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市内的最高建筑——国家纪念碑，占据着这座东南亚第一大城市的最中心。在它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绿地。更远处，环绕着这个国家最重要且最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印尼总统府、国立博物馆、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国企管理局。每到傍晚，广场上都聚集了无数放风筝的人。
“过去这里都是摆摊的，阿学来了之后才整成这样。”当地“80后”华人姑娘Naomi口中的“阿学”，是现任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自从2014年接替现总统佐科·维多多担任雅加达省长以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早就在印尼掀起一场不小的旋风。在华人圈中，人们更是亲切地称他为“阿学”。
二十年前的民主化运动终结了印尼制度性歧视华人的历史，也让印尼华人走向主流社会，开始在印尼政坛中寻求一席之地。2016年3月8日，钟万学宣布自己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谋求在2017年连任雅加达省长。无党籍的他坦言，自己明白独立参选的风险，因此希望支援团队到6月时能征集到至少100万个支持者的签名。
在印尼华文报纸《印华日报》总编辑李卓辉看来，如果钟万学成功连任，并在下一个任期也有现在的成绩，未来成为副总统乃至总统候选人也是有可能的。“印尼曾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童年成长的地方，我们也期许，未来能有一位华人走上印尼政治的中心。”
2014年当选印尼国会议员的林德纯。 摄影/李克难
雅加达城内一栋栋高楼之下，堆积着一片片低矮的平房。几条并不宽阔的河流穿城而过，部分夹杂着生活垃圾的泥滩，显示出这些河流从未经过全面治理。如今，一些河道边建起了水泥堤坝，能看到挖掘机在河道边进行着作业。Naomi说，由于多年来雅加达河道缺乏治理，一到雨季，河水暴涨，经常会泛滥成灾。“这些清污工作都是阿学就任省长后才开始的。”
虽然华人在议会中不会遭到民族歧视，但社会中的不信任仍然存在。华人被认为只在生意场上值得信任，并不会真正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这种不信任根源在于印尼社会过高的贫富差距。但随着钟万学成为雅加达省长，华人对政治的冷漠、印尼社会对华人的不信任，也发生了改变。
印尼的政治体制中，市县的地方长官均由选举产生，省长无权撤换他们，而中央的政策能否落实，主要要看市县等一级政府。然而，首都雅加达是个例外。不同于其他省份，雅加达省内五市一县的长官都由省长任命，省长也有权撤换他们，因而，雅加达省长的职权比一般省长大了很多。
从2011年任副省长开始，钟万学铁腕执政的风格便成为印尼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一段被广为传播的视频里，钟万学在2012年11月的一次预算讨论会上针对一笔被夸大十倍的预算拍案而起，直斥相关部门无能。“如果以后再拿这种不经过大脑的预算来糊弄我，就直接滚蛋！”在他斥责后，被批的官员难堪至极。
2014年11月，由于不满雅加达公共工程局在市政建设上的不作为，钟万学在媒体前难掩愤怒道：“我一定要在本周内撤换这位无能的公共工程局长，已经等不到年底了。”
除了市政建设，从社会福利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提升行政效率到提高政府透明度，钟万学的行事风格在官僚主义盛行的印尼格外引人注目。一些批评者指出，他的行为举止过于粗暴，有失身份，甚至缺乏教养。佐科也在其省长就职典礼上对他提出忠告，让他“给自己的脾气降降火”。
钟万学的从政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2006年年末，钟万学辞去东勿里洞县长之职，参与邦加勿里洞省长选举。其竞选吸引前总统瓦希德为其助选，但结果却以1%的劣势落举。
选举失败后，钟万学一度加入专业集团党，获得国会议员位置，之后转而加入普拉博沃的大印尼运动党。2011年，他与民主斗争党的佐科联合竞选雅加达省省长和副省长，获得胜利。
当时钟万学仍是大印尼运动党成员，直到2014年9月退出后，成为独立参选者。钟万学曾表示，印尼的政党政治并不成熟，各个政党只是其领导人的附庸，并不是全体党员所共有的集体。“加入政党反而束手束脚，因而我宁愿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
李卓辉说，印尼民主改革进入第17年，却难有不贪污的官僚。交通堵塞、水灾泛滥、城市垃圾、工业污染，几十年来雅加达积累的问题让这个城市深受苦难，因此需要有钟万学这样的人能站出来。“虽然有人指责他过于激进，但他能获得大众的支持。”
在雅加达，钟万学不乏敌人。一位叫吴国豪（音）的华人在雅加达组织了一个名为人民行动党的组织。余麦风曾接到邀请，参加了一次该党的会议。当时会议召集了雅加达市几乎所有的议员。会上，吴国豪直斥钟万学太年轻，没能力做雅加达省长，并历数其“罪状”。一位与会者呼应称，自己过去曾支持过钟万学，现在恨不得要他死。而就在最近，雅加达也出现了一些以排斥华人为理念的原住民政党，反对钟万学执政。
平心而论，如今在印尼做出成绩、位居高位的印尼华人政治家并非只有钟万学一人。现任印尼内阁中，两位部长都有着华裔背景，一位是在中国-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项目中起重要作用的交通部长伊格纳斯·佐南（Ignasius Jonan），另一位是去年8月印尼内阁改组后才上任的贸易部长托马斯·伦邦（Thomas Trikasih Lembong）。
据李卓辉调查，佐南家族姓杨，其中文名为“杨显灵”，“佐南”则来自于闽南话的“杨男”（杨家的男孩之意）。
2014年佐科政府上台后，佐南被提拔为交通部长，不久后，他便面对起中日两国竞争雅加达到万隆高铁的难题。起初，对铁路系统了如指掌的佐南认为，印尼还没到兴建高铁的阶段，应该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印尼的铁路体系。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铁对印尼来说不仅投资巨大，运行起来也不够安全。但佐科接连访问日本和中国后，最终坚持由中国参与兴建雅万高铁。于是，佐南最终不再公开反对，虽然遭遇了一些耽搁，雅万高铁最终还是顺利获得交通部的建设许可。
去年8月才接任贸易部长一职的伦邦，据李卓辉调查，其家族姓汪，他还是华人社团“百家姓”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华人医生汪友山的侄子。
为了增加与国际市场的互动，伦邦3月24日在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时表示，为增加对华出口，印尼不断加强与中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电商领军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合作。他还称，印尼应更多在地区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以摆脱多年来对美元的严重依赖，“如果可能，印尼应达到三分之一的贸易用人民币结算。”
在李卓辉看来，两位华人部长都接受过西方的教育，能用最新的理念治理国家，且不会因其华裔背景而在施政上对中国有任何偏袒，他们的决策更多来自于对印尼国家利益的判断。但无论是佐南、伦邦还是钟万学，都不是印尼改革后任职最高的华人，这个头衔要归于瓦希德时代的经济、工业与财政统筹部长郭建义。
在印尼政府体制中，总统之下是3-4位统筹部长，分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务等。华人经济学家郭建义所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只不过，其在位时间并不长。
不同于很多国家实行较为稳固的政党轮换，印尼自民主改革后，选举版图异常破碎，且变幻莫测。1998年之后的历次选举中，多次发生过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总统不得不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的情况，从而使任期内总统的施政大受掣肘。
据李卓辉介绍，出身民主斗争党的郭建义早年在荷兰接受经济学教育，对苏哈托时代依托大财团的经济模式深为不满，期望上台时能有一番改革。但2000年9月，瓦希德在大财团的压力下，将上任仅10个月的郭建义调任为国家发展计划部部长。该部门主要负责编制每年的国家预算和建设计划，并没有真正的执行权。次年梅加瓦蒂上台，郭建义由于与其政见不合而退出内阁。
2004年苏西洛任总统时，任命华裔女性冯慧兰担任贸易部长达七年之久。华社普遍认为，冯慧兰获得苏西洛重用，对新政府吸引亚太区华商到印尼投资起到一定作用。后来她在苏西洛2011年改组内阁后被调任为旅游与创意部部长，2014年10月辞任后，担任印尼大学国际经济教授以及印尼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成员。直到如今，冯慧兰在印尼政坛仍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如何维护与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印尼族群的关系，是印尼华人一直以来面临的挑战。
在李卓辉看来，参政恰恰是化解民族间不信任的重要方式。“现在有人散布着一个说法：‘火山随时会爆发’，认为印尼是个根本上排华的国家，排华的火山仍然存在，而华人就坐在火山口。我看倒不一定。只要华人参政的领导人真正为民众做事，就会消除很多印尼民众对华人的顾虑，为民族和谐做出贡献。阿学是基督徒，但他并没有偏袒基督教。”
上世纪90年代，没有人想得到奥巴马那样的人会做总统。现在印尼学习钟万学风格的政治人物不乏其人，比如泗水、万隆的市长，这些年轻的政治新星背景清廉，抛弃了官僚主义作风。“这样下来，印尼会变得越来越好，也会有更多华人愿意出来参政。”李卓辉说。
张育浩则认为，民族冲突的土壤在印尼一直存在，但随着信息交流更加畅通，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印尼人已不那么容易受人煽动。“很多印尼华人心中的少数民族心理仍然存在，但华人要追求获得平等的权利，应当对参政更加积极。”
张育浩也提醒道，华人在参政过程中，应警惕印尼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人宣扬政教合一，视让不同民族与宗教共存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为其大敌。如果让这些极端主义者实现他们的目标，民族歧视也会变得严重。”
据其介绍，2000年后，从中东来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资金源源不断流向印尼。“为了让印尼本土伊斯兰能够足够强大以抵御外来宗教势力的威胁，我们民族觉醒党应当站出来。”
“你们要小心了！华人要掌权了！你们要小心了！伊斯兰才是最强大的！”在印尼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活跃的清真寺里，这样的教条被不断宣读。
张育浩所参选的加里曼丹岛就遭遇过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骚扰。“有极端教团曾出来阻止我们庆祝春节，甚至会一家一户地说，还因此与华人发生过冲突。”他有些忧虑地说，“印尼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总体上这样的事还不太多。”
但转眼，他又变回到雄心勃勃的议员状态，“如果你希望能给这个国家带来更大改变、让更多人受益，那就参与政治吧！因为影响着各行各业的政策在这里被制定出来。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华人能够参与政治。”
《凤凰周刊》记者／李克难（发自雅加达）
本文节选自《印尼华人参政辛酸史》，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2期，总第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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