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游荡者帕慕克与土耳其人的“呼愁”》
“政变永远不是解决土耳其问题的办法。在我一生中，亲历了三场‘成功’的政变和四场‘失败’的政变，所有这些政变都使得土耳其的问题更严重，人民更不幸。”
7月18日凌晨，在土耳其政变发生两天后，享誉世界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发表了关于政变的一则简短声明。声明中，帕慕克对政变夺去许多人的生命表示遗憾，他和千百万土耳其人一样，也在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并不讳言自己是正义与发展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该党主席）的批评者——“我有很多的理由批评土耳其的这个执政党。”但他并非要为参与政变者辩护，相反，他对“反对党从一开始就批评这场政变并在公开声明中表态”感到欣慰，他强调土耳其的未来在于实现完全的民主，这也是他作品中不断探讨的话题。
作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在世界文坛久负盛名。他始终关注着土耳其的文化与命运走向，其代表作《寂静的房子》《雪》《黑书》《我的名字叫红》《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等，在中国大陆拥有广泛市场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中国作家。他试图用文学对土耳其的宗教、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进行解读，并为东西文明的冲突找到出路。
费里特·奥尔汗·帕慕克，土耳其作家，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杰夫代特先生》《寂静的房子》《白色 城 堡》《黑色之书》《隐蔽的脸》《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等作品，被译成40多种文字出版。
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中心，有过光荣而辉煌的历史。这片地域先后受希伯来、希腊、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文化和军事冲突的核心地带。1923年，“国父”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厉行“全盘西化”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土耳其精英分子多数是这一世俗化的支持者。
近几十年来，土耳其“入欧”之路坎坷而漫长。凯末尔政府以来所追求的现代化、世俗化与国内的宗教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存在日益加深的矛盾，某种程度上，这次政变正是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土耳其素有军人干政的传统，从1960年时任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杰马勒·古尔塞勒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专制和反世俗化的曼德列斯政权至今，政变的魔咒一直未脱离这片土地。
帕慕克在文学作品中多次写到政变，并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因而屡屡遭到同胞的非议、起诉，甚至人身威胁。2002年11月，帕慕克的政治小说《雪》出版，这部小说写了一位多愁善感的土耳其诗人卡，他借着记者的身份到土耳其偏远小镇卡尔斯游逛，采访市政选举和伊斯兰少女事件（由于学校不允许披头巾进校而自杀）。卡尔斯陷入了军事政变的恐怖之中，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宗教……这些冲突把卡尔斯城的人们分为两极，整个小镇的氛围充满了压抑、愤怒、阴谋和暴力。
正是在《雪》出版的这一年，新的宗教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获胜，该党创建人、出身于贫穷穆斯林家庭的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总理，令世俗化和宗教的矛盾再度激化。《雪》出版后，由于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甚至在2008年初，土耳其警方破袭极右黑帮埃尔盖内孔案，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
帕慕克对这些背后反映的冲突早已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散文集《别样的色彩》中写道：“一方面，有人要匆匆忙忙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愤怒的民族主义将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当作西方的发明物。”他致力于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中寻找出路。
帕慕克在之前写过，“欣赏伊斯坦布尔美景的最佳地点，既不在西岸，也不在东岸，而是在连接东西岸的博斯普鲁斯大桥上”，这曾被认为是他倡导东西方文化冲突融合的象征性表达。而实际情况是，这次政变发生时，连接欧亚大陆的两座大桥——穆罕默德二世大桥与博斯普鲁斯大桥的单边交通都被军队拦截，阻止车辆从亚洲区域进入欧洲区域。如今看来，倒像是一种悖反的寓言。
文学和政治的远近亲疏关系，古今中外都颇为微妙，它们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家创作与政治有关的内容，二是文学为政治服务。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学家被卷入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渡，许多当代作家对待政治也是一种警惕和游离的态度，帕慕克也不例外。
早在1970年代，正是各种政治论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刚上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的帕慕克，因为受到身边同学的影响，也兴致颇高。不过他很快对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丧失了兴趣，开始转向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即便在外人看来，帕慕克的作品在政治层面是高调的，但从其言论细小的缝隙中，可以看到他方寸间的进退。比如，他强调不能忽略政治小说作为小说的虚构性，还强调他的视角是文学的、而非政治或宗教的，甚至他在纽约告诉美联社的特稿作者娜哈尔·图西:“政治没有影响我的作品;不过，政治一直影响着我的生活，事实上，我在尽最大的努力，让作品远离政治。”
然而，文学与政治从来都是难以分割的。1980年，土耳其再次发生政变，成千上万的人被关进监狱。1985年，欧美戏剧界的两位大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来到伊斯坦布尔，为受迫害的土耳其作家及其家人提供帮助，帕慕克陪同他们目睹了许多因言获罪的作家及家属的悲惨遭遇。
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事后写道，“在此之前，我只是站在政治世界的边缘，从来不想介入其中，除非是被迫而为。但是现在，当我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故事时，负罪感让我介入政治，正如同踏实感也是让我介入政治的另一个因素。
帕慕克后来对政治的介入姿态，和他读书期间受西方的存在主义影响也密不可分。他在散文中不只一次提到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对自己和父亲的影响。“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我事前可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他曾表示，难以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因为这很做作”。这种复杂对立的想法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而帕慕克竭力在小说中去呈现这种常态。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的家中写作。
“呼愁”（hüzün）是帕慕克在作品中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土耳其味十足。它如日本的“物哀”一样难以翻译。借着“呼愁”，可以一窥土耳其的往昔历史与现代走向。
帕慕克的祖父在52岁时去世，其后，他的父亲和伯父又遭遇一连串的生意失败，加上财产争夺的裂隙，家族日渐衰落，年幼的帕慕克体会到欢乐背后可怖的责难和旧账。
1974年，帕慕克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就是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文献和资料，以1930年代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同时囊括进20世纪土耳其风云变幻的历史，写了土耳其三代人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典型性格。祖父辈发了大财，父辈耽于幻想不切实际，败光家产，孙辈成为了画家。不难看到，帕慕克在此受到西方家族小说的影响，同时暴露出帕慕克在文学上的雄心。
另一方面，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帕慕克的父亲抓住一切机会待在外面，而母亲心怀不满和愤懑，鼓励两个儿子从小展开竞争，争夺母爱，以获得虚幻的乖僻的安慰。在《兄弟之争》一文中，帕慕克写道，小时候和哥哥没完没了地打架，哪怕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没有任何人干预，自然包括母亲。上小学后的帕慕克失望地发觉，无论自己多么努力,他在学习上永远比不上哥哥谢夫盖。帕慕克的小说里总是出现孪生兄弟的影子，帕慕克在一篇散文中说，他小说里，名字叫“谢夫盖”的都不是什么好角色，即是来源于小时候的这种情感。
1972年，父母离异给了帕慕克不小的打击，哥哥从耶鲁大学毕业后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相比之下，对所学的建筑系不感兴趣甚至开始自暴自弃的帕慕克，又一次相形见绌。父亲搬出家去，帕慕克和母亲独处的日子也并不愉快，励志要成为大作家的他，得不到母亲的认可。
帕慕克最早感受到的“呼愁”背后，大约是眼睁睁看着家族在时代中没落，以及亲历家庭生活的不完满。同时，过去一两百年来，“呼愁”有着苏菲传统，占据伊斯坦布尔文化、诗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核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观念，有点类似于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
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帕慕克写道，“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而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这种“帝国斜阳的忧伤”是一种笼罩于个体头上的集体情绪，根据帕慕克的描述，“呼愁”是一种混乱、朦胧的忧伤状态，心灵深处的失落。具体而言，有世俗失败、疲沓懈怠和心灵的煎熬等，帕慕克所说的个人经验是，“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到的情绪……‘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所共有的阴暗的情愫。”这种情绪是整个社群所共同承担又能映照出自身的，像薄膜一样笼罩着整个城市的一切。
人们在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的废墟之上生活，它们不像西方博物馆里所骄傲地保存的光辉的遗迹，而只是一派生活图景。不断地建新的建筑，对历史无知和遗忘，然而“呼愁”让他们对失去感到痛苦，又不断地以新的方式去创造以表达这种贫困。“呼愁”不是导向消极，而是一种自愿承载的、乐天知命的、和谐谦卑的、甜蜜的忧伤，它有效地遮蔽现实，带来安慰。“它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在他们出生前便已选定的光荣起点。”
与此类似，帕慕克不无痛心和忧虑地写道，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是火灾与废墟的历史。帕慕克热衷去描绘的日常生活景象，那些杂乱的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等，这些似乎也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以残败的废墟的形式向土耳其人民昭示着往昔的历史。可是，在日复一日的遗忘中，废墟变成了历史想象本身。这种麻痹心态是帕慕克所担忧的，甚而是有些愤怒的。
这种“呼愁”，也让帕慕克不只一次站在博斯普鲁斯大桥上思考，他为什么离不开这座城市？“那是因为，不生活在伊斯坦布尔，我想不到生活是什么模样。”
因此，《雪》中的主人公卡，作为政治犯流亡德国12年又重归故都伊斯坦布尔，重新凝视这个曾经熟悉的地方；《我的名字叫红》中，离家12年的青年黑也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
游荡者帕慕克，终究要在故乡寻找故乡。
记者/张丹丹 编辑/徐伟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游荡者帕慕克与土耳其人的“呼愁”》，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3期，总第5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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