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2014年第17期总第510期]
图：2014年4月30日，印度人民党总理候选人莫迪在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投票后，向人群展示做过标记的手指。
相比之下，由尼赫鲁-甘地家族为核心的印度国大党（INC，下称国大党），其领导的联盟仅赢得58个席位（选举结束后不久，在大选中赢得2席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宣布加入该联盟，使联盟席位达到了60席），其中国大党仅有44席，创造了有史以来最糟纪录。人民党发言人拉维·尚卡尔对此嘲讽道：政治继承、政治家族和政治优待正在“接受惩罚”。
自去年9月莫迪被选为人民党候选人以来，“莫迪旋风”刮遍全国。作为古吉拉特邦曾经的领导人，其良好的政绩考卷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人民党内部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本来党内预期联盟能获得300出头的席位，最终结果超乎想象，“这反映出人民渴望改变的心理，以及对莫迪的信任”。
在激烈选战中，莫迪曾许下很多诺言，使选民心向往之，但未来能兑现几何尚待观察。不过，在莫迪及人民党面临的五年考验前，这场8亿选民参与的大戏中，所上演的种种故事以及党派间的合作与分裂，已经向外界展示出“最大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选举不仅说明着印度的政治状况，更揭示了思变的民心。
印度作家阿拉温德·阿迪加曾在《白老虎》中如此描述：“这个国家有三种主要疾病：伤寒、霍乱和选举狂热。第三种病是最严重的。”让几乎所有印度人“病入膏肓”的选举狂热，源自印度极为多元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
在这个联邦议会制民主国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有各级地方政府、各邦下院、人民院；而各邦上院、联邦院（议会上议院）及总统、副总统则由间接选举产生。从选举周期来看：四级地方政府和立法机构人民院、各邦下院每五年换届一次；联邦上院每两年更换三分之一。如此算来，选举对印度民众而言就像饮食中的洋葱咖喱一样不可或缺。
印度此次大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投票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一次选举，共分9个阶段进行，共有8.145亿登记选民参选，这个数字相当于欧盟与美国选民数量之和。其中有2300万选民的年龄刚好达到可投票的18-19岁之间，仅这些“首投”一族，便相当于澳大利亚或中国台湾的人口总数。
规模的庞大甚至还能体现在党派数量上。印度选举委员会曾于选举拉开帷幕前的3月10日介绍道：目前全印政党总数为1653个，包括6个全国性政党，54个地区政党和1593个小党，都将投入选战。
此外，印度人对自己民主制度的喜爱使其有远超欧美的投票率。据印度选举委员会介绍，本次选民投票率高达66.38%，共有5.51亿张有效选票，也打破了由1984年大选创下的独立后最高投票率纪录。
巨型选举也必然带来相匹配的财力耗费。据悉，本次竞选耗资预计将达3050亿卢比（约50亿美元），仅次于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70亿美元，为上次全国大选的三倍。 大选从4月7日至5月12日更长达36天。这段时间正值酷暑，据一位前印度内政部官员透露，选择在此时举行虽没有特别明确原因，但正好是小麦等农作物丰收的季节，图个吉利；其次，大部分学生此时放假，很多选举活动可以在空出来的学校举办，相对更加安全。
根据印度政党组织法，要成为全国性政党，该党推出的候选人在国会大选或邦议会选举中，必须于4个以上的邦或中央直辖区中，获得不低于该地区选票总数6%的选票。条件看上去宽松，但本次选举前，只有包括印度人民党、国大党、印共、印共（马）、民族国大党和大众社会党在内的6个政党归属此列。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里，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必须与其他小党联合，以求得联盟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拉帮结派”的政治生活景象，甚至不单单体现在选举前已做出的政党间安排上。
印度知名电视台TV Today的资深记者Bal Krishna直言：“地区性党派一般选择独立参与选举，争取尽可能多的席位，这样就可以在‘悬浮议会’出现时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他们其实不在乎中央政权在哪个党派手中，只要凭借手中握着的席位待价而沽，看哪个党派开出的条件更优惠，就支持哪一派。”
例如，在1999年选举获胜后，印度人民党的盟党数量从13个扩张到了24个，选举结束后的幕后交易和讨价还价充满了博弈。正因如此，印度人民党高级发言人Prakash Javadekar将此表述为“组建联盟是政治艺术与政治科学”。
1980年才成立的印度人民党，领导着以其为核心的全国民主联盟（NDA）。印度人民党曾因组建联盟方面的失误，而在十年前遭遇过重大挫折。当时执政并拥有24个盟党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前“众叛亲离”，一些盟党如德拉维达进步联盟、无产人民党和马鲁马拉奇德拉维达进步联盟甚至在选举前转投到了国大党旗下，分别为国大党领导的联盟增加了16个、6个和4个席位。于是，印度人民党只剩下了9个盟党，最后在选举中仅赢得47个席位。
联盟关系不仅在绝大多数时候决定了全国性政党能否问鼎，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政府推行改革。
2012年国大党辛格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零售业领域的外资引入计划。根据计划，诸如沃尔玛和乐购等国际零售业巨头将在合资企业中拥有51%的股份。反对党的态度自不必说，连国大党主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PA）成员党也纷纷表示反对。最终计划流产，国大党的两个盟党全印基层国大党和贾坎德邦进步阵线也退出了UPA。 最近几年的NDA也不是非常团结，在2012年有三个盟党退出，还有一个转投当时执政的UPA。2013年，由于印度人民党提名莫迪作为候选人，NDA中的人民党（联合派）也宣布退出联盟。
“不团结”的原因似乎是印度人民党根据近年来的政治态势，判断自己可以独坐江山。于是当与其他盟党产生意见分歧时，一任其他盟友甩袖而去。因此，为数不少的西方政治观察者，往往在赞叹印度人民党魄力的同时，谨慎看待印度人民党的前途。
5月16日，当印度人民党过半数的选举结果出来后，观察者们发现：印度选民为印度人民党推出“政治明星”莫迪的得当魄力投下了一票。
“谈及政治，印度有一句玩笑是——政党会变，国家不变。”《印度时报》前资深编辑Ashok Kumar如此形容“莫迪旋风”。他坦言，选举结果不会明显影响国家政策。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大家关注的角度不同。“所谓党派之间的斗争其实主要是媒体打造出来的，毕竟大选是我们五年一次的盛大节日，必须要热烈。”
选举预热从去年就开始了。莫迪强劲的广告攻势和全国巡回拉票活动，甚至扩张到了传统上对该党支持率不高的南部地区。据印媒报道，莫迪部分大选融资由一个7人团队领导，该团队不仅在印度国内组织在线募集资金活动，还将生活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富裕印度人作为筹资对象。
相比之下，资源奇缺、新近崛起的平民党则采用小型公众集会的方式争取支持，该党成立不足两年，最主要诉求为反贪腐，曾在2013年新德里的选举中一鸣惊人。今年5月8日晚，45岁的该党创始人凯杰里瓦尔在瓦拉纳西举办的集会中，呼吁支持者挨家挨户“敲门”，争取支持反贪腐理念共同救国。
在选举不可或缺的资金支持之外，作为“共和第一要术”的政治人物演说，在选战阶段也颇有观赏性。莫迪那些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内容，出自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姆德巴达的一间“作战室”。据《印度斯坦时报》披露，这间“作战室”有250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由莫迪的政策与战略顾问、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技术奇才普拉桑特·基肖尔领导。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各政党在选举宣传中纷纷利用社交媒体。以莫迪为例，他在2007年注册了YouTube账号，2009年又分别注册twitter和Facebook。同年4月，他开始发博客并新建个人网站。此外，莫迪甚至还有自己的专门应用程序，名称则是模仿苹果范儿的“iModi”，毫无疑问，莫迪是印度首个拥有自己应用程序的政治人物。
更令人惊叹的是人民党不惜重金，采用3D全息投影技术进行造势。TV Today的资深记者Bal Krishna介绍：人民党雇佣了许多媒体专家帮助直播选举进程，利用3D设备呈现出一个“虚拟莫迪”，使“莫迪”能同时在100多个不同地方“进行演讲”。
不过，由于智能手机在印度的普及程度并不算特别高，各竞选团队仍坚持向民众发宣传短信。今年的一则笑话是：一对夫妻吵着要离婚，当地长者不解地问分手原因，妻子答：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意见能统一。长者想了想说：“Abki baar，”夫妻俩异口同声回答：“Modi Daarkar！”（这两句是BJP的竞选口号，意为“这次就选，莫迪政府”）
图：2014年5月12日，选民在印度北方邦古城瓦拉纳西市的一个投票点排队等待投票。
在投票日前夕，选战接近白热化。这一阶段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则是“喊街”。《凤凰周刊》记者到达印度北方邦城市瓦拉纳西的当日，就多次遇上人民党的摩托车队伍，他们戴着极具代表性的橙色帽子，挥舞着印有巨型莲花标记的旗帜，沿途发放种类繁多的宣传册。宣传册由印地语撰写，配有古吉拉特邦的图片——成排的别墅区和小洋房、良好的交通设施、便利的水电系统等。
当地民众指着宣传册上的图片对《凤凰周刊》记者说：“如果瓦拉纳西能有这当中的几样，我就满足了。”
作为印度最知名的旅游胜地，瓦拉纳西有着最执著的信仰，也有着最变通的世俗生活，无时不在挑战感官极限。城市中牛粪遍布、苍蝇满天，狭窄的街道除了人和机动车，也有无数动物穿梭。“圣牛”在马路上散步时常常跪下小憩，因而造成交通堵塞。恒河边则多是拖家带口、成群结队的乞丐。
就是这样一个大多数地区依旧欠发达的印度，在面对规模庞大的选举时，其组织工作中有许多细节体现出了“穷孩子的穷办法”。
遍布印度的简陋却实用的投票站共有93万个，比2009年还多出10万。在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偏远地区的最小投票站，仅为1位选民服务。
自1999年始，印度开始投入使用电子投票器，这种外形如同手风琴的现代化机器，也做出了“接地气”的改良——正面有政党标识及候选人名单，每个标识或姓名对应一个按钮。这些标识体现了政党纲领和特色，大部分设计简洁且贴近生活，主要也是照顾不认字的选民。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总人口识字率61%，男性识字率73.4%，女性47.8%。但在农村，这一比例显然更高。
在瓦拉纳西的选举现场，记者看到五花八门的小党派标识：眼镜、飞机、灯泡、羽毛球、冰激凌……它们被统一标记在纸板上，贴在每个投票间的入口处。
选举投票过程中，对已投票选民则采用传统的涂手印办法。投完票后，当即会被工作人员在左手食指上涂上紫色颜料。每瓶10毫升的颜料可供700人标记，一般要十天才能褪色。据悉，这是由于每个阶段的选举都不超过一周，这样选务人员容易识别已投票选民，避免重复和冒名投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130万台电子投票器上，首次出现了“以上皆不选”的按钮。此次5亿多人的投票中，有600万（1.1%）的人选择了该选项。来自古吉拉特邦的大学生Vidhi告诉记者，印度60%-70%的人生活在农村，很容易受到政党的诱导。“莫迪在古吉拉特做的事情很多归功于他团队的宣传，我可没那么好骗。所以我会投给‘都不选’。”
印度本地人的政治生活体现在街头巷尾，奶茶店成为首选之处。印度媒体喜欢用“茶水政治”来形容人们平时边喝茶边讨论国家大事的情形。
莫迪在全国开展竞选运动时曾提倡“让我们边喝茶边讨论问题”，人民党甚至在全印1500家茶馆里安装了摄像机，直接听取选民的愿望。因而当时这项活动被称为“印度版茶党”。 从恒河Assi码头走入里街，沿途小贩的吆喝与狂热选民的呼声交相辉映。傍晚时分，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路边的奶茶店，迎来他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瓦拉纳西当地最有名的一家奶茶店叫Papu Tea Shop，占地仅数平方米，穿橙色衣服的小伙子在陶土做的陈旧炉灶上烧水沏茶，含有豆蔻和姜末的香料气息悠悠地散出。茶店外停满了摩托和自行车，乍一看跟普通茶店无二，但据当地人介绍，曾有电影专门拍摄过这家有50多年历史的茶店，足以见得它在当地人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这里的茶客来自各行各业，一般讨论的话题主要有两个：政治和板球。随着人多起来，茶店老板会在左侧的空地上架起长板凳，人们会让长者入座，开启讨论话题。“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不一致，但仍会很和平地进行辩论，绝不会有暴力。在选举期间，来这里的人会更多，包括外地人和外国人。”在这里喝茶的一位长者告诉记者。
印度民众最关心的选举议题，大多与自己切实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就业问题、通货膨胀、油气涨价、水电设施、教育以及腐败。
2009年以来，受到欧美经济危机的冲击，印度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两年，印度经济出现增速下滑与通胀高企并存的“滞涨”、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相伴的“双赤字”，以及迅速下滑的GDP增速和货币汇率。西方舆论因而发出“别了，印度奇迹”的论调。
“近几年，对工作、经济状况、商品供给水平、公共服务的不满在民间集中爆发。政府理应给人民提供一定程度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食物、水、公共交通、教育资源等。这是印度人民的集体诉求。”印度人居中心（Indian Habitat Centre）主管R.M.S. Liberhan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们认为领导人考虑自身利益多过考虑人民的利益，这种观点在过去三四年越来越普遍。”
而印度的大选也有长期被人诟病的阴暗面——在这个贫困人口占比达三分之一的国家，贿选行为屡见不鲜。印度选举委员会4月7日宣布，从3月公布选举日程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查获用于违法拉票的270万升酒和折合3250万美元的现金。有选民告诉记者，在农村最常见的方式是发放每日所需的“洋葱和土豆”。
腐败也是印度海外形象下降的祸端。2009年英联邦运动会、2010年的电信2G牌照项目、2012年煤炭贱卖丑闻，每起案件都令人瞠目结舌。前两起案件导致运动会主委会主席、通信部长等人锒铛入狱，后一起案件激起反对党“封锁议会”行动，导致议会完全瘫痪。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粗略估算，印度贪官通过权力寻租所获取的暴利或在40亿-120亿美元之间。文章指出，尽管印度政府多次宣称反腐，但是印度司法体系纷繁复杂，不少法律执行不力，调查机构五花八门而不少职能互相重叠，以致办案效率低下，因此腐败问题一再恶化。
两年前，印度知名活动家安纳·哈扎尔领导了多起全国规模的反对贪污的抗议运动。2012年在创办人不明的网站“我行贿了”上，印度网民不断地分享自己的经历，讽刺腐败遍布生活所有环节。今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6%的印度人认为腐败正在拖累国家，92%的印度人认为腐败现象在过去５年愈益恶化。
即便选举会带来种种问题，印度人仍然十分享受参与政治的过程，也对自己属于“最大民主国家”一分子而感到自豪。就像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所展示出的非凡成就一样，印度的民主制度与良好治理和快速增长似乎并不冲突。“希望新政府上来后，印度民主制度的这些特色应能以某种方式在全国层面上成功的体现出来。”Sheel教授说。
建设坚固、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远比高速经济发展更困难，而印度这种并不完全成功但独特的政治经验，对那些同样具有规模巨大、经济落后、社会多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或有借鉴价值。
记者／漆菲（发自印度新德里，瓦拉纳西）
（实习生李昳、汪格屹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17期总第5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