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蒋昌昭 编辑 | 彭顺利
夜深了，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地铁站E出口对面的天桥下灯光浑浊，几辆私家车辆停靠在自行车道上，两名30岁左右的男人靠在一旁抽烟。 “坐车吗，坐车吗？”有人拖着行李箱路过，男子赶忙上前询问，行人未发一言，径直离去，男人也不再紧跟，接着和另一人聊起天来。
一眼即可明白，这些驾驶私家车揽活的就是大家常说的“黑车”。它们可能是长途客车、中巴、黑旅游车，也可能是小客车、面包车、甚至三轮车，它们长期盘踞在立交桥下、地铁站口、小区附近，入夜时，总有一两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或烫染头发的大姐，用低廉的价格和充满煽动性的大嗓门诱惑你赶快上车。
在北京市区，非法运营的私家车是黑车中佼佼者，它们总能在政府严打与散客需求的夹缝间开拓出一条活路。
一方面，每年北京市交通执法队都开展专项打击黑车活动，另一方面，政府对出租车的严格管制难以满足变化的出行需求，催生了黑车市场。数据表明，1996年北京出租车数量约为6.7万辆，这一数字在20年后几乎未变，有专家认为北京出租车缺口可能高达 3 万辆。有统计显示，北京黑车已经达到7.3万辆，超过正规出租车数量。
而自今年4月1日，滴滴按照《北京市网约车细则》的规定，全面停止了对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外地牌照网约车进行派单。从去年12月21日起，到京沪两地网约车细则最终落地，北京的网约车市场再进行了一次洗牌之后，一些网约车司机转而干起了黑车生意，黑车市场有抬头迹象。
△2016年11月，后场村一位司机贷款买了一辆10万元出头的东风轿车，准备加入滴滴网约车的队伍，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网约车司机转行开起了黑车。
排挤、罚款：黑车司机不好做
2017年2月23日，再过两天便是农历春节，35岁的赤峰人张武决定离开北京，再也不回来了。他驾驶着在北京买的二手车，这辆银色的雪铁龙轿车花掉了他5万元积蓄，它的后备箱里塞满了行李以及早年做电焊工时留下的工具。
2016年5月，张武带着新买的雪铁龙，在滴滴公司系统上申请了网约车司机职位。等待网约车特许牌照的近一个月时间里，他短暂地成为了一名黑车司机。
大兴黄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一带位置偏僻，夜晚出租车及网约车不多，黑车自然成为附近居民和小商品店主的首选。
张武把车开到商品批发市场附近的路口，好位置总是被最早盘踞于此的黑车司机占据，但张武并没有被赶走。“有些地方会排斥陌生黑车，比如南苑机场一带。这行业也讲地盘。”张武感慨。
张武的生意并不好，他一个人吆喝不过别人，有意向的乘客也被其他黑车司机哄上去抢走。有几次，接到顾客后，张武准备倒车时发现后面堵着一辆车，他按了喇叭，后车也不见动静，旁边几个人就这样看着张武的车。
“他们不威胁你，也不直接撵你，但给你堵几次你就明白了。”张武明白，乘客也明白。
后来，张武干脆开到人少的地方，见人只压着嗓子招揽几声。他按正常出租车或网约车的大概价格收费，遇到有人拼车还会调低单价，只为踏踏实实拿下一单生意。“这其实和很多人想象不同，有时候，黑车并不坑人。”
张武坦承，成为黑车司机，除了想早点靠这辆二手车赚钱之外，也有侥幸的心理。他听说黄村一带不容易被交管部门抓到。买这辆车的积蓄是他做了十多年电焊工省下的，此前他在昌平一家叫乐多港的游乐园上班，辞职时，他还有1000多元的工资没有拿到。
拿到滴滴网约车牌照后，张武每天六点起床，夜里一点收车，但很快，脱离了黑车司机身份的他还是被交管部门抓到。一次是在2016年6月，张武下午两点接到酒仙桥到动物园的单子后，刚接到乘客就被逮到；后来是8月，在首都机场的下客区，乘客还没打开车门就被抓了。
第一次，张武被罚了9700元，后来向滴滴申请了全额报销；第二次则被罚了12000元，滴滴只报销了一半，剩下6000元几乎罚掉了他一个月的收入。
2016年12月，京沪网约车细则出来后，非京籍司机和非京牌车辆将逐渐淡出北京网约车市场，张武不想再干黑车司机，他寻思着离开北京，回老家做建材生意。
临走前，张武点了点在北京打拼攒下的钱，“连给大人买身衣服的钱都没有。”张武有些内疚。
△张武被罚并非个案。2015年4月15日，济南一滴滴专车司机起诉济南客运管理中心的案件在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是全国首例因提供专车服务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也被称为“专车第一案”。
搬家、外卖：正在消失的滴滴村
4月1日，网约车新政落地后，外地车牌的网约车消失在北京的街道上。有的像张武一样离开北京，或将车辆转卖另寻工作。
在距离西二旗地铁站不足2公里的后场村，这个曾经因为重庆网约车司机而知名的“滴滴村”也开始迎来“消失”的命运。
5月25日上午，一辆推土机已然横梗在曾经的平房之上。村口的平房和棚户楼均被推平，破碎的砖土被推挤在一块，一阵风吹过，扬尘弥漫开来。
附近正在吃饭的几个工人在一天前刚拆掉了村口的平房，住户也早就另谋他处了。
“有通知说，到八月，我住的这片就要拆了。”来自河南濮阳的古大妈和老伴已在村里住了3年多，老伴是一名每天早起“扫大街”的环卫工人，她自己则在附近收破烂为生。
△海淀区后场村口，一辆推土机正停在被拆平房废墟之上。网约车新政后，重庆牌照的网约车几乎消失了，据说只有部分司机成为黑车。摄影|蒋昌昭
走进这个曾容纳5000个重庆司机的滴滴村，已很难找到“渝H”牌照的私家车。在一家面馆，前网约车司机小王去年底转行进了搬家行业。如果说重庆籍的外来务工者被扼断了成为网约车司机的可能，被称为“棒棒军”的搬家技艺自然成为重庆人在北京生存的优势。
小王说，他们不可能养着这些车，有的转卖，有的给家人开回重庆。面对一些同行怂恿成为黑车的建议，小王却没有动心。“我们是正经老实人，都去开黑车，社会影响不好，我们不敢都去开黑车。”小王摇了摇头。
同样租住在后场村的信阳人方磊曾经花了1万元，给自己的黑色大众车租了个京牌牌照，最后也将牌照退了，退出了网约车行业。现在的他成了一名外卖员，每天有150元的收入。“送外卖也可以赚到钱，我为啥要选择成为黑车司机呢？”
黑车多了，打击难了
然而，并非梦断的网约车司机都能像小王和方磊一样找到新出路，他们依然延续着与过去相同的生活模式，只是身份变成黑车司机。
即使在上午十点，西二旗地铁站附近的黑车仍在揽客。路口停着6辆私家车，无不敞着后备厢，一时看不出牌照，等着在西二旗桥下乘坐前往中关村软件园公交的大量乘客都是他们的目标。
在黑车司机口中，前往中关村软件园收费30元，通过地图软件查询，加上拥堵费用，价格几乎贵了一倍。但不一会儿他们便等到两位女士上车，匆匆开走。
△西二旗桥下，6辆黑车正在侯客。摄影|蒋昌昭
今年39岁的吴师傅是路口“趴活儿”的黑车司机之一，中关村软件园附近人流量大，早晚高峰拥堵，夜间出行需求较大，黑车一直存在。
“还是开黑车简单直接。”吴师傅曾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但随着网约车平台奖励“不那么诱人了”，加上新政对司机资质、运营车辆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共享单车的火爆导致很多网约车“没活了”，吴师傅索性从去年底跟着朋友做起了黑车生意。
“黑车多了。”吴师傅靠在驾驶座上，新政后，网约车运力不足、分布不均无疑为他提供了更多生存空间。在很多地方，面对高涨的乘车需求，黑车更像是“适时”补上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巨大缺口。
在芍药居地铁站，黑车司机王师傅正招呼行人坐车，家住顺义的他希望能顺路搭个乘客。到太平村这一趟的，他标价120元，是正常打车价。
张武也说，在黄村一带，晚上十点后很难打到出租车或者网约车，黑车反而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其实，早在今年3月底，新政落地实施前，滴滴公司就表示，因近期运力减少，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用户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的打车成功率、等待时长等体验造成影响。
△2017年3月29日，滴滴正式宣布，将于4月1日前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外牌网约车进行派单
可黑车终归是非法经营。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一直在大力打压黑车市场。从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官网检索“黑车”，就有相关的470条新闻和公告出现。仅在2015年5月20日前，不到6个月内，北京就已查扣“黑出租”4058辆，公开解体“黑车”113台。
检索这些公告或新闻不难发现，草房、北京机场、北京南站等相对偏僻，但人流量大，乘客需求高的地区，往往也是黑车盛行，查处最严的地方。
关于城市黑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执法监督工作处负责人廉旭表示，一是低廉的运营成本和较高的利润为黑车提供了生存的动力；二是不断变化的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为黑车提供了市场机会；三是合法出租车辆高额的运营成本为黑车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地方的出租汽车经营有偿转让等费用过高出租汽车司机难以承受，甚至于一些老出租汽车司机为逃避高额费用从出租汽车公司辞职后也加入了黑车的行列。
此外， 执法部门因对黑车治理存在查处难、取证难和处罚难，违法行为治理不力等因素也造成了黑车存在的几个原因。
一个更为显见的博弈在于，如果黑车司机非法经营收益剔除罚款后的收益，仍大于合法经营（比如做网约车司机）的收益，开黑车仍是一笔划算买卖。
吴师傅靠开黑车一个月能赚七八千，在当前政策下，他已很难回到网约车司机的“合法状态”下。他也毫无被执法部门查处的担忧，“都是混饭吃，日子先这么过着。”
新媒体编辑 | 马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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