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周雷
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海舆情平台资助，笔者在4月-5月进行了近20天调查，也从中寻找对缅甸更有意义的新知识和新工具。
笔者认为，关于缅甸的研究应该用更长的时间轴，不应简单以1948年为限，专注在昂山将军、昂山素季和军政府身上，而应追溯到1824年的英国殖民时期，并在这个殖民和后殖民时间线索之下，去分析缅甸作为一个王朝败落和复兴的过程。
研究历史的人会提到中国的鸦片战争、百日维新、戊戌变法，也会提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近现代之后日本如何对现代技术、知识系统和统治方式进行演化的过程。笔者认为，东南亚的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代际之变、亡国灭种之痛和帝国荣光的想象。以缅甸为例，2013-2015年，围绕中缅油气管道展开的多次大规模抗议，以及对密松、莱比塘等项目的搁置，并非简单的军政府屈从国内反对党压力的民变，它有着某种帝国隐喻的因素。
具体来说，现代的经济互动和地缘政治较量，都试图从历史记忆和想象着手，但是现实层面，例如中国建设的油气管道并非只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其油气的开发、生产和盈利实际上与多个国家共同分享，并真正开启了现实意义的南部出海口。
对于被喜马拉雅山、横断山、无量山等群山阻隔的西南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出海口，中缅油气管道的挖掘打通了一个历史想象通道，势必造成周边国家对自身传统疆域和地理控制的紧张情绪。要知道，日据时代中缅通道曾是中国翻转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而滇缅公路更像是原始的“驰道”和输送小路，远非具有现代战争和社会意义的国际大通道。现在的云南正试图通过这个通道，建立一个集现代化、科技化、集群化为一体的桥头堡式的现代战略物流网络。
长期以来，中国对核心命脉的判断多集中在几个河流三角洲和海域经济体，对边疆治理和国际通道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乱放乱管”却造成“又乱又死”，也出现了大量社会死结。边疆、边境、边界的问题往往被当作政治任务、防范风险、革命输出通道、社会问题扩散等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造就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被动和滞后局面。
而事实上，由于边境地区往往是中缅两国的传统文化富集、核心生态区和国际通道区，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社会建设章法、前瞻设计思路、落地执行人才，最终造成这一区域的现有困局，并进一步产生连锁反应，威胁到两国的核心区域。
从这一点说开去，中缅两国亟须处理三个历史遗产问题。
首先，对于缅甸而言，西南中国往往代替了整体中国。因而，中缅真正发生关联并非由北京决定，而是“云南决定”，云南的水平决定了中缅互动的水平。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国在缅甸许多核心利益的损害和形象破坏，时常是通过云南作为中介产生的。在地方政府治理手段落后、经济组合乏力、社会传播受限、政治赋权不足的情形下，云南时常造就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
其二，缅甸现有的军政府和中共政权是在类似的“社会政治子宫”中孕育出的“胚胎”，即都是在日本撤出东南亚之后的民族独立政权，同时承担着民族复兴和经济改革任务，管理着相当多元的族群，面临着严峻的发展问题和社会拷问等。中缅两国都面临着执政党如何在甲子年之后适应民众的政治审美疲劳，以及社会各界对变革的渴求。这个意义上，中国和缅甸存在大量共同的政治和社会议题。
如果对中缅边境的社会建设水平、缅甸移民管理、新移民文化融入、文化审美方式水平、经济互动方式等进行逐一分析，可以看出，中缅在上述问题上都缺乏有效的解决方式：双方少数民族的生计改善和现代化模式、宗教问题和国家族群认同、中缅经济互动的模式、中缅文化原生地保护中发展的方式、中缅核心资源的可持续开发等。
中缅油气管道区域的若开邦民族政党和民间组织抱怨缅甸中央政府收取大量好处，只把污染和问题留在地方的方式，和云南在抱怨中央政府的投资和建设逻辑如出一辙。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芒果式”投资的受害者——芒果肉全部被拿掉，只给当地留下芒果核和满树光秃的树干。
缅甸军政府作为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团体，也面临着极为相似的政治挑战，比如“轮流坐庄论”和“政党虚无论”——社会对政党的自身改革和完善往往放在最后的选项当中。
缅甸民间很多针对中国的差评，并不是因为讨厌中国，而是因为不喜欢军政府，因此所有和军政府关系紧密、或者让军政府受益的团体和国家，民众通通持负面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甚至能暂时忘却历史、和敌人和好，也不和现有政治团体修缮关系。
社会大众和民间知识分子的这种逢政府必反的情绪，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缅甸仰光媒体集团主席吴哥哥认为，许多反政府势力的口号就是“革命万岁”，“造反万岁”，根本没有耐心和任何人进行建设性谈判及协商，对于政府的作用也基本上全盘否定；而其中许多组织确实可以从动乱、战争、纷争、对抗中获得物质收益和好处。
缅甸当地有着更为形象的比喻，说百姓经常祭拜骑老虎的神仙，原因是害怕那只老虎坐骑，殊不知那个神仙更可怕——意思是那些没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的反对派，或许会比原来的政府更为可怕。
其三，缅甸的社会政治与中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昂山将军提出的《彬龙协定》以及邦联民主框架，至今仍是缅甸许多具有政治独立性部族的核心主张和战略协商标准。“五族共和”、“光荣革命”、“独立自主”、“左派和右派传统”、“社会的四个现代化”等仍然是缅甸的核心议题。
因此，中缅两国其实可以从上世纪40、50年代汲取治国大纲的理念和方法，来应对21世纪的全球化课题。缅甸民粹主义报纸对于中国的一味批评和排斥，实际上和对军政府的排斥逻辑相同，中国在政治改革、社会发展、国际互动上面的许多教训和经验，并没有被当地知识界和媒体界充分研究和消化，并形成社会共识。
在如何应对分离势力、少数民族自治方式、政治制度形式、政治管理方式、国际战略定位方面，中缅两国可以找到多种重合之处和战略应力点，毕竟长期的中缅互动造就了现实的中缅历史和社会联合。
中缅两国最该尝试的思维转型，是使用不同的尺度来重新估量自己的治理区域、对象和方式，把中国、缅甸乃至亚洲都当作一种考察对象，而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文化单位。一旦形成这种思维，中国和缅甸以及其他东盟国家一定可以在国际河流、国际海域、国际移民（难民）、跨国犯罪等问题上找到真正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