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知名调查记者袁凌用十余年时间完成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记录了他所经历、与他有联系的九十九场他人的死亡故事。袁凌成长于陕西农村，与乡土有割不断的联系，曾想以扎根乡土的方式写作一辈子，后选择了记者职业，而书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多与他的采访生涯有直接关系。因社会新闻调查记者的经历，长期奔走于大陆相对贫瘠的中西部地区，他见到过太多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他们苦苦挣扎于生活之中。
书中故事不是新闻报道，袁凌把这些人物当做父老乡亲来写，“在体验上，我脱离了报道本身，更愿意去体会生命本身，乡土的观察是我观察中国最深厚的根基。”袁凌解释他的非虚构写作介于记者和普通作家之间。记者在观察时往往受到很多时间和任务上的限制，普通作家则更专注审美价值，袁凌尝试在新闻性和文学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有意思的是，此书因体裁“不伦不类”长期被出版社拒绝，趁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概念在大陆普及才得以面世。
在袁凌笔下，有许多让人读来心情变沉重的人物故事。书里包括有限的几个名人，但他们都是跟袁凌产生直接联系而被记录下来，如傅雷、路遥、胡河清等。名人之外的主角多是乡野里的小人物，有些人曾是当年本地社会新闻里的主角。如《粪池里的普法青年》，讲述山西一个在家乡农村致力于宣讲中央农业政策的青年，最终离奇地死在自家粪池里。《红死》讲述小学同学的石匠父亲工伤身亡。《棚屋里的幼女》，是一个七八岁的棚屋区女孩被强奸致残后很快离世，袁凌询问了女孩和未定罪的两个嫌疑人。《回乡的骨灰》，讲述他表弟的一个朋友死在山西煤矿，表弟取回骨灰带回老家⋯⋯这些关于死亡的故事里，极少有轰轰烈烈的死亡，置于整个社会上多是微不足道的事件。
然而，很多死者就是袁凌的亲人、同学、朋友。他的许多同龄人离开课堂后就打工、下煤矿、种地、做发廊妹⋯⋯许多人的名字已经列入了亡故名单。或者是意外死亡，或者是死于谋杀和莫名其妙的事件，更多人是在长期得不到健康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患上种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如腰身瘫痪、尘肺病等，最终无法抗拒地迎接死亡。总之，他们几乎都死于贫穷。长辈们日渐凋零，同辈们“英年早逝”，袁凌曾经身处过的恶劣和贫瘠的世界让他成为一个幸存者。所以，他对死亡话题更加敏感，死亡离他太近了。而且，他最早写这些故事是在2000年，27岁的他身患肺结核窝在重庆。时值家人死亡，他自幼的文学梦在给有限的几家杂志投稿时处处碰壁而差点破灭，这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段。
“我经常想到死。我作为一个作家是没有前途的，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个绝望的念头在他心里盘踞很久。不过，袁凌最终意识到人生不能绝望，记录死亡是为了纪念对应的“生”，在死亡之外，人性是需要抚慰的。于是，他没在书里发泄对死亡的纠缠和思考，他深信在死亡之外可以找到一种可靠的东西来抵消死亡带来的黑暗。在多年的行走、观察和思考里，袁凌领悟到不管怎样卑微的生命，只要忠实、认真地去完成它的生命历程，它是可以面对自己的、是真实的。袁凌认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处于最卑微的物质条件之下，看起来最没有味道、没有生活的光彩、没有自由地生存，但他们依然有人性的味道、生命的价值。所以，袁凌相应完成一本写生的书——《从出生地开始》，它即将出版。
因为真实，卑微人物无声无息的死亡打动了袁凌。他把记忆当中各种各样人所涉及的死亡、死者给他的印象，皆平等地记录下来，他一个一个地写来，而不是寻求典型化将各型人物融在一起。袁凌的信念是，逝者给他留下的经验和记忆，是需要同等的纪念。“我去墓地时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名字，每一个名字是同等重要的，而不是按照墓地豪华程度来分主次。”袁凌反复强调，“记下他们的死亡，忠实地传递出来，这就是我的目的。”
记者／陈祥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32期 总第5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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