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三菱与中国劳工的和解之路》
6月1日上午10时许，北京长富宫饭店，中日民间正在举行一场签字仪式。
仪式中的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前后不到一小时，气氛也没有多么热烈，反而有些拘谨。与一般的外事活动不同，该仪式没有官方出席，没有领导讲话，更奇怪的是，主办方连一家媒体也没有邀请。
出席的日方人员是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下称三菱材料）的代表，中方人员是3名中国幸存劳工代表，以及帮助他们的中日两国律师和民间其他相关人士。
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份和解协议，三菱材料“诚实承认存在中国劳工的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向受害者及遗属表示“深刻反省”和“深深道歉”，并承诺，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并出资为受害者在日本修建纪念碑。
围绕中国劳工被强征问题，日方企业与受害者以缔结文书的方式和解还是首次，加之受害者方面的对象为3765人，因而将创下日企战后最大规模赔偿数额纪录。
[2016年6月1日上午，北京长富宫饭店，三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
这一刻，这3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更多人，足足等了70年。就在该协议签署不久后，6月15日，山东又找到了20多名劳工遗属代表同意和解。
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并不愿接受和解。6月30日，48名劳工幸存者以及遗属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赔偿诉讼，使状告三菱的劳工人数增加到117人。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希望日方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三菱材料由常务执行董事木村光出席，受害劳工方面由两名健在者和一名遗属作为代表出席。签约仪式上劳工代表做了发言。整个仪式简洁低调，未向媒体开放。]
6月1日，三菱举行的和解仪式，作为与会者的闫欣向《凤凰周刊》提及，仪式现场桌子的摆放、代表的坐序，“有点像当年中日两国，日军在南京的受降仪式”。
这一天，三位曾被强制掳往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96岁的阚顺（由女儿作代表）、89岁的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代表所有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意与其和解的被掳劳工及遗属，与该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协议。
三菱材料称，该公司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各位中国劳工人权被侵犯的历史事实，并表示深刻反省。该公司承认作为当时的使用者的历史责任，向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真诚的谢罪。并对身亡的各位中国劳工表示深切的哀悼。
谢罪、支付、立碑、设基金——在很多人看来，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此次作出了真诚的努力。听到三菱谢罪的消息后，96岁的唐山老人阚顺号啕大哭。他拖着浓重的唐山口音对女儿阚翠花说：“忒高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由于阚顺年事已高，6月1日，阚翠花代替父亲从唐山赶到北京，参加当天的和解仪式。这位皮肤黝黑、身形健硕的唐山大姐，在三菱公司的镁光灯前笑意盈盈，和另两位劳工以及三菱综合材料公司代表的手紧握在一起。
仪式现场，三菱企业的代表鞠躬致歉，阚翠花说，挺诚恳的。她用族系宗亲关系打了个比方——人家前辈造的孽，后辈来承担，“他们也气愤祖辈做的这个事儿”。
对于三菱支付的10万元，阚大姐毫不犹豫地回复：“这钱不多！”她补充说，其实之前，她和许多劳工及遗属都不同意和解，还参加了向三菱公司提起的诉讼，要求支付的数额是40万。为此，2012年，她还专门前往东京与日方人员进行协商。
但后来，阚翠花还是同意接受这笔钱。二十多年来，这些劳工和律师把数个日企告上法庭，一审败了，二审再败，最后终审还是败。这些索赔诉讼，就像无休止的试错，证明在日诉讼行不通，让她和不少人开始产生动摇。
不过，阚翠花也强调，“我们主要受到的是日本政府的迫害，如今，三菱道歉了，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我们将继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赔礼道歉。”
“现在父亲都96岁了。”阚翠花在采访中频繁提及父亲的年纪。当年被掳到日本做劳工，在大雪天里，阚顺被逼迫光着脚，将1米厚的雪踩平以便汽车通过，这让他落下了病根，现在每逢冬天，他的脚就会皲裂。如果再坚持诉讼，不说是老父亲，连六十多岁的自己，也不见得能等到胜诉。时间的重压下，他们不得不抛开更多的诉求，求得眼下可得的最大公约数。“他们谢罪了，我们也就认了。”
更多的人，则在年轻时的身心迫害、年老时的索赔等待中，走完了一生。
尽管大部分寻求赔偿的劳工受害者已经接受三菱的赔偿方案，但一部分劳工仍然坚持诉讼道路，不接受三菱的道歉和10万元。在坚持诉讼的劳工花名册上，有人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下，“一起告壮（状）”。
积极推动和解的闫欣律师自2002年加入全国律协设立的对日索赔小组。2007年4月，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二战劳工败诉，意味着中国劳工委托日本律师诉讼的路子“彻底堵死了”。消息传来，闫欣感慨道，“诉讼之路难以走通时，可以说和解是现实的选择。”
闫欣把媒体对此次三菱和解事件的报道做了剪报，不到一周便有了厚厚一叠。这些剪报中，他看到了国内和日本媒体对此次和解的积极评价，有的称之为“历史性”事件，有的用“首次”“最多”“最大”等词语修辞。他也注意到，在这之间出现的负面声音，其中大概指斥声音最强烈的，来自于他的同行——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的康健律师。这两位前后相隔六年加入劳工索赔问题的律师，对于包括法律在内的许多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
康健于1996年加入到二战劳工问题的索赔中，是数件案件的辅佐人和代理律师，算是劳工索赔案绝对的功臣。然而，由于她带领的劳工退出了和解，因此没能参加6月1日举行的和解仪式。这位中年女律师身形瘦小，说话却像连珠炮，她在和解仪式举行后的次日接受采访时说：“所谓和解缺乏诚意，谢罪空洞、虚伪，”她甚至直接下了个定义，“那天的记者会，就是表演，是一场闹剧！”
康健则连用几个“回避”来证实她的观点：三菱公司回避了战争时候公司与日本政府合谋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回避了奴役并对劳工造成重大侵害的事实；回避了它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康健称，“日文的‘使用者’翻译成中文可以是雇主，我什么时候跟你是雇佣关系了？‘死难’多少人，那交通事故也可以叫‘死难’。”康健认为，三菱公司在和解协议中玩弄文字游戏，表面看有“谢罪”的字样，但对于事实上还是暧昧的表述。
此次和解中，最具争议的无疑是“作为谢罪之表示，向达成和解的原劳工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措辞。
[2016年6月3日，二战日本中国被掳劳工受害者支援团体的成员平野伸人（左）在长崎市介绍与三菱材料公司达成和解的情况，表示为把真相告诉后人，将在长崎县内岛上竖立纪念碑。]
尽管诸多大陆媒体均称“赔偿金10万”，但推动和解的朱春立女士表示，“赔偿金”一词似乎在10万和劳工的生命中间划了个等号，是残忍不负责的，“700多人死在他们那里，一人10万就赔偿了？”经她翻译的新闻通稿上，10万元的定语是七个字——“作为谢罪之表示”。
闫欣则觉得，叫赔偿、补偿没有太大本质区别，“关键看钱给的多少”，他举例说，“如果补偿10万，赔偿1万，哪个更能体现赔偿的意义？”闫欣估算，如果按照3700多人，每人10万元计算，三菱公司大概要为此支付3.7亿多元人民币，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是一笔小数。他还对比了之前的花冈和西松建设的两起和解，这两家日本公司分别在2000年和2010年向劳工受害者支付了2万和5万人民币。现在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愿意支付10万，金额已经数倍于两家公司。“在主张赔偿金额的问题上，既要考虑可能性，又要考虑可行性。”
康健则认为，这10万元既不是赔偿，也不是补偿，“如果真要和解，应该真诚道歉，金额问题多点少点那是另外一回事”。
面对与时间赛跑的比赛，支持和解的一方认为，比起打赢这场比赛，场外的和解也有同样的意义。如果继续诉讼，哪怕最后官司赢了，人却已经不在了，意义也会有所欠缺。但只要有一个劳工活着，听着日本人的谢罪，意义就不一样。
闫欣觉得，三菱的这套道歉模式是可以走下去的，未来可以走得更好一点——更能体现正义，赔偿得更充实，更注重实际内容。三菱材料公司面对的中国劳工最多，这家公司如果能和解、并且和解了，其他日本企业如果要和解可能会相对容易些。
不过，这场历史性的和解，其全面完成仍然有一段很长的路。和解的对象包括3765人，但是现阶段只掌握了不到20名的幸存劳工和1000多名遗属。三菱材料表示，将出资2亿日元（约1300万人民币），借助中方劳工团体的帮助去寻找并确认其余的受害劳工。
能让赞成和解与坚持诉讼的律师达成共识的，是尊重劳工本人的选择。因为谁也无法忍心让这些迟暮的老人，继续留在这场“比赛”里追逐。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终场哨响，球场已空无一人。
在最早提出对日索赔理念的童增的公司里，堆满了各地受害者寄来的信件，大小纸箱层层叠叠。如今大部分的信件都被扫描上传到一个名为“10000个正义的呼声”的网站。有人在信中说，许多发誓要对日索赔到最后一刻的劳工，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再等几年，还能继续呐喊的，可能也只有这些发黄薄透的纸页了。
记者/漆菲 特约撰稿/杨翔宇
编辑/崔世海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三菱与中国劳工的和解之路》，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2期，总第5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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