地位不低，不但拥有解剖尸体的特权，若被绑架，所在社区还会愿意拿出数倍于普通人的赎金来赎回他们。
现代流行文化中时常出现瘟疫医生夸张的面具。这种面具是法国医生Charles de Lorme在1619年发明的，它与一个罩遍全身的防护服连为一体，只留两只眼睛透过玻璃观察事物，鼻部的呼吸器内塞满了干花、药草、香料和浸醋的海绵，用于防范瘴气——当时人们认为的瘟疫成因。瘟疫医生装备这套防护服后，看上去就像一个鸟人。
瘟疫医生的工作并非毫无成果，诺斯特拉达姆士就从他的防疫工作中总结出了及时清理尸体、多通风和注意饮水卫生等有效经验。现代外科与病理学之父、解剖学家安布鲁瓦兹·帕雷就做过瘟疫医生。
中世纪贵族的斋戒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规定了相当频繁的斋戒，大斋期的六个星期，每周星期五、星期六——对于某些家庭还包括星期三以及某些重要节日前夕，都禁止食用肉类。
对于穷人而言，这不算什么艰苦的任务，反正肉食也不是天天能吃上；但享受惯了的贵族，绝不愿意轻易就断了口福。于是，无论僧俗贵族，除了奉行苦修的人，都将鱼类默认为“素食”，以充作斋戒日的主菜。亨利五世和他妻子凯瑟琳的餐桌上更是包含了鲤鱼、螃蟹、鳟鱼、龙虾、狗鱼、大马哈鱼、鳗鲡、海豹、七鳃鳗、鼠海豚，从日常鱼食到奇珍异味应有尽有。
因此，拥有淡水鱼塘，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会被视为身份的象征。作家乔叟笔下的暴发户富兰克林，为招摇显摆，掩饰自己出身，不但修建了华丽的庄园，还特地挖出一个大鱼塘并炫耀自家养殖的昂贵淡水鱼。直到15世纪，贵族开始将鱼塘承包给专业养殖户，这层身份意味才逐渐淡化，又过了约两百年，它才从人们的观念里消失。
闭关锁国的早期巴拉圭
1814年，巴拉圭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其国父弗朗西亚建立起独裁统治，并把这个国家与外界隔离，使之成为美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隐士王国。
弗朗西亚的统治基础是占该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对他的崇拜。印第安人称他为“至尊”，对其盲目服从；他也像慈父一般关心着印第安人的生产、生活，极力鼓励印第安农业和手工业，引入小麦、棉花教他们种植——这也是巴拉圭顺利减少对外贸易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把教育看作印第安人中间的一种捣乱行为，不让印第安人学习任何文化知识。
白人和教会则被弗朗西亚视作潜在威胁，巴拉圭的闭关锁国政策也正是为了防止这些群体获得外援来颠覆他的政权。他没收教产，禁止巴拉圭天主教会效忠罗马，也将白人的农场收归国有。弗朗西亚还组织了秘密警察来逮捕审讯那些反对他的人，为节约子弹，他处死的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用刺刀刺死的。
柴可夫斯基毕业时被视为庸才
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前，作为毕业考试题目，柴可夫斯基被要求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谱曲。由于时间有限，柴氏又执著地想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一较高下，导致他最终没能好好完成作品。
学院在颁奖典礼上演奏了缺席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结果完全就是一场灾难。学校和媒界恶评如潮，其中以策扎尔·居伊的批评最为刺耳：“柴可夫斯基先生绝对是个弱者，就算他的作品确实是在最不理想的情况下作出来的，但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也理应至少在某些地方有所显露。”
柴可夫斯基深受这些评论的打击，读到评论后的一整天都在喃喃自语：“我太没用了，今后也会一事无成。”不过，也有人在当时就看出了他的才华——他的朋友埃尔曼·拉罗什就评价他为“俄罗斯最具音乐天赋的人”，并预言等柴可夫斯基拿出真正的原创作品，就会成就斐然。
建国初期的苏联花布
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关系极为亲密，中国各地政府不仅大肆宣传“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连苏联花布要行销中国市场，也尽力推广营销。
推销苏联花布的主要手段是干部带头，发动群众购买。也有一些地方强销意味很浓，山西汾阳青年团与中苏友好协会动员团员、会员，不分男女老少，每人至少要买一件苏联花布衣料。若有不肯穿花布者，会被批评是“跟不上形势发展”、“没有国际主义精神”，有些不愿穿花布的男性，被冠以“思想落后”的帽子。
一方面要推销苏联花布，一方面又要抨击美英日等国倾销纺织品破坏民族工业，为了将其中逻辑理顺，1952年第五期《时事手册》还专门分析了其中区别：“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病态，因此也不需要向国外倾销商品……如果我们多穿了一尺苏联花布，苏联人民就会少穿一尺花布，苏联人民这种克己助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谢的。”
对抗火炮的裸女“阴门阵”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记载了一段他与保姆阿长的对话，提到太平天国运动时，阿长被“长毛”掳去，叫她裸身站在城墙上对抗清军的大炮。据阿长说，她们女人脱了裤子，一排排站上城墙，“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可能是关于“阴门阵”对抗火炮最为有名的一段记载。裸女“厌炮”的迷信源远流长，最早的应用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的杨应龙之乱：叛军派妇女裸身持箕扇动，并丢掷牛羊狗头来施邪术叫明军大炮打不中；明军则以泼洒狗血来破除之。到明末大乱，这种战术运用更频，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就以之压制城头炮火，作为回应，明军叫僧人裸身站在城墙叫骂，以阳压阴。
“阴门阵”最为血腥残忍的应用也发生于这一时期。张献忠围攻安徽滁州，掳获数百妇女，并不直接逼她们摆成“阴门阵”，而是先行奸淫，而后斩首，孕妇更被剖腹，尸体倒埋土中，只露出下体对向城墙。如此景象，连久经战争的明军士兵也都“回首不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