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历史都是失败者的历史

原标题：《历史属于失败者》

《凤凰周刊》特约撰稿/陶林

《历史的慰藉》是一部随笔集，收录了作者关于各种边缘史的随记与随感。散文的笔法，史家的态度，文笔清晰，十分好读——除了这些纯粹文体性的表面优点之外，更值得读者阅读这部书的理由，还在于作者在行文中所构建的看待历史的态度。

在全书12篇文章中，作者分别记录了一些貌似“故事”很少、不算“热点”的地方史和边缘史：戏曲史、饥荒史、土匪史、盐政史、钱币史、茶叶史等。与动辄“某某朝那些事”那样的鸡汤史学著作相比，这部《历史的慰藉》虽然行走于“冷”与“野”，但是却非常“正”与“实”，是一部非常耐看的史学随笔。

作为写作者，杜君立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一定要弄清楚他感兴趣的现状的来龙去脉。这个刨根究底的态度，使得读者会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作者的兴致之中。

在《曲终人亦散》中，他理清某些传统元素消亡的必然性，解答历史选择的问题；在《民国十八年年馑》中，作者从自己童年时代的疑惑出发，追寻陕西关中地区的一次惨绝人寰的饥荒，追索历史灭绝的问题；在《权力的道德》中，就“以德治国”四个字，作者拿出历史谱系学的本领，追索“道德”在历史和权力语境下的变迁，让诸多“想当然”的做法变得令人疑窦丛生；在《微盐大义》一文中，作者又拿出春秋笔法，不著一字之褒贬，直陈中国盐政两千年，剖析权力游戏下的掠夺与盘剥，令人浮想联翩……总之，强烈的“代入感”，让读者既能阅史发兴亡之叹，更能阅世，对自身的处境有不由自主的体味与思考。

在我们曾经古典的中国，一直有所谓的“春秋”传统，用历史来论证道德“经典”，即所谓的经与史互证。“经”指明生存的意义和品质要求，“史”提供论证的途径和正反经验，经史如骨骼，支持中国这个复杂的共同体向前爬行而不一朝覆亡。

难说杜君立不是受这样传统的影响，并且在新的历史状况下，意欲延续这一传统。一万年来谁著史？官家名为修史，实为顺治。让一切历史变成当代史，一切历史因果变成当代政治之说辞，是官方的强项。古代扮演这个“官方”操刀手角色的是翰林院，而今是学院，体量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功能和智能的进化。有史堪读，写史可信的，无非心中一腔热忱的读书人，像陈寅恪那样遗世独立、以人格为写作担保的良史家。故而，在全书的序言中，杜君立强调了类似司马迁那样独立著史的重要性，官家贬之为“野史”，读者信之为“个人史”。

《历史的慰藉》算是当代一部很认真的野史杂著，然而作者所持之态度丝毫不逊于经院史家，严谨、周全、以证据说话，一点不打折扣。写作边缘史需要的实证功夫，往往要比写中央史完备。弄清楚一个普通人在历史沉浮中是怎样捱过来的，是非常难的事情。杜君立并不太关心具体的人事，宫廷帝王将相全然不感兴趣，特别是计谋之类更不以为然。

他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现状”，人们怎么去京控上访，怎么度过“人相食”的饥荒，怎么在权力之下弯曲自己的膝盖，怎么为吃一口盐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当把这些细致而微的存在故事讲得清晰透彻，我们面对浩瀚历史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的变化。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去，怎样就置身于这个希望与绝望交织、现实与魔幻交织、文明与野蛮交织的东方古老文明中。

诚如杜君立在序言中所说，历史本身对现实或许毫无意义，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淡淡的慰藉。已有之事，曾经不断循环，难保说不有，失败之人事，或许注定失败了，也不值留恋。然而，就中国的“春秋”传统而言，我坚信其实也是无效甚至是失败的。古人有说法，“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我真怀疑这是著史者给自己壮胆的。

既然历史中不断有人大胆向未来放言，“天子宁有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证明“无所谓”的态度，远比王莽式的满腔投入来得更爽快。人们可以假借历史的名义做一点评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冤冤相报无止尽，暴力渐渐战胜了“天道”，成为了历史主角。在一个强权为王、暴力横行的世界里，只有写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声地问一声“正义何在”。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或许经历耻辱、灾难和悲剧太多——多了便不足为奇，也无以作为是非曲折的标准，或许，其本身就是历史一种演进的成本。“历史”一词能否作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体，给一个民族以稳妥的善恶良邪指示呢？

我们喜欢把内心的对立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倘若历史并没有这么一根“耻辱柱”，甚至人们只在乎眼前的胜败得失，并不真正在乎“耻辱”二字，我们又将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认失败的事实么？在无法想象出更高、更终极性的存在的国度里，即便历史有那么一点点对人的约束力，那也是一种弱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一种强的精神自律。

《历史的慰藉》志在为无数历史的失败者做一点点记录，失败的戏曲、失败的草民、失败的饥民、失败的土匪、失败的官吏、失败的经济、失败的道德与膝盖……作者原先设计的书稿是成书的两倍之多，几乎收罗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失败者，如果后继能得以出版，通读之下，我们一定会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或许整个历史都是失败的，所有应该出现的失误都出现了，所有的问题被提出，答案却永远只能在风中飘荡。

身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杜君立有一个基于传统的判断，就是历史上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与鞑靼文化的消长，这有类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谈论的“正邪”二气的消长。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文化代表着礼法、文明、理性与秩序，代表农耕的节制与敬天爱人；鞑靼则代表游牧的野蛮，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对暴力的崇拜，狼群原则的本能等等。

历史的脉络何其诡谲，任何人都只能叹兴亡，不能挽狂澜。历史本身只属于失败者，因为现实属于成功者。恐龙失败了，它成了历史；剑齿虎、猛犸象失败了，也成了历史；森林猿人失败了，它也是历史；迦太基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都覆亡了，乃有各自的史记……只有中华帝国终结了，我们才对整体全部失败的帝王将相和宫廷权谋保持那么浓厚的兴致，才会把对他们亡魂的想象，移诸到当代公权者身上——虽然两者就实情与法理上天差地远。

对于失败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慰藉，而是其主体与本体。因为有无数的失败者存在，才有历史存留的必要。历史记录失败者的失败，倒并非为了证明现存者的成功，而是保存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同时保存着冥冥之中无数的可能性。

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了又降，降了又升；犹太的约立了又毁，毁了又立；中国的孔庙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类的历史貌似不断循环，实质在不断前行。当我们满腔热忱地要“复兴一个伟大文明”和“光辉的历史”之前，一定要稍稍弄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倾听历史本身的意志：历史在终结，而现代性则如滔天洪水那样在绵延。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8期 总第5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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