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获表决通过。该《决定》有19条，最大亮点是明确了“宽容失败”机制：改革创新工作未实现预期目标，但决策程序和实施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未与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恶意串通的，对有关单位和个人不追究责任，不作负面评价。该《决定》对财政资助的创新项目及科技成果转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也明确相应的免责条款与责任追究原则。
虽然此前深圳、上海等地都推出过相似的制度，但在“不想改”“不敢改”氛围浓厚的当下，广州这一“宽容失败”的举措还是引来了媒体热议。近年，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的懒政行为，某些科研工作者变得畏手畏脚。浦东干部学院去年的一项调研显示，对这类不作为，62.16%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对落实责任从严的恐惧，害怕问责而不为”有关联，而41.89%的调查对象认为与“对纪律约束从严的疑惑，不清晰‘红线’‘底线’而不为”存在关联。广州此时推出“宽容失败”的决定，无疑是想为改革试错者打气担保。
显然，深化改革已遭遇攻坚难题，经济调整也碰到了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是为了规避风险而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还是锐意进取破除阻碍改革创新的一切藩篱，确实已成为不少领域改革创新能否启动的关键。社会形势不断变化，应对变化就需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总会面临着失败的风险。如果“不许失败”就此成为一条铁律，貌似大无畏，实则不仅成了改革创新者的重负，也成为改革与科研的造假之源。因为制度环境若只奖励成功者，不仅让那些有志于改革创新、不断探索或屡遭挫折的人丧失再涉深水的动力，窒息改革与创新精神，也会使一大批急功近利者热衷在政绩或科研项目上造假。
宽容失败，意味着不仅要允许失败，善待失败者，而且要将这种理念真正落实到法律制度上，只有有了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才会慢慢形成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这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改革创新的风险承受力。对改革与创新，最可怕的并非失败，而是环境对失败者的伤害，一旦失败永无翻身机会，那自然会让大多数人甘于平庸。美国硅谷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地方，与它把失败看作最重要的产品有关，因为创新的结果，都是在大量试错后才找到的。一位硅谷天使投资人就介绍过：“在硅谷，99%的天使投资都以失败告终，多数失败都发生在创业头一年，等待一个项目成功，通常需要7年以上。
”有了无数人的试错，有了对失败的高度宽容，后来者才可能摸索到成功之门。我们只看到微软的成功，没看到有多少类似微软的企业的倒掉，才成就了一家微软。
公司创业、经营如此，政府改革又何尝不如此。“宽容失败”与鼓励改革创新，其实就是硬币的两面。改革与创新，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力度越大失败的可能性也越大。改革的成功率极难统计，因要涉及利益博弈；而创新因属“无中生有”，也需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二者面临失败的风险本是常态，只有大胆试大胆闯，不担心跋前踬后，不怕秋后算账，才能让更多的人摆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
当然，宽容失败并非无底线地纵容失败，无原则地鼓励失败。有条件地宽容失败是为了激发人们改革与创新的热情和潜力，而不是让一些官员把改革创新当作作奸犯科、为所欲为的尚方宝剑。这就意味着，对宽容失败，不仅要有原则性的决定，还需有更为详细的实施细则，以便在执行中，能辨识出哪个项目是真的改革创新，哪个项目是在作伪；更需要有民主参与的制度来保障——一个改革与创新措施，如果经过充分的民意收集、反复论证、理性决策，即便失败了，理应获得宽容。但对那些未经过调研、论证就作出重大投入和决策的失败，还是不应当被宽容的。因为没有制度约束的宽容失败，则极可能为某些官员借机侵占公共利益提供机会。
此外，宽容失败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成功，所以对失败教训的总结也尤其重要，要有完备的纠错机制，否则，这种失败的经验就无法成为成功之母，更无法成为激发后来者的动力。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把失败看作“走向成功的途中”。我们不仅要把宽容失败的理念，贯彻在经济改革或科研创新领域，对行政、司法等领域的改革，同样需要发扬这一理念。因为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在深水区，难度更大，需要更多的试错，如果没有制度鼓励那些敢于探索的人，这类领域的改革极难推进。只有为改革者创造一个宽容的空间，才能让有识之士甩开膀子搞改革，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也至少可部分地解决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
在推进深化改革的今天，期望广州此番的“宽容失败”能够给自己带来活力，给广东政坛及经济领域带来新气象。
文/周兼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6期，总第5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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