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互联网+”颠覆医疗体制，道阻且长》
中国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在众多领域无往而不利的“互联网+”能否如人所愿，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医疗市场的社会化、市场化，答案不容乐观。
同城的阿里巴巴集团在医疗健康产业亦浸润已久，旗下从事健康咨询服务产业的“阿里健康”不久前因推出“滴滴医生”服务，而备受关注。2014年阿里健康曾在河北省推行电子处方上网，以带动药品电商服务，但以失败告终。
“国内至少有2000多家移动医疗互联网公司存在。在互联网医疗领域，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手，或是友商，其实都是从2014年才真正起步。”对这个看起来很庞大的市场，阿里健康副总裁倪剑文显得很淡然。他对《凤凰周刊》表示，对这个市场来说，没有谁具有绝对的优势，大家都在摸索互联网医疗运作的模式，遗憾的是，迄今没有一家真正大面积地实现和医疗系统进行实时、全面的对接。
以往的经验中，互联网改变了商业、金融等行业的游戏规则，而对尚未被开发的传统医药卫生领域而言，满怀理想主义的创业者们除了到处陈说医疗痛点之外，几年努力下来，对医疗产业的核心几无撼动，现金流方面更没有赢者。中国医改已进入深水区，在众多领域无往而不利的“互联网+”能否如人所愿，推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医疗市场的社会化、市场化，答案不容乐观。
“现在任何IT人想替医生看病，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这样大咧咧地把话抛给对方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现任院长王杉，坐在他面前的是“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锐。在北京某论坛上的对话有些火药味，主持人、移动医疗产业评论者刘谦称，这是代表移动医疗界和公立医院院长难得的一次对话，此前做互联网医疗的投资人和公立医院的院长们做的看似是同一件事，往往很少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上几句。
王杉和张锐两人都是“互联网医疗中国会”16位发起人的成员，虽为“同道中人”，但完全是不同的路径。
大约4年前，大陆媒体人张锐转型涉足互联网医疗，他的春雨医生APP主做网上预诊和咨询，从大陆普通民众看病难和看病贵中张锐预感到，以后的互联网医疗可能是一片蓝海。张锐一心想把春雨搭建成国内最大的线上医疗平台，调整中国不均衡的医疗资源，他的理想是要把春雨医生变成一个让中国人免费看病和低价买药的公司。
但无一例外的，像春雨医生这样的互联网医疗企业露头没多久，便挣扎在生死线上。
在苟延残喘几年后，张锐赶上这轮互联网医疗政策的好时机，2014年获得巨额资金注入的张锐现在又重振雄风。在不久前张锐的春雨医生宣布，从线上预诊转向线下，采取诊所模式，患者可以网上咨询后去诊所看病取药。春雨医生更是称，年底前在国内开至300家诊所，“300家不能转起来，你们怎么骂张锐都可以。”
王杉是医学界权威，又是传统公立医院的院长，王杉参与多项国家层面的医改政策，深谙传统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难点和政策桎梏。年轻又任性准备随时“颠覆医疗”的张锐的所为在他看来，“这真的是个错事。”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场所的形成和建立，已经有几百年医学的历史。
而张锐当医患中介不过瘾，居然要在线上和线下联接开办诊所，线下看病，网上卖药，有点想分解医院这个组织的意思。“为什么有医院？不是要把大家限制在一起，而是需要质量控制。”王杉不是一个保守固执的学者，他担忧的是互联网医疗走入线下的医疗质量和病人的安全，“什么时候春雨医生能设计出一套和现有医院一样能保证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的保障体系，那你将来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不受传统医疗圈的待见已属正常。之前的10月初张锐也受到圈内知名写手“一医一世界”的“炮轰”，这位身在山东某三甲医院的资深骨科医生张锐认为，虽然医疗需求很大，但市场实际上却很小，因为多数医疗资源都是国有；医疗领域丘壑纵横，资本想统一市场时，必然遇到阻力；而不统一医疗市场，零散的服务获利，资本根本看不上，也就不会大规模投资；医疗行业涉及人的健康，互联网医疗服务商们要取得患者和配套行业的信任，需要很长时间。
显见的一个事实是，现在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同质化严重，大多做的是争抢号源、导医、预诊、健康咨询为主的一类事，对患者看病难和贵的核心问题束手无策。而好的互联网医疗APP产品对医生来说，也并非低频需求，恰恰相反，“低频主要是医生的骚点没有找到，还没有把自己摆成‘荡妇’的样子，没有撩起医生的‘骚情’！”上述业内人士戏谑地称。
大陆互联网医疗创业者们难以成功，不仅是源于类型和功能近似的医疗APP产品，不能真正有效且大量地掌握医生这一核心资源，也是互联网+医疗始终不温不火的另一关键因素。这一问题是否会随着国家“互联网+”和“新医改”政策的推动，以及相时而动的巨额社会资本的涌入而有所改变，还有待观察。
不过民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政府几番折腾，非但没改观，反而愈演愈烈。医改难以推进，阻力不止医院一家，更是错综复杂的各种因子的集合，目前已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医疗体制，形成非一日之功。
资深医疗人士“一医一世界”曾撰文分析，在内地，各个县城的县医院是由县财政主办，地级市医院有地级市财政出钱，国家级医院是国家资源在支撑。在早期，县城里的党政机关干部看病都是去地级市医院。普通机关干部、企业中高层、教师等县城主流阶层如果生病也会托人找关系到地级市医院看病，也就是说县医院的技术水平很难被主流阶层完全相信。
政府官僚们和富人不经意间用脚投票的举措，或许导致县级医院医生的分流，很多好的医生努力向地级医院或省三甲医院调动，而对乡镇医院和村医来说，当县城主流阶层人员都去地级市后，县城必须从乡镇上搜集病人来填满床位。在强势县医院的影响下，乡镇社区医院完全萎缩，人才匮乏。
“当各个县城较有经济收入的病人转到地级市医院后，地级市医院的病人就有两种人群：一个是本地土著，一个是慕名托关系来的县城病人。”他说，地级市医院的医生一般感觉小城市生活不错，节奏不紧张，收入也可以，很安定，而且竞争压力要小于北京、上海，那些麻烦的病人就转给上级医院了。而省会城市和北京、上海的医院重视科技领先，在乎品牌，慢慢地“一级医院一级水平”就成为行业真理了。
在内地，中央自上而下建有一套完备的领导干部保健体系，省级有专门的保健办，专为省委书记、省长们服务的保健办不仅有副省级官员兼任，一般还从三甲医院抽调数十至上百名顶级医生组成专家组，全力保障，悉心服务。省会重要城市三甲医院的形象和名气由此更加鼎立不可破了。
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必然导致病人流动的“抽水机”现象，病情复杂、有钱有权的病人往上走，基层医疗机构则只能做些一般的接诊工作，医护人员也自甘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医生的培养机制亦有弊端，内地医学院学生往往以能进三甲为荣，进了社区医院和乡镇医院的，医技水平很难提高，也很难交流到大的医院。
但在国外却相反，美国克莱顿著的《创新者的处方》一书中提及，美国政府对医护人员工资控制很紧，所以最优秀的医生都会选择在私人医疗机构工作，因为通过向富人提供医疗服务，他们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而医生仍可与大医院有诊疗合作关系。
中央政府虽有进行大规模的医疗体系改革实验的意愿，如提出“分级诊疗、2017年大病不出县”等要求，但公共医疗的政策和配套政策不改、医院的GDP式的考核不变，不同利益纠葛冲击呈撕裂状的医改政策导向下，仅凭几个互联网医疗公司来颠覆医疗体系规则，改变资源配置错位、医疗信息不对称、医疗主体利益分配等现实问题，恐怕是痴人说梦。
大多数公立医院并没有动力拥抱移动互联网医疗，医院关注的收入、规模、科研，并不是移动医疗能解决的。“实际上是处处有难题。”数次参与医改方案的北大人民医院院长王杉说，医改是各个部门一起合作，都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所以最后出台的政策可能不会让大家满意。
廖新波近期在一次论坛上也表示，广东出台的《促进医生多点执业指导意见》，最初有打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医生的执业问题，允许医生到基层、到民营医院自己开诊、自己建立工作室。但廖新波最近得知，这些规定目前都消失了。呼吁医生多点执业、培养网上全科医生、推动医生和医疗资源下沉，是廖新波一直在干的事，但按现行执业医师法，医生只能在所供职医疗机构行医，否则是违法行为。
倪剑文预见，互联网医疗之路今后都会很难，“不能期望一次性全面突破”。而春雨创始人张锐则表示：一切新事物的出现看起来都像一个笑话，我们埋头少说话、多做事，做一些大家现在看不上的事。
《凤凰周刊》记者／钟坚
本文节选自《“互联网+”颠覆医疗体制，道阻且长》，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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