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张竹林（发自巴黎） 编辑|漆菲
在巴黎的亚洲人，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往往成为犯罪者的优先目标，这已是各界共识。
“巴黎安全吗？”法国迎来旅游旺季之际，巴黎警察总局媒体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念到这句话后，在电话那头不顾礼节地笑了出来。
同一时间，大巴黎地区被华人认为最不安全的欧贝维利耶市(Aubervilliers)，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曹华钦在微信上创建了几个“紧急救援群”，结果迅速满员。
在法国华人圈中盛传的一段视频中，某前驻法华人记者宣称：“犯罪率的上升，是法国陷入危机的一个明显标志”。但不少长期生活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对此嗤之以鼻，“不少人都是被这些个所谓‘专家’恐吓出来的！”
几个平行的世界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巴黎？
“每天都有华人被抢”
“法国太可怕了，坏人太多了！”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华人感慨。微信朋友圈中，诸如此类的抱怨此起彼伏。受害者们反复形容对这座城市如空气般无处不在的抢劫和盗窃的憎恨与恐惧。“这里每天都有华人被抢。”他们重复着这句话。
这些不幸遭遇传播到社交网络上，再经过层层加工，巴黎俨然成了一座混乱之城。
在法国生活的华人大约有60万，大部分集中在经济最为活跃的大巴黎地区。华人习惯携带现金的名声，让该群体成为小偷和劫匪的头号目标。早在2010年6月20日，因难忍日常暴力，近3万名华人汇集在华人聚集地美丽城，发动了法国华人历史上首个大规模“反暴力”示威。
六年后，巴黎华人社会的不安情绪在张朝林遇害后再次爆发。这位持中国护照的49岁旅法华侨，在巴黎郊区93省欧贝维利耶市的一家服装厂工作。法国媒体称之为“裁缝”。2016年8月7日，张朝林和他的朋友走在欧贝维利耶市区的路上，被三位北非裔青年打劫，张的头部受到重创，12日终告不治。
紧接着，5万华人涌入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挥舞法国国旗，用生涩的法文高喊“我们要安全”。这是迄今在法国社会泛起最大波浪的华人游行。法新社称，该事件成为在法亚裔受到种族歧视的象征。
张朝林之死产生的冲击波效应，却未能明显改变华人作为目标性受害者的局面，接二连三的偷盗事件成了一个个叠加在华人心中的阴影：今年3月21日，一位香港女游客在巴黎八区散步时，包里价值100万欧元的项链被盗；同日，巴黎老佛爷和春天百货附近，两位中国男子的名表被抢；5月31日，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在共和国广场附近被打劫，价值6万欧元的金表被抢（后被找回）。到了8月旅游旺季，中国驻法使馆专门发出提醒：来法自驾的游客需谨防盗抢。
对于在腾讯工作的资深媒体人何润峰来说，使馆的这条消息来得太晚了。
2017年11月，结束采访任务的何润峰距离回国航班还有五个小时。偕同助理和在巴黎的华人司机，他们将车停在巴黎十三区密特朗图书馆附近的一个地下停车场，然后吃午餐。回来后，他们看到车窗被砸，放在座位上的两个背包不翼而飞，后备箱的其他行李完好无缺。被盗走的包里除了护照外，还有保存采访内容的电脑、硬盘。“此行我采访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问他法国为什么不安全，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被抢？结果采访完他就被偷了，很讽刺啊。”何润峰无奈地说。
“为什么总是我们被盯上？”不少华人遇劫后愤愤不平道。
张朝林遇害半年后，2017年3月26日，56岁的华人刘少尧在巴黎十九区的家中，被破门而入的警方瞬间击毙。此后几天的示威抗议中，一部分年轻华人直接与警方对峙，高喊“警察是凶手”，一改在法华人腼腆内敛的形象。“愤怒的中国人：一些示威者攻击巴黎警方”，“一位男子被警方枪杀后，35位示威者被捕”，这些报道见证了这一忍无可忍之后的转变。
时隔六天，巴黎警察总局局长米歇尔·卡多(Michel Cadot)在与中国驻法大使翟隽的会谈中指出，巴黎警察局将亚裔群体人身安全视作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介绍了法国警方现有的安全措施的不同方面，以及最新的安全增援措施。他表示，这些措施已使警察局在刑侦层面取得了良好成果，并为巴黎及其郊区大量华人聚居的街区提供了更多安全保障。舆论压力下，巴黎警察局提出将在游客区和敏感区创建专门的地面警察巡逻队伍，简化报警程序，并安装摄像监控。
为何不去报警
对于“巴黎安全吗”这个问题，主管安全事务的巴黎市副市长布罗塞勒（Colombe Brossel）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在维护巴黎形象的同时，她也承认“针对游客，尤其是亚洲游客的盗窃和袭击出现了井喷之势”。
在巴黎的亚洲人，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往往成为犯罪者的优先目标，这已是各界共识。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随身携带现金的习惯、法语水平的低下、非法身份导致不敢报警的心态，成了勾兑这杯有毒鸡尾酒的主要成分。
“谁去报警啊？我没身份，也不懂法语，警察局的大门都找不到。”来法国十多年的姚女士说，她被抢之后第一反应只能是“认了”。“但可能就因为大家这样惯着，把抢东西的人惯出毛病来了”。
但事实上，“没身份”并不能成为不报警的借口。几年以来，法国警方反复强调，“警方保护的是受害者，并不会去过问受害者行政方面的事务”。
针对华人法语水平不足的问题，今年2月以来，欧贝维利耶市警察局招募了一位华文翻译，每周三次进行协助。对于华人受害者息事宁人的态度，该市警察局局长Anouck Fourmigué颇感无奈。“很多次我让翻译给受害者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报案，但有一些人不愿意，要么觉得太远，要么说被偷的包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或者觉得又没有受伤。”
理论上说，每年旅游高峰期，在卢浮宫、凡尔赛宫、老佛爷百货这些游客集中的地点，“移动警察局”可以直接受理受害者的报警。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大巴黎地区议会主席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对这个从去年开始执行的措施相当满意。
但现实距离这些决策者的宏伟理想仍然遥远。
今年8月13日，一名中国女生在巴黎老佛爷站地铁内被偷后，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去警局报案遇挫的经历。闻讯后，我专程陪她再次前往位于巴黎九区Chauchat街的这家警局报案。在那里，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三位来自香港的受害者，后者在巴黎老佛爷百货购物时，不慎被盗取价值6万元人民币的行李与现金。然而，老佛爷百货并未提到上述“移动警察局”，商场内也没有“让游客直接填写的报警单”。
让人心寒的是，九区警察局对于报案人冷漠的态度。当我向守卫警察局门外的警察解释，那几名香港游客担心赶不上几小时后的国际航班，是否可以优先处理时，一位男性警察冷笑说：“来了就要按游戏规则来。”
巴黎媒体人、雅集社主席雷丹宇也提到过所谓的“游戏规则”。2011年，雷丹宇接到一位在美丽城遭到打劫的华人求助电话。后者说晚上10点多去警察局报案，警察却告诉他“要等三个多小时，这么小的事情就不要等了”。曾陪同多位华人报案的华人之家协会副会长陈坚也感叹说，“报案本身就很难，所谓的警力不够，其实是懒得搭理你。”
大半年过去，远在北京的何润峰再没收到过来自法国警方的任何消息，“警察后来再也没和我们的华人司机联系过了” 。
在法国警方看来，加强警力和部署更多摄像监控是短期内改善治安的有效手段。佩克雷斯透露，政府将增加在地铁和火车上的便衣警察力量，“我所批出的拨款足以招聘650位在公交系统中的便衣”。同时，巴黎的“千支摄像头”计划已超额部署，所有地铁站都装备了监控摄像，“到今年年底，所有的公交巴士也将配备监控摄像头”。
活在“罪恶之城”
在欧贝维利耶市，监控摄像却成为当地华人的一块心病——他们要求强化监控摄像的呼吁由来已久，却始终难以落实。
这座卫星城位于巴黎右岸巴黎岛地区93省，从巴黎市中心的Châtelet站搭乘地铁只要半小时就能到。十多年前开始，陆续有华人在这里安家。除了因为有从市区延伸出来的地铁，更重要的是其低廉的房价。该地区共居住88000多人，华人占了近一成。由于有来自其他地区的华人在此工作，这里也被誉为“欧洲最大的华人商贸区”。
今年2月前往欧贝维利耶市之前，所有人都警告我要多加注意，因为“此地不善”。
这座华人口中“臭名昭著”的郊区市，也是93省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巴黎大区规划与城市研究所7月发布的报告显示，58.6%的法国人觉得生活在这里不安全。
从Quatre chemins地铁口出来，也许是天气寒冷，只遇到三三两两的路人。远远能看到几座高耸入云的社会福利房。对法国人来说，只要看到这种外观简朴的高层建筑，就意味到了郊区，或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我和一位50来岁的法国女士边走边聊。这位在此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女士说，她从未遭遇过安全问题，“是有一些不太守规矩的年轻人，但哪座城市都有这样的年轻人吧”。
几分钟后，在欧贝维利耶生活的华人却给了我一个相反的版本：他们害怕，无望，又无力逃脱。
温州移民张胜五年前搬来此处，回想起遭遇过的麻烦，他至今心有余悸。2016年的一天，他从附近的华人超市买菜回家，一名黑人男子举着一支啤酒瓶在家门口候着。“他让我给钱，我说‘等下’（张当时使用的法语并不准确），结果酒瓶马上砸到脸上。”最后张胜的脸上缝了十四针，伤痕依然可见。
同年年底，张胜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从教堂回家，同样在家门口被一位黑人男子暴力抢走背包。“我的两个孩子分别是7岁和11岁，被吓得哇哇大哭，好几天不敢下楼。”
张胜的邻居也曾被劫匪打断四根肋骨。这件事上，张对警方的做法相当不满：“当时报警后警察迟迟不来，只好请法国朋友给消防队（法国消防队有急救功能）打电话，最后消防队员先过来了。他们打电话后警察才来。当时很多住户都下来质问，有位警察竟说，‘你们说这里治安不好，搬到其他地方去啊’！”
抢劫与被抢劫之间，除了暴力，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到敏感的种族问题。绝大多数华人受害者以“阿拉伯人”或“黑人”来描述施暴者。欧贝维利耶是法国外来移民比例最高的两座城市之一，43%的居民是外来移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北非国家。连年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很多二代移民很难就业。华人因为有自己的经济圈而成为相对富裕的后来者，也因此成为上述犯罪分子下手的目标。以欧贝维利耶市的人口结构，若是暴力长存而得不到治理，种族冲突难以避免。
2016年7月13日，法国国庆节前夜，一群北非裔居民故意将烟花火炮射到华人公寓的阳台，引发一户人家起火。微信呼吁后，200多位华人居民闻讯下楼。“他们带着手枪，结果打伤了六人。”来自山东的林先生是当晚在场的华人之一，“最早到的四名警察不敢进入现场，等到大批救援到了才开始行动”。
但由于次日南法的尼斯发生了恐怖袭击，欧贝维利耶这起严重种族冲突事件没能受到舆论的关注。
据大巴黎地区议会主席佩克雷斯分析，欧贝维利耶是一个商业中心，有大量现金交易，所以常有犯罪分子盯着，“这说明摄像监控系统必须跟上”。
当我提到采访要求被欧贝维利耶市长拒绝后，她马上向负责治安的副主席打电话了解此事。“市长拒绝接受采访，是不是因为摄像头还没安完？”她询问说。“延迟安置摄像监控的理由是什么？”我问道。“这是共产党市长（注：很多法国共产党人抗拒监控系统）。很抱歉和您这么说。”她不无幽默地回答。
两年过去了，欧贝维利耶市25个摄像头的安装工程举步维艰。“目前只装了13个，剩余的还没消息。”欧贝维利耶市华裔议员、共和党成员田玲说。
华人如何自救
谈起欧贝维利耶的治安状况，2012年从巴黎十九区搬来的何林涛，有着切肤之痛。
2016年的复活节，何林涛背着摄影包从一个教堂出来，被一群12、13岁的孩子跟上，“最高的一个有1米7。被他们围住，根本跑不掉”。这种情形下，随身携带电棍或许是唯一的自救方法，但这在法国却是违法的。
后来，何林涛甚至熟悉了家周围那些未成年的小偷们。“我经常带着我的德国狼犬站在门口，看到他们就吓唬一下，后来他们就不敢到我家门口乱转了。”戴着圆框眼镜、斯斯文文的他如此说道。
在欧贝维利耶市的华人反抗暴力行动中，何林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年12月30日，这位40多岁的温州裔华人在微信上建立起首个关注当地治安的华人群，由此掀起巴黎华社的反暴力运动。“没几天，先开的两个治安群就满了。当时一共开了4个群，至少有800人加入我们。”
与此同时，何林涛意识到，没有组织，警察局是不会和个人对接的。2016年，这家被命名为“93居委会”的协会成立了。但仅仅三个月后，因为协会内部成员产生分歧，协会解散，直到这个时候，正式批文还未收到。
何林涛将我们的见面地点定在巴黎十九区热闹的Crimée地铁出口边，“我每次约见记者都在这里，欧贝维利耶太不安全了”。慎重，是几位和何林涛合作过的华人的一致看法。在他们的眼里，何林涛是一位文人。2016年12月9日，在政府邀请华人协会参与的“治安大会”中，因为警方的“不作为”，他拍案而起。此后，他被当地警方拒绝参加此类“治安大会”。
没能参加“治安大会”的还有另一位备受争议的华人——曹华钦。2016年年初，何林涛正是与曹华钦等人共同创办了“93居委会”，之后两人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原因是，何反对“以暴制暴”，曹认为“面对挑衅，必须挺身而出”。很快，曹华钦成立了新的维权中心——华人之家协会。
45岁的曹华钦身材厚实，声音响亮，口无遮挡，被不少人评价为“江湖人士”。这位在华人社交网络上时不时放狠话的男子，将自己定位成巴黎华社真正敢于保护华人的人。“现在动嘴巴的人很多，但华人需要的是能到现场解决问题的人。”在他眼里，能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援助的人才是华社所需要的，而非“那些去事发现场拍照的人”。
华人之家协会会长曹华钦。
1993年从福建到法国的曹华钦，他的故事像是鼎盛时期的香港动作片，风云莫测。“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出来把所有事情摆平了，让大家过上平安的日子。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说我们是黑社会。”曹华钦斥责说，“为了救受害华人，我自己受过伤，头破血流地去医院。我们去救被抢劫的人，这叫黑社会吗？冲在前面的算黑？”
“我们就是指望像曹会长这样仗义的人。”在华人之家协会，遭过抢劫的杨女士操着一口浓重的北方口音说。协会副会长陈坚则说，“曹会长冲在前面，我们看着也觉得不容易”。
面对流氓的时候，曹华钦主张对抗。“何林涛是文人，面对流氓他主张报警。但在警方来之前该做什么？要先救受害者。这时候我们不计后果。”曹华钦认为，十次事故中，至少有三次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能及时赶到现场，在流氓还没离开的时候阻止灾难的发生。
2016年4月，距离华人之家协会两条街的地方，一对华人母女被黑人抢劫并被刀捅伤。曹华钦立刻带领人马追赶过去，也将黑人劫匪捅了几刀。“后来一大堆警察过来，我们将这对母女先送回去。警察追究责任，但我们只管救人，不知道谁捅了劫匪。”曹抿嘴笑说。
陈坚的说法也证实了欧贝维利耶市愈陷愈深的安全危机。“华人受欺负太久了，基本上没有反抗能力。这些贼的胆子大到怎样了呢？他们可以守在地铁出口，抢了一个，再等下一个。嚣张到这种地步了！”
陈光荣是欧贝维利耶市另一家华人协会的主席。2015年12月，因为何林涛的几个微信群，他经常听到Quatre chemins地铁站一带有人被抢。“那段时间的抢劫活动非常猖狂，就在我家公寓楼，一号楼抢完之后，他们还会绕到背面的三号楼抢。”
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陈光荣（右)。
2016年5月1日，基于对治安的担忧，陈光荣成立了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从2015年起，陈光荣和他的支持者开始在欧贝维利耶市“巡逻”。“每天7点下班后，吃完饭，我们几个人就约起来到处走走。”陈光荣说：“当时会带些铁棍啊，螺丝刀啊；但在法国，无论带什么都是违法的。”和曹华钦一样，陈对其他华人协会同样颇有微词：“那帮人就是作秀，开会也根本不理我们这些跑一线的人。”
为了避免在违法边缘游走，陈光荣以协会名义致信法国内政部、93省省长、欧贝维利耶市市长和市派出所，表示要成立一个“地铁护送队”，并希望得到官方批文。“内政部后来给我们回信了，对我们的做法非常赞成，但他们也担心安全问题，说不可以携带武器。”对他来说，这相当于得到了官方的“默认许可”。渐渐地，他将 “巡逻”演变为现在的“护送队”，到现在已经坚持了109期。
每周六晚9点到12点，法国中华青年联合会都为住在欧贝维利耶市的华人免费提供从地铁口到居住地的护送服务。“每晚平均十来人，最多的时候可以护送30多人。”虽是带着装备护送，但陈光荣明确反对“以暴制暴”。“法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即便某些事情能这样解决，但能成为一个长久之计吗？”
安全问题何解
“法国人有种习惯，停车的时候会自觉将行李放入后备箱。”我告诉何润峰。
“可在国内，我们下车就直接放在后车座上。”他回答。
中法两国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使得作案者有机可乘。对此，巴黎第二警区负责人赫贡(Jacques Rigon)建议说：“停车的时候，请不要将任何物品放在车内可见之处。”
在携带现金的问题上，中法双方也针锋相对。所有法国受访者都建议说：“一定要少带现金在身上。”但有些华人对此感到不可理喻，“难道一位漂亮女孩被强奸，是因为她漂亮吗？”
副市长布罗塞勒向《凤凰周刊》坦言，像巴黎这样规模的城市，犯罪活动每天都在发生，“警方提出改变携带现金等习惯的建议，并不是政府在寻求开脱责任，而是需要多方配合，共同努力应对”。
对此，在法国生活三十多年的雷丹宇持赞同态度。“生活中的警惕性总要有的吧？我就从没带太多现金在身上。”她的切身体会是，巴黎的治安形势并未急转直下，而是始终如此，“只是因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而显得突出”。
在某个法国华人的微信群中，群员们对正在传播的某前驻法记者的视频感到恼火。这是一段描述法国陷入严重安全危机的讲话。“对国内的人来说，这种节目制造了很离谱的印象，我的好多亲戚都觉得法国已是遍地难民，（所以）民不聊生了。”在法国生活超过十年的工程师、时事评论员宋迈克说。
在法国穆斯林居民比例最高的大城市马赛，宋迈克亲历过一次被抢事件。在巴黎，他也看过朋友被抢手机，“去追但没能追回来”。但他并未因此觉得巴黎就多么不安全，“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都是如此”。
在巴黎经历过家中被盗事件的另一位华人则说，“关键在于，如果你喜欢在法国这样的开放社会生活，某些问题必然是无解的。政府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解决所谓的‘安全问题’”。
即便安全问题成为众矢之的，但法国大巴黎地区2017年的旅店入住人数仍达3380万人次，为10年来最高。其中中国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亚洲客源国，2017年该地区接待的中国游客达110万人次，是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第三大客源国。
为了应对地铁扒手，巴黎公交公司8月29日宣布开设新服务，在部分地铁站点为遭窃的外国游客设立报案处，加速相关案件的处理速度。但这项服务仅适用于无法立即确定窃贼、损失在1000欧元以下的单纯扒窃案。若涉及暴力攻击或损失超过该数额，还是要到警察局通过正常渠道报案。
然而，无论是在此生活的华人、路过的游客、还是声言致力于改善治安的官员，都应谨记布罗塞勒女士的这句话：“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
*作者系法国《世界报》集团记者
*原文刊登于《凤凰周刊》第664期，完整版请购买杂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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