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苦耐劳的精神使得中国的中小投资者作为后来者，能在非洲等落后地区从高风险的投资中获利。但在掘金这种高污染投资行业中，一些人往往依赖于逃避监管、巧取豪夺、勾结腐败等对当地具破坏性的操作方式，并对当地社会责任缺乏重视，给中国海外形象平添负分，对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也绝非利好。
《凤凰周刊》记者／郑在（发自喀麦隆）
这场对峙发生在喀麦隆东部一个名叫Gogazi的小村庄里。三年前，村里来了四家中国的小型采金企业。他们向当地人展示了从政府获得的许可证，宣布河道中的黄金从此归他们所有。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自此失去生计。
金矿是这个并不发达的中部非洲国家除了石油以外的主要资源，也因此吸引了大批投资者蜂拥而至。喀麦隆环境与发展中心（CED）秘书长萨缪艾尔·努吉夫（Samuel Nguiffo）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尽管喀麦隆有一些大型中国国企，但“小型矿业企业才是中国在喀麦隆最重要的存在”。萨缪艾尔估计，目前约有两三百家中国企业在喀麦隆采金，“可能占喀麦隆黄金产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2008年6月1日，喀麦隆东部大区境内的卡代河附近，当地的掘金工人正在作业。随着淘金的开始，卡代河的河水早已混浊不堪。河道两侧的植被大多被破坏，并被开挖出许多大坑。』
《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2013）》白皮书显示，采矿业在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中居于首位，所占比例已超过30%，高于占比19%的金融业及16%的建筑业。其中，民营企业更多参与到非洲矿业投资中成为显著趋势。
中国矿业联合会国际部负责人常兴国2014年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曾指出，从整体海外矿业投资看，民营的矿业项目和投资的绝对额加起来已经大于国有项目。更有实际投资非洲矿业的人士表示，“一些民企通过海外资金调配规避审批在非进行直接投资，实际数额可能超出官方统计。”
对于远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亲人而言，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丈夫，是不辞劳苦的父亲，是发家致富的希望；但对于世代生活在深山里的当地人来说，他们是抢占工作机会的掠夺者，是当地环境的破坏者，甚至，是言而无信的诈欺者；对于乏力监管的中国官方而言，他们是一群不在统计名录内的海外开拓者，又是需要守护的中国公民，也是海外舆论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论据；而对于力求发展的喀麦隆政府而言，他们是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引进者，是矿产资源财政收入的贡献者，也是一部分腐败官员的提款机。
以上，是这群底层中国淘金者在非洲未被清晰勾勒的复杂形象。
“这么跟你说吧，唐总刚来非洲的时候，跟你一样白。”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一家华人酒店里，钟总指了指对面的唐总，笑着说，“怎么样，现在和黑人差不多了吧？淘金有多辛苦，你知道了吧。”在当地做生意的中国人，喜欢用“某总”来互相打趣。
唐总只是笑笑，低头不语。他穿着蓝白色渐变的短袖衬衫，水洗牛仔裤，乳白色皮鞋。尽管装扮相比其他“总”们要时尚得多，但黝黑的肤色加上谢顶的前额，还是让他显得比一旁年纪相仿的女士苍老很多。
此前，唐总从未涉足采矿业，和其他人一样，他也是被黄金所吸引的众多“信徒”之一。由于终日在工地现场监督，唐总一个月才能回雅温得一次。但休息不了两天，他多半会驱车前往喀麦隆东部大区的贝塔雷-奥亚市（Bétaré-Oya），那里是喀麦隆黄金含量最高的地区。离开雅温得之前，他会去百货市场采购工人用的遮阳帽等杂物，然后到菜市场采购一千元人民币左右的蔬菜——但这仅够矿上的十多个中国工人吃一周左右。
『金矿现场，三个当地雇员穿着雨衣端坐在上面一动不动，扬尘早已让他们黝黑的皮肤变得和泥土一个颜色，甚至埋没在这幅图景中。』
出城时，每到拥挤路段，唐总便警惕地回头张望，以防有人从车斗中偷东西。他正说着，一个男孩便试图拎走一兜大蒜，被他迅速阻止。随后，这个男孩追过来，敲打着车窗，希望能得到些小费，但唐总没有打开车窗。“千万别理这些黑人，没什么好事。”
最近唐总有些心神不宁，他已经辛苦了半年，却始终收不回成本。一台价值198万元的挖掘机，40万的砂泵，30万的皮卡车，再加上柴油机、购地费、工人工资及每日开支，成为一名金矿主需要至少花费400万元人民币。
半年来，唐总共收获了十几千克的黄金，最多的一天有4000克。“黄金的市场价格约为每千克24万。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口袋里就多了100万，你说高兴不高兴？”但这并不是常态，最少的时候只有几克，甚至一无所获。“我买了一块20公顷的地，挖了两个月，啥也没有，最后只好放弃了。不然一天无论如何也要投入一万块啊！”唐总心疼地说，“现在骑虎难下，的确有点后悔。”
“赌博都比这个强！”唐总的朋友在一旁说。同样来考察了一阵，但他觉得采金的风险太大，所以没有介入。
出生于广西上林采金世家的钟总则坦然得多。他从16岁就开始采金，东北、新疆、青海、海南，“国内只要有金子的地方都跑遍了”。2013年，钟总从加纳转战喀麦隆。他的投资规模比唐总大得多，十几台挖掘机分布在十来个工地，阵势不小。“采金要有耐心——”钟总语重心长地说，“但首先还是靠运气。”
一些运气不好的淘金者早已散尽家财，甚至因此负债累累，不敢回家。就记者接触的中国淘金者来说，主要来自广西、福建、浙江等省份。很多情况下是一个人打头阵，然后带来了全村的弟兄。在飞往加纳或喀麦隆的飞机上，常常能瞧见包工头样子的中国人向旁边的人吹嘘，他又从老家介绍了多少个同乡去某个矿上，赚了多少钱。
从雅温得开车一路向东，建筑物从楼房逐渐变为砖砌的平房，再到红土搭建的土坯房，但浓郁的森林始终陪伴。中国司机用熟练的法语和沿途盘查的宪兵攀谈，加以纯净水“行贿”，才能顺利通过。
在数小时节奏强劲的迪厅舞曲之后，记者终于在天黑时来到了贝塔雷-奥亚市的一家华人旅店。当地的矿工头目多居住于此。
旅店的围墙用铁皮和木栅栏搭建，两侧各有几间铁皮房，像极了电影《无人区》中的场景。不同的是，旅店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上面是金灿灿的四个大字：恭喜发财。
一进旅店，先望见了“喀麦隆华人矿业协会”的海报，旁边的电视在重播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正回应有关“更大老虎”的传闻。但没有人看电视。大堂里的两张电动麻将桌前，两名举止轻佻的长发女子正和几个矿工模样的人打麻将。旅店虽然简陋，但娱乐设施齐全，仅KTV就有两个，直到凌晨都歌声不断。
出于安全因素，矿工们夜间很少外出活动。2015年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当晚，据说一队矿工上山去烧烤，下山时晃动的手电引起在另一个工地看守者的警觉，以为是来“抢金”的，便朝着山上开枪。山上的人出于自卫也开起枪来。枪声惊动了不远处的另一处中国工地，结果也跟着开枪。直到钟总打电话给宪兵队的头儿，让他“马上调兵”，才平息了这场因为误会引发的“混战”。
尽管中国工人们总是被教导“保命要紧”、“不要反抗”，但偶尔还是会有人因此丧命。钟总手下的一名工人在一次与当地黑人的冲突中被射杀，凶手很快被宪兵队抓获。死者是钟总的亲戚，心存愧疚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如何跟亲人交待。喀麦隆没有死刑，“报仇心切”的钟总甚至想用两千万非郎把这条人命从宪兵队“买下来”，但对方不敢应允。钟总最后花了两百万，要求必须将凶手处以喀麦隆最严重的刑罚——终身监禁。
讲起这段往事，钟总掏出手机，翻出一张合影说：“这个，是奥亚的宪兵头儿；这个，是喀麦隆最大的宪兵头儿。”“我的工地只要有事，就打给他，他马上叫警察过去，马上抓（黑）人，都不问怎么回事，抓出来先打。”当被问及如何维系关系时，钟总的回答干脆而响亮——“还不是钱！”
『外国金矿企业的到来让不少以淘金为生的当地人失去了工作，Gogazi村的三千村民现在只能靠种庄稼或饲养牲畜为生。』
旅店里的一个金矿主答应带记者去他的矿上看看。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一阵后，机器轰鸣声越来越大，就到了最近的工地。两台挖掘机正将地面挖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八米深大坑，深红色的泥土、浅黄色的泥浆与周围的绿色植被形成鲜明的对照。
一台挖掘机正不断将青褐色的含金沙运送到一个用于“洗沙”的高台上。三个当地雇员穿着雨衣端坐在上面一动不动，扬尘早已让他们黝黑的皮肤变得和泥土一个颜色，甚至埋没在这幅图景中。
每个工地有十几个中国人，几个当地人——“黑人还是要雇的，不然体力活谁干？中国人是师傅哩！”据矿主介绍，中国人的工资标准一般是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底薪加2%的提成，“黑人很便宜，1000元就够了”。
在这些外来投资者到来之前，当地人只会使用最原始的方式——用铁锨、撬杠再加一个水盆，手工淘金。在喀麦隆的许多地区，尤其是东部，这种方式是大部分当地人的生活来源。如今，喀麦隆仍有约15000名手工采矿者。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刺激勘探并增加出口收入，喀麦隆于2001年通过新矿业法。新的投资鼓励措施包括：允许手工采矿者使用一定数量的器械；免收勘探期内和建设期内设备进口关税等。虽然喀麦隆法律只允许喀本地企业或个人进行手工采矿，外国人只能以“金融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其中，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当地人还是会将许可证出售给外国人。
于是，来自中国、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投资者不断涌现。这些新面孔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喀官方提高手工采矿地区机械化程度的响应，也给喀采金业带来了技术性变革。当喀麦隆正通过大型采矿开发其资源潜能时，手工采矿也以机械化的形态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位身着穆斯林白色长袍的长者拎着茶壶在金矿企业污染的河边打水。』
《喀麦隆论坛报》曾引述喀麦隆矿产、工业和技术开发部国务秘书福·卡里斯图斯·让特里的话说，手工采矿方面，许多外国人正涌入东部大区，与当地人合作从事采矿活动。但外国人的参与超越了“手工界限”——根据2014年最新修订的矿业法，“被允许使用少量机械的手工采矿”被详细规定为“仅限于使用1台装载机、1至3台挖掘机和1个沙金淘洗中心”，但有的企业公然会使用七台挖掘机。
该报纸2014年8月7日曾报道，在喀麦隆据说有一家从事采矿业务的韩国公司，只持有勘探许可证，却令人惊奇地在进行采矿活动。
“在我们看来，这种过火的行为给当地环境带来了消极影响，也并未给国民经济带来任何收益。这些本应从事工业化采矿活动的从业者大量从事手工采矿，给喀麦隆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因为采矿收入得不到有效监管，矿产储量也没有如实申报。”让特里说。
据喀采矿业扶持与促进机构（CAPAM）统计初步估计，目前喀麦隆平均每月约有200千克的黄金被非法售卖和出口，占每月黄金开采量的95%以上。而政府用于回购黄金的预算仅能回购约5%的手工开采黄金数量。非法采矿给喀麦隆带来的损失每年高达3000亿非郎（注：1元人民币约合95非郎）。
“损失”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在上述金矿工地几十米之外，一个用木板和铁皮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凤凰周刊》记者目睹了“偷金”的全过程。工棚角落有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长方形水池，水质混浊，水面之下就是混杂着沙石的黄金。“淘金”的最后一道工序——“摇金”便从这里开始。只见矿主拿起一个簸箕形状的模具，舀起一捧沙，像淘米一样，娴熟地将其在水中一遍又一遍地摇晃、淘洗，直到最细小的黑沙被洗尽，混杂其中的黄金便清晰可辨，熠熠生辉。尽管每天下午都会有矿业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工地现场监督工人摇金，然后按实际产量多少决定税额，但“技术娴熟”的工匠可以轻松地将部分黄金摇到水池中，让簸箕中残留少量黄金。待官方人员离开之后，他们再继续加班，摇出剩下的黄金。
几乎所有矿主都会强调自己采金的合法性。两年前，在加纳的中国人曾因非法淘金引发民间排华浪潮和官方清理行动，多达124名中国采金人员被羁押。但喀麦隆淘金者暂无这方面的担心——他们能够取得合法的探矿证，合法的开采证，合法的土地或河段。“我们是合法的，我们纳税啊。”不少矿主坚持认为。
“不，不，他们不合法。”喀麦隆社区利益及环境保护中心（CEPEDIC）负责人加斯通（Gaston）摇晃着食指说，“他们获得的许可或许是合法的，但是他们的很多行为是不合法的——既不尊重喀麦隆的环境法、也不遵守喀麦隆的劳动法。而且，很多中国企业‘腐化’了当地政府官员，使得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证明，加斯通带记者来到喀麦隆东部大区境内的卡代河（RiverKadey）。贝尔图阿的六万人口均要依靠这条河生存。当地人说，五前年，河中的鱼虾和水底的砂石都清晰可见，随着中国人的到来，污染与日俱增。如今的河水混浊不堪，即便经过河边的净水设备过滤，还是会含有汞等无法过滤的化学物质。
驱车一小时后，记者来到河流的污染源之一。在Gogazi村村民Zaorob的带领下，记者看到一艘淘金船正在河道中间作业——沙石被源源不断地从河中抽上来，淘金剩下的污水则被直接排入河流。即便中国人此时回国过春节了，淘金船仍由当地黑人操作，24小时不间断作业。河道两侧的植被大多被破坏，并开挖出许多大坑。整条河流呈现出青褐色。
因为河水被污染，当地人不得不走上几公里去获取干净的地下水，并要支付每20升100非郎的价格。尽管这个价格并不贵，但仍有很多人无力承担，不得不饮用被污染的河水。短短几个小时，记者目睹了不止一位身着穆斯林白色长袍的长者拎着茶壶在河边打水。
随着记者的到访，村口的茅草亭下聚集了很多村民，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情绪激动。戴着金边眼镜的当地长者Beh Remy拿出一支圆珠笔，不时记录些什么。停止书写后，他开始皱起眉头，控诉中国人的“恶行”。
“在中国人占据河道之前，我们都在河里淘金，每年能够获得100万-300万非郎的收入。但他们的到来彻底切断了我们的收入来源。（他们）除了偶尔会雇用一些临时工做一些杂活累活，支付几千非郎，对当地没有任何贡献。”Beh说，Gogazi村的三千村民现在只能靠种庄稼或饲养牲畜为生，有些人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
隔壁Tapare村的村民更为愤懑。村民Mbambe Philemon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也曾是中国公司雇佣的有限的当地人之一。当时有两家中国公司雇佣了约四十名当地人，这些人被分成三到四组，以保证机器可以连续24小时运转。每月他们可以获得7.5万非郎的收入。
当初，两家公司曾承诺给村子1000万非郎，并让村子通上电。电力在喀麦隆是个大问题，很多城市只有晚上才有电，农村更是奢望。因此，这两项承诺让当地人一度充满希望，然而，2015年1月的某个深夜，这两家公司在淘金后悄悄地离开了村庄，留下了价值百万的淘金船和被污染的河道。
老人、妇女和儿童，Tapare村的上千名村民全部出动，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搜寻这些“骗子”，但连续两个星期仍一无所获。那些带给他们承诺的中国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前，孩子们放学之后可以在河里游泳、钓鱼，但是现在，大家每天都无所事事，浪费生命。”一位村民望着浑浊的河水，面无表情地说。
加斯通则表示，除了中国矿企的数量在喀麦隆日益增加，其他国家的一些小型矿企也在陆续进入，其中同样不乏忽视环境危害和当地居民权益者。
“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矿产，政府需要收入，当地人需要工作。政府急于通过矿业发展获取大量资金，所以愿意将喀麦隆的资源与外国公司交换，来促进发展。”萨缪艾尔遗憾地说：“这些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收获的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快速发展。”
相反，这些项目往往会引发民间的强烈反对，但政府却选择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在一次反对美国棕榈油生产商赫拉克勒斯农场公司的行动后，喀麦隆活动家Nasako Besingi和其他四位活动家被关押三天，一位村长更是经历了四个月的监禁。
萨缪艾尔认为，非洲各国政府应当尊重公民的权利，让他们自己与投资者协商条款，而不是直接将土地和资源赠送给外国公司；而这些外国企业也应该问问，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经常在非洲各地调研的加斯通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如今喀麦隆的当地群众正在酝酿针对中国企业的集体抗议行动。加斯通奉劝他们要冷静，他希望能促成双方的沟通，但这并非易事。
2015年3月，加斯通去雅温得参加了一个由当地民间社会召集的会议，希望能够敦促中国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喀麦隆全国各地的15家非政府组织（NGO）。他也向10家中国采矿企业发出了邀请，但没有一家回应。其实这些中国企业很清楚自己对当地的伤害，钟总就曾在私下说：“我们这个破坏性太大，发达国家、环保搞得好的国家，我们不能去。”
与大型国有项目运作相对规范不同，一些小型民营企业在海外往往以逃避监管、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甚至勾结腐败等对当地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谋取利益。中国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对此解释称，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走出去”很长时间了，因为项目大，大型企业容易受到东道国政府、中国政府、东道国的环保机构或者其他民间机构的监督，也容易得到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支持，所以表现相对规范；但是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土豪”后，连外语都不会说，就两眼一抹黑地出去了，这些企业能力欠缺，人才不足，能得到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也有限。
这样的“走出去”行为于中国的对外战略无益，反而令中国的国际形象减分不少，也被部分非洲精英批评为“杀鸡取卵，伤害非洲”，不仅无法带动当地的发展，反而要当地人承受环境污染的危害。因此张建平认为，如何提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透明度意识及其能力建设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的行业协会、NGO以及东道国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引导和规范。”
为了了解情况，喀麦隆当地的国会议员曾去拜访过一家中国企业。萨缪艾尔提到，当该议员用法语向对方问好后，中方人员却耸了耸肩，表示听不懂。与其同行的一个姑娘说，他们能听懂，只是装作听不懂。当议员转身后，一个中国人用法语小声问这个姑娘，“你们要做什么”？
“他们拒绝交流，表现得‘听不懂’比回答问题要容易得多。”萨缪艾尔说。
（文中部分受访者系化名）
『本文节选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0期总第5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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