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分析称，纳伊姆在印尼组织策划恐袭的能力仍然有限，其组织人员也缺乏训练。如果有更专业的训练，最近的这次袭击可能更加致命。
不久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下称IS） 认领了这起爆炸袭击，一位名叫巴赫鲁姆·纳伊姆的爪哇人被认定为该事件的幕后主使，尽管其人身在叙利亚。
《凤凰周刊》记者抵达雅加达时，市中心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气息，但袭击事件的阴影仍然萦绕。在IS将魔掌伸向印尼的背后，是当地居民努力恢复的正常生活，是各种权力场中复杂的角力，也是一些海外商人的好机会。
[2016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多起爆炸袭击，造成多名人员伤亡。图为一名男子在向人群射击。]
“去萨琳娜购物中心。”
“哦，几天前那里可发生过恐怖袭击啊！”出租车司机哈利一听到这个地名，立即打开了话匣子。恐袭发生前，哈利曾经过事发现场。等他收工回家看到电视新闻，才知道自己躲过一劫。
“现在雅加达还是比较安全的，你一会儿就能看到，警察很多。恐怖分子嘛，只是极小部分的人。那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被洗脑了，只有仇恨、仇恨、仇恨！我听说，他们被告知如果做这些事，马上会有七个仙女下来接他们去天堂呢。他们竟然真的信这个。”
“发生这样的事，你害怕吗？”
“没什么好怕的。恐袭在这个国家又不是第一次了，害怕不害怕没什么两样。有可能哪天开车的时候，一个炸弹就（这样）飞来了。”说到这里，哈利竟用手迅速比划了一番。
2009年，雅加达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和万豪酒店接连遭遇爆炸，造成9人死亡，约40人受伤；最惨烈的则是2002年的巴厘岛爆炸案，导致202人丧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社研室主任许利平认为，之所以这次伤亡较少，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印尼逐年加强的安保措施。据悉，这次7名恐怖分子背包企图进入萨利娜购物中心时未通过安检。迫于无奈，他们才在星巴克咖啡厅和警察岗亭附近开展爆炸袭击活动。
恐袭发生五天后，当记者抵达瓦希德·哈西姆街与塔姆林街的交汇处时，尽管车辆川流不息，但周围不时出现携带AK47的警员，让这里仍然充满紧张气氛。萨琳娜购物中心对面的星巴克咖啡店已被白色幕墙围住，看不到内部的状况。那是袭击开始的地方，也是受伤害最重的地方之一。街中央的一个岗亭被两块挡板围了起来。
“你是恐怖分子吗？”守在星巴克外的警员柯纳里迪见到上前打探消息的《凤凰周刊》记者，警觉地问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万一是恐怖分子，一下掏出枪来我不就惨了？”待查看了记者的证件后，柯纳里迪努力挤出有些蹩脚的英文说。
据柯纳里迪描述，事发当天，袭击先从星巴克里面开始，然后恐怖分子开始对街中的警察岗亭袭击。随即，警察与恐怖分子在塔姆林街中心展开枪战。一阵爆炸后，附近的印尼群众围观过来。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人群中又出现了几名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并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此后恐怖分子与警察再次展开枪战，两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不过，在星巴克里的爆炸中，只有恐怖分子自己被炸死，店员和顾客并没有受到伤害。
这间受损的星巴克店继而成为周围区域警力的集结地，十多辆黑色摩托车停在店前。这些摩托车也是印尼警察巡逻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
星巴克隔壁的汉堡王店顾客稀少，午餐时间只有两三人用餐。“爆炸以前，这个时间店里一般人满为患，现在生意大受影响。”其助理经理丹尼尔闷闷不乐地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袭击发生时他只听到爆炸声，之后便被警察叫去安全区等候，并不清楚袭击过程。
而在星巴克的另一边，是一间装饰典雅的雅加达咖啡馆。侍应生苏诺认为，袭击发生后警方迅速控制了所有袭击者，现在还调集了这么多人手，自己应该是安全的。“雅加达毕竟是整个印尼的中心，年轻人都会到这里寻找生计。我既然来了，也不会（因为恐袭）轻易离开。”
[2016年1月14日，印尼警方以警车做掩护，与袭击者进行枪战。袭击发生数分钟后，当地警方就作出强力反应，狙击手迅速在街区附近就位，直升机在头顶嗡嗡盘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官方长期推行的“班加西拉”意识形态，强调一个各民族、各个宗教信仰共存的和平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让温和穆斯林在印尼占绝对主导。尽管出现过数次惨剧，但相对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来讲，印尼的极端主义团体势力并不算强大。
总部设在雅加达的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主任西德尼·琼斯（Sidney Jones）研究发现，曾策划巴厘岛爆炸案的“伊斯兰祈祷团”在警方搜捕后元气大伤。到2000年代中期，该组织开始认为暴力对争取社会支持、实现其宗教理想只会有反作用，并转而开始注重发展教育来吸引更多支持者。其中一部分坚持暴力手段的成员从原组织中分裂出去，坚持暴力“革命”，但直到今年1月14日之前，由于缺乏训练和纪律，该组织策划的数十次爆炸没有一次成功，三名“人弹”炸死了自己。
但IS的出现，让印尼反恐形势起了变化。叙利亚内战中代表阿拉维派的阿萨德政权对逊尼派民众的屠杀激起印尼宗教人士的同情和愤怒。IS建立一个纯洁、统一的“哈里发国”的理想，对印尼境内的宗教极端主义者越来越有吸引力，原本处于低潮的宗教极端势力再次抬头。
印尼警方发言人表示，早在去年11月，就曾收到有关IS即将在印尼发动袭击的警告。不久前，印尼安全部队曾在全国展开搜查，拘捕宣誓效忠IS的极端组织头目桑托斯，并逮捕了数名计划进行恐怖袭击的IS支持者。
桑托斯只是沧海一粟，东南亚诸国都开始有大批组织和成员宣誓效忠IS，成为“哈里发国”的“海外圣战士”。据许利平介绍，目前东南亚存在多个大小不一的极端组织，这些组织往往以所谓“圣战”名义，混淆视听，招募志愿者，赴叙利亚参加IS。无论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新加坡，不少IS的同情者都被招募成志愿者。据悉，仅印尼就有至少七个激进伊斯兰组织。
有分析称，IS希望在东南亚国家，尤其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建立“哈里发国”的卫星城，或者叫附属国。来自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14年有大约250名印尼人前往叙利亚参加IS。而据印尼国家反恐局估计，目前已有约800名印度尼西亚人受到IS的感召，前往中东参加“圣战”，其中约30人阵亡，据信至少150人返回印尼，这其中可能有不少人接受过IS的训练。
无独有偶，近来“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发布“伊斯兰之春”系列录音，其中最新一期24分钟长的录音中提到，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圣战者”已经准备好苏醒。
此次恐袭的幕后主使纳伊姆，是一位IT男。这位生于中爪哇的“80后”青年，在2014年加入了叙利亚一支由东南亚人组成的IS部队。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警方近期逮捕的20多名恐袭嫌疑犯，都和纳伊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不过，琼斯认为，目前纳伊姆在印尼组织策划恐袭的能力仍然有限，其组织人员也缺乏训练。如果有更专业的训练，最近这次袭击以及此前策划的袭击可能更加致命。但他也警告说，现今印尼的袭击不成功，可能会让纳伊姆征招在叙利亚接受更专业训练的恐怖分子来操作。“如今争夺IS领导权的两名大佬——巴赫鲁西亚与阿布·贾达尔也可能参与印尼的恐袭策划，以彰显自己的领导力。”
恐袭发生后，印尼政府担心会给外商的投资信心造成不良影响，印尼总统佐科在恐袭当天呼吁国民“保持冷静”并照常开展经济活动。加上印尼央行1月14日决定下调利率，雅加达股指并未出现大跌。但对于另外一些商家来说，恐袭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商机。
“前不久泰国发生爆炸，我第二天就到了那里。这次印尼遭遇袭击后，我也很快过来了。哪里有恐袭，我就会去哪里。”法国人鲁夫赖十年前定居新加坡，说这话时，他仰面躺在大印度尼西亚购物中心顶层斯凯酒吧的长沙发上，旁边坐着一位苗条的当地年轻女士。几杯下来，40多岁的他显得有些疲倦。
作为法国阿托斯信息技术公司东亚地区的主管，鲁夫赖负责在整个东亚为公司拓展业务。见到记者时，他刚刚和印尼政府商讨完合同。据阿托斯官方网站介绍，这是一家高科技网络安全信息系统的咨询服务公司，涵盖金融、保险、医疗、能源、制造等多个行业，其中也包括国防与国土安全。鲁夫赖所负责的，是向东亚各国提供高精尖的网络安保和侦察服务。
“手机只要插入SIM卡，都会自动向电信公司的终端发出信号，所有记录电信公司都有，只是不允许被随意提取。即便关机，这些信息仍然会向终端传送。只要运用我们的设备，便可以实现全面的监控，但这些只有政府批准才能做到。”鲁夫赖说。
由于其产品涉及军事用途，根据法国相关法律，鲁夫赖的客户只能是各国政府，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订单无法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法国政府还规定，禁止该公司与法国政府认为有人权问题的国家进行合作，防止该公司的项目被运用作为监控普通公民，而非真正恐怖分子。
对于这些限制，鲁夫赖显得很不满意。“我是个商人，看着数十亿的市场没有办法去涉足，当然不开心。我认为政府多一些管控没什么不好。”
据他介绍，该领域其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德国与英国，美国企业尽管和欧洲企业有一定差距，但它们在泰国、新加坡的市场中富有竞争力。近年来，中国企业也开始冒出，并渐渐成为新兴的竞争者。当记者问到与印尼政府的合同数额时，鲁夫赖假借“文件太多，不记得”而蒙混过去。
“买我们的设备，就像买一艘船一样，不能只买一个躯体，还要买驱动设备以及可以驾驶的水手。一个信息安保系统有它的战斗部、传输部和信息处理部。当你买下第一个之后，想让它良好运转，还需要有后续的配件。每多买下一层配套设备，价格也要翻一倍。”鲁夫赖慢悠悠地解释说，“过去印尼政府不太懂这些，老是嫌太贵，现在开始逐渐理解了。”
自2002年以来，印尼无论从立法，还是成立88反恐特种部队等措施来看，在反恐上所花费的精力前所未有，在资金和技术层面，也得到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但许利平认为，这次恐袭事件表明，印尼与美澳在恐怖情报交换上未能形成常态化机制。
面对未来更加严峻的反恐形势，琼斯提出，印尼政府应当尽快修改《反恐法》。“现行的法律并不禁止印尼公民参加IS，也就无法阻止志愿者响应其号召出入境。另外，纳伊姆本人曾因非恐怖主义的刑事指控而坐牢，但牢狱经历并未使他走出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反而成为IS的忠实信徒。”
此外，也有印尼媒体指出，监狱管理的混乱，让其成为培养恐怖分子的温床——犯人能在监狱中获得宗教宣传的材料，甚至获得IS的指示。不过，尽管佐科已将《反恐法》的修改提上国会，但该法律中无论是对极端主义分子的限制，还是监狱中“去极端主义”的措施，都遭到部分宗教党派的反对，短时间来看仍难改变现状。
记者／李克难（发自印尼雅加达）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4期总第5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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