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终结艾滋病，变“不可能”为“可能”——专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
报告总结了过去15年的艾滋病防控进展，指出自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提出有关防控艾滋病的目标以来，全球共避免新增3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近800万。
『2015年3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来到海南大学，出席“艾滋病/结核病防治宣传校园行——走进海南大学”活动。』
记者：UNAIDS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同2000年相比，2014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下降了35%，艾滋病相关死亡下降了41%。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积累了哪些经验？
苏凯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部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在应对艾滋病的行动中，正是因为将“人”置于核心位置，才获得了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诸多成果。
首先，在2000年时，全球只有不到70万HIV感染者能够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简称“抗病毒治疗”），而今，这一数字已增长至1500万人。这一惊人的成绩直接促成了这15年来艾滋病相关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
其次，新增HIV感染下降主要得益于儿童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降低。15年来，全球儿童感染HIV的比例下降了58%。
应对艾滋病疫情的第三项重要行动在于反歧视，这在2000年以前并未被重视。这恰恰是联合国及其他国家应当着重兼顾并推至台前的重要问题。应对艾滋病行动有必要正视歧视问题和人权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艾滋病行动核心的边缘人群。
记者：报告指出，全球有望在未来五年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从而达到2030年终结艾滋病疫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估计是否过于乐观？
苏凯琳：你知道吗，2000年时，在中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的HIV感染者能够获得治疗，因为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每人每年大约1万美元的天价药物，药物获得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引发了全球道德义愤。但随着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克林顿基金会等机构的共同努力，抗病毒药物价格下降了99％，现在仅为每人每年100美元左右，大部分非洲国家已经在全球基金和其他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有能力支付应对艾滋病疫情和治疗所需的费用，使得接受治疗的HIV感染的数量在过去15年间增加了22倍，达到1500万。
确保1500万人获得抗病毒治疗在15年前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并下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当然，2030年终结艾滋病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第一步让90%的感染者通过检测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并不容易。目前，3690万感染者中，仅有54%知道他们感染了这种病毒。也就是说，仍有近半数的感染者没有进行检测和诊断，不了解自身的感染状况。接触这些隐藏在背后的庞大人群仍将是一段漫长的道路。发现感染者并让他们接受治疗，不仅能改善其生存质量，还能通过降低其血液中的病毒载量来减少其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可能。
记者：您对中国的反歧视工作有何期待？
苏凯琳：目前，全球已有68个国家颁布了对艾滋病重点人群的反歧视法律法规，包括中国。减少和消除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歧视与污名化也是中国正在努力的方向。
根据UNAIDS和合作伙伴2003年在中国的调查，六分之一的受访者因感染HIV而失业或被拒绝就业；在有子女的受访者中，接近十分之一（9.1%）称其子女（不一定是感染者）由于家长的感染状况被迫离开学校。也有感染者在就医时遭遇“手术难”，性工作者也谈到公安部门仍将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诸如此类的制度性歧视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艾滋病疫情严重得多的非洲国家，歧视同样广泛存在，以至于有的双双感染的夫妻都会对彼此隐瞒。为什么？因为污名化始终围绕着他们。说到底，对于艾滋病人的歧视，其实是我们的社会对“与我们不同的人”不够宽容的体现。如果我们容忍对艾滋病人的歧视，那么对残障人士、性少数人群等各种“不同的人”的歧视便不会消失。
记者：冰毒等新型毒品是否将成为艾滋病防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苏凯琳：对于传统毒品，中国政府在严厉惩处的同时，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所以在海洛因使用者中推广美沙酮替代疗法，以减少吸毒危害并遏制HIV在这一人群中的流行。
但现在，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的新型毒品正成为艾滋病防控事业的重要敌人。和传统毒品多采用吸烟或注射等方式不同，新型毒品大多为片剂或粉末，吸食者多采用口服或鼻吸式，所以更为隐蔽，有的人甚至在工作单位吸食毒品，这非常疯狂。新型毒品也正在威胁中国。
随着形势变化，我们的工作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并不缺乏应对吸毒者的公共卫生手段，但我们需要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更为便利及人性化的戒毒场所，来支持吸毒者进行戒毒，降低他们感染HIV的风险；而不是简单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UNAIDS认为这将对艾滋病防控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这将迫使人们将吸毒行为转入地下，变得更为隐蔽。
记者：疫苗能否一劳永逸地解决艾滋病问题？
苏凯琳：疫苗能够有效帮助人们不受HIV感染，但无法治愈那些已经存在的感染者。我们希望在2030年终结艾滋病疫情，使HIV感染者的生存质量、人格尊严、自由迁徙的权利都能和其他人完全相同，疫苗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公民社会的建设，与歧视和污名化做斗争，解决社会正义问题，这些都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疫苗”。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如何通过疫苗来减少新增的感染者，更要关注这些“社会疫苗”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记者：你如何看待中国科技创新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应用前景？
苏凯琳：目前全球在艾滋病二线和三线药物的研发和推广方面仍面临一些难题。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研发二线和三线药物方面做出贡献。我们正努力同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及其他合作伙伴一道，就上述问题进行合作。
当然，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在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上有所突破。目前，艾滋病疫苗已经在理论上得到验证。我曾在这一领域研究近二十年，目前许多事情正发生剧变,中国也在积极研发艾滋病疫苗。
《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实习生／卢伊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5期总第5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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