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题为《胡德夫:民歌运动中的赶路人》
在台湾,胡德夫早已成为一把精神火炬,借着“现代民歌运动”影响了几代台湾人。他想鼓励自己的原住民同胞,并告诉那些民歌运动中的赶路人,一定要坚持走完这一条“最最遥远的路”,继续唱自己的歌。
7月末的北京十分炎热。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坐在我面前,须发皆白,一身清凉,他带来一本自传《我们都是赶路人》和一张新专辑《撕裂》。
在大陆,胡德夫出名得太晚,2005年,50岁才出人生第一张专辑《匆匆》。主持人白岩松听得泪流满面,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男人走过的“山河和岁月”。
而在台湾,胡德夫早已成为一把精神火炬。他与好友李双泽、杨弦借着“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影响了几代台湾人。2005年,在他复出的台北演唱会上,台下坐满了蓝绿营的政要,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听过胡德夫创作的歌曲。

相比于他传奇的人生经历,这本自传薄得有些谦虚。至今,胡德夫总共出过三张专辑。在新歌《撕裂》背后,有胡德夫最近的心路历程。当下社会政治的种种对立,让他愈发珍视一种音乐的世界,在那里,简单、朴实且融合多样,没有撕裂。
他说,每首歌都是一段经历。书中,他用浅白的笔法、宛如咏叹的情感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他想鼓励自己的原住民同胞,并告诉那些民歌运动中的赶路人,一定要坚持走完这一条“最最遥远的路”,继续唱自己的歌。
1970年,出生于台湾二战后“婴儿潮”的胡德夫20岁。
在当年的一张旧照片上,他瘦而结实,头发黝黑,一脸青春的胶原蛋白,深怀探究和倔强的神情,像一个神气的勇士。
发生在这张照片之前的人生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爱唱歌的、牛背上的小孩,生长在台湾屏东大武山。那是一个“芬芳的山谷”,大武山高远如天空,绿色的山谷里到处是山花与蝴蝶,远处的太平洋像悬在大武山隘口的水库。
卑南族的父亲受过教育,是日据时代的户籍科科长,知道世界之大,男人一定要出去看看。胡德夫十岁时,父亲硬着心肠,逼儿子走出大武山,去当地最好的教会中学——淡江中学读书。胡德夫在那里学习文化和音乐基础。
排湾族的母亲是贵族首领的女儿,极富语言和音乐天分。她教育胡德夫,原住民的音乐里有神灵、万物、祖先和历史,要学会爱、勇敢和包容。胡德夫光脚走出山谷,她在后面唱着原住民的咏叹,“孩子,你是一只高飞的大鹰”。
影响人生的伏笔就此埋下,胡德夫尚不自知。1970年,他只是台大一名普通的外文系学生,还没有读完大学三年级。三件深刻改变人生的大事已经发生:父亲得了食道癌,他开始打两份工挣钱;加入卑南族好友万江浪的“潮流乐队”。一年多后,台湾的文艺高地——哥伦比亚咖啡馆将注意到他;成为“旅北山地大专学生联谊会”的第二任会长,认识了几百位山地民族同学,并和台大人类学教授充分交流,他开始思考台湾原住民的命运,并用半生践行和推动这一事业。
彼时,刚褪去西化热潮的台湾,民族意识初醒,代表社会思潮转变的“保钓运动”发生后,出现了文艺界的本土意识,由现代派和乡土派的文艺论战发轫,旨在对抗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找到“我是谁”的答案。
1970年代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就是一处孕育台湾本土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的沃土。胡德夫偶然留下来驻唱,看到“洪小乔在盛理歌谱。张艾嘉逃学坐在那边。胡因梦在想有没有机会上台。一听到歌,席德进就跳起舞来。张杰很高兴地在画荷花,然后李双泽就进来了。”在李双泽的鼓励下,他在那里第一次唱了卑南族歌曲《美丽的稻穗》,并在当晚认识了杨弦。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在过去的社会与教育制度下,曾因“山民”身份饱受歧视、无法“唱自己的歌”的胡德夫,感觉“像一道光照了过来”。在那个“华语歌和母语歌荒芜的年代”,他选择和他们一起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是1974年到1976年的几场演唱会。
1974年,胡德夫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也让原住民的声音第一次被台湾听到。余光中、杨弦、林怀民等时代人物尽皆到场。在这场演唱会上,外省人杨弦第一次演唱了自己根据余光中的诗谱写的《乡愁四韵》。
演唱会引发的热烈反响和争议讨论,使胡德夫和杨弦萌生了举办“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想法,并在1975年实现。演唱会前半部是英文本土创作部分,后半部分是杨弦个人创作的发表。这场演唱会的宣传部分,是以“国语创作民谣”为主,在文艺界人士中间广受欢迎,被视为“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标志事件。
1977年,挚友李双泽匆匆离世,胡德夫触动很大。生命昙花一现,他问自己“我是谁?我能做点什么?”从创作《牛背上的小孩》和《匆匆》开始,胡德夫渐渐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故乡的原住民。
1970年代开始的十年,台湾开始了“十大建设”,于1980年代实现了经济繁荣。原住民的经济模式被带入其中,出现了一系列童工和雏妓的问题。胡德夫和李双泽的师妹杨祖成立“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全心投入了1980年代高涨的社会民主运动。
这十年,胡德夫以民谣为武器,创作了系列关注原住民命运的歌曲,《最最遥远的路》《大武山的妈妈》《为什么》等,这些歌曲流传甚广。
但一些不广为人知的细节充满了惊险。因“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他坐过牢;在淡水,为了解救卑南族的雏妓,他领着卑南族少年会所的几个武士,带刀杀进去救人,对方则带刀杀回;还有一次,在为原住民维权的活动中,遭到警察局长的死亡威胁,他抽刀在自己的肚子上划了一血道,以示毫无畏惧。
轰轰烈烈的原住民运动,以组织内部的核心成员被政府招安而告终。胡德夫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20多岁时已是全台北收入最高的歌手,一个月能挣7万新台币。十年社会运动,胡德夫千金散尽,他停掉了工作,到处无偿唱歌。进入1980年代后,流行歌兴起,民谣式微,胡德夫积蓄见底,回到原点。低谷时的他靠卖水为生,妻离子散,睡在酒吧的地板上,脊椎得了严重的骨刺,一度痛得想要自杀。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前半生过去,1988年,他回到大武山80多岁的老母亲身边。游历了所有的原住民部落,与他们同吃同住,一起唱歌,采集音乐。他从一个鲍勃·迪伦式的社会歌手,回归了原住民身份,在古老音乐中,他找回了自己与祖先、历史和世界的连接。他发现,世界上很多古老的音乐都有着动人的咏叹,充满对母土的深情。
隐居台东,回归音乐的日子里,他用了十几年时间,创作了《大地的孩子》《记忆》《脐带》《芬芳的山谷》等一系列向原住民文化致敬的歌曲。
2005年,胡德夫复出,《匆匆》一出,华语歌坛举座皆惊。这张三十年磨一剑的专辑征服了当年的台湾金曲奖,专辑中的《太平洋的风》获年度最佳歌曲,他个人获得年度最佳作词人奖,如日中天的周杰伦完全被比了下去。
同年4月,胡德夫在台北复出开个唱,龙应台专程从香港飞回,她看到了台下汇聚了一干功成名就的台湾文化人及蓝绿营政治人物。这些平日势不两立的群体,此刻相安无事地坐在台下。“当台上熟悉的歌声响起,他们还会用手去打同一个拍子,用心去哼同一个曲调。”
胡德夫远离了政治,却依然是台湾政坛人物最喜欢的歌手之一。2006年施明德“倒扁”运动中,胡德夫站上街头,为捍卫民主而歌唱,施明德感动落泪;在《太平洋的风》这首歌咏台湾原住民文化的歌中,他仍不忘回顾台湾本岛涂炭的近代历程,遥望太平洋那头更大的世界,他看到日本和美国的军舰开过,留下了“亚细亚的孤儿”。只有风“吹散迷漫的帝国霸气”、“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才能有真正的太平。
进入21世纪,台海局势深刻变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胡德夫的尴尬。他说,希望自己的歌超越意识形态,让其中对自然与和平的深爱,感动更多的人。但他没有放弃对社会现实和时代的关注,他最喜欢美国民歌手伍迪·格思里所讲的,“要唱出心中所想,写那些悲伤岁月里的故事,写对明天的期待。”
2016年,66岁的胡德夫带来了最新单曲《撕裂》,他说,在台湾,蓝绿两种势力恶斗已久,台湾在原地空转,一切都沉沦下去,最直接的是年轻人的收入和前途。“现在大家都不上学,忙着撕裂彼此,很多朋友因为政治信仰的不同而不讲话。甚至出现在父子、亲戚之间。这是非常悲哀的。”他希望,人们能够借着这首歌反思,怀念一下过去那些愿意架桥而非撕裂的时代。
胡德夫唱出了自己的声音,他始终记得已故老友李双泽的心愿,创作一首歌,叫《一座大桥》,让两岸的人们往来,不再冷眼相对。
记者/刘荣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胡德夫:民歌运动中的赶路人》,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4期,总第5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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