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为《台湾废死再起争议，治乱世应用重典? 》
今年9月9日，台北士林地方法院再度开庭，审理内湖女童“断头案”。凶手王景玉，台北市男子，于今年3月28日在内湖闹区，当街随机砍杀3岁女童“小灯泡”达23刀，将其颈部完全砍断，后遭检方依杀人罪起诉，求处死刑。
庭讯中，他表示“希望法官判轻一点，因为他家是中低收入户，判轻一点，让他可以早点出去，工作赚钱。”同时坦承错误，愿意改过、并向被害者亲属道歉。藉此使法官相信其“有教化之能力”，以求从轻量刑。
进行精神鉴定的刘英杰医师出庭作证，指出王景玉虽患有思觉失调症，但行凶当下精神“正常”。而王景玉委任律师黄志豪却认为医师只能判决思觉失调症，另提到的“辨识能力”、“控制能力”则是法律用语，精神鉴定报告已逾越医学的判断，故质疑鉴定报告。
对此，网上出现许多批评与讽刺的言论，“你们这群恐龙(指法官)都已经教会人渣如何逃过一死了。”“如果每个人都在路上随机砍人，砍完后都说自己很抱歉、能教化，或者说自己有精神疾病、智商低，而想免死，那法律还能有效约束这种人吗？”
在台湾，许多杀人犯在作案时手段凶残，但在法庭却表达悔意，并努力制造精神障碍的证明，最终逃避了死刑的判决，所以王景玉也极可能“逃过一死”。而台湾的废死联盟，正是致力于对可能被判死的犯人提供最大的帮助，协助其诉讼与精神鉴定，力保犯人尽可能免于被判死刑。但越来越多杀人案件的发生被视为“模仿效应”，使得台湾人心惶惶、民怨沸腾，将责任归咎于法官与废死联盟。
[4月10日下午，白玫瑰社会关怀协会于凯达格兰大道举办“自己的孩子自己救，万人50换争议”活动，要求政府确实执行死刑。]
虽然司法有其专业性，非民粹能决定，但近年来，法官的判决无法达到社会大众的期待已成为一种“常态”，导致法官被民众戏称为“恐龙法官”。恐龙法官是另一形式的废死联盟，他们尽可能的利用“精神障碍”、“有教化可能”之类的理由，使罪犯逃过死刑判决，这对于犯罪者的鼓励，远远超过废死联盟所能给的。
最有名的案件是“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这也是台湾犯罪史上第二件随机杀人事件。2012年12月1日，曾文钦在一间电子游戏馆中，以电子游戏引诱一名10岁的方姓孩童。之后将孩童诱骗至男厕中，以折叠刀向男童咽喉猛力割了两刀，导致男童立刻因大失血而死亡。
曾文钦被捕时说：“犯案前有上网查过，现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也不会判死刑，我就被关在牢里一辈子也好。”同时又说：“如果今天犯案后没有被抓，我以后还要再去杀人，直到被捕为止。”他的言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被认为是长期以来法官对罪犯的轻判、司法对犯罪的纵容。
林石猛律师认为“曾男确实点出台湾的司法实务，不要说杀人很少被判刑，就算死刑定案都可以不执行。”
三年内的数次判决，皆是判处曾男无期徒刑。最终，2016年5月5日，最高法院三审宣判，判决曾文钦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定案。儿童权益促进协会对判决表示难过，方童姑姑方佩绮痛心地说：“司法早就死了，我早就没期待了。”舆论一片哗然，判决如曾文钦预言“现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也不会判死刑”。
法官认为曾文钦有精神病史，加之环境不佳，并非全然泯灭人性，仍有教化改过的可能。所以尽管曾男在行凶时意识正常、无发病状况，最终仍判处无期。这开启了罪犯随机杀人的大门。
台湾前警察大学教授叶毓兰在脸书表示“法官们，别埋头苦干了，偶尔要抬头看看。看看被害人家属的悲痛、看看社会人心的不安，再看看你们给这些杀魔、杀童犯所下的指导棋......他们可能疯了，但是他们都不傻，所以他们会找没有反抗能力的幼童下手。有没有教化可能？别让杀人魔说了算。”
但法官对此有不同看法，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凤凰周刊》，“判刑都是引用法条，但因为考虑犯罪者的动机，所以会有量刑的不同。要判死其实很简单，但真正当自己亲手去判一个人的死却是非常挣扎，除非他犯的案子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3月28日，杀童案凶嫌王景玉移送士检。]
影响废死的政治力分别来自岛内和岛外。长期以来，台湾不断尝试开拓某种程度的国际空间，即使无法参与国际组织，也会采取国际标准或国际惯例以为己用，除了两公约以外，还有“停止执行死刑”。世界上真正废除死刑的国家大约只占一半，其余大多实行“保留死刑制度，但不再执行”的方式。
台湾国、民两党对于废死或反废死一直游走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台湾政客在面对国外组织都表态应逐年减少死刑或废除死刑，但当面对岛内80%反废死的民众时，便以沉默或相同的态度表示支持。
陈水扁后期开始拒绝执行死刑，而马英九在2010年恢复执行死刑，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关切，并向台湾表达不满。但是马英九在2008年就任之初就表示要逐年减少死刑判决，到2012年连任后，再度表示要从三个方向减少死刑: 废除绝对死刑的法律、减少相对死刑的法律、穷尽一切程序确定无可挽回时才执行死刑。民进党也藉此攻击马英九“在废死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造成国际间及台湾社会的混淆”。
反观民进党，政策摇摆比起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民进党以攻击国民党专制、反人权起家，为了突显自身追求自由、人权，其支持废死的色彩本是相当鲜明，从蔡英文到诸多“立委”，都支持废死。但面对人民的追问，也渐趋低调。去年选前，蔡英文在被问及废死议题时，便不做正面回答，仅表示“废死需要社会的共识与完整的配套”。
2015年，民进党“立委”郭正亮更直接指出民进党对于废死的四项迷思:1.废死是普世价值；2.两公约主张全面废死；3.两公约只能全盘接受；4.民进党主张废死。企图反制国民党指责民进党不理会民意、一味支持废死。
废死联盟的愿景是将台湾打造成北欧般的废死国度，但任何制度都无法不经修改而直接移植在不同的环境土壤中。废死联盟强调是环境杀人、制度杀人，所以应该废除死刑，给罪犯一个重生的机会。这个说法引发质疑，“既然台湾目前是环境杀人，但环境不改变，又岂能确保罪犯回归社会后不会再次行凶？”
以挪威为例，税收超过40%的福利国家，国民教育程度、公民素质高，且宗教信仰比率也高，这代表挪威人不但守法意识高，即使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也能以宗教信仰进行自律，这可以从挪威的国家清廉度窥见一斑。更重要的，宗教使挪威人民具有宽恕罪行的心胸，以及从暴力伤害的阴影中走出的勇气。同时，高所得、高福利的社经环境也大大减少了因贫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挪威不仅不需要死刑吓阻犯罪，甚至连无期徒刑也没有。最重的刑期是21年，实际执行时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二的判决刑期(但罪犯若被认定为对社会仍有威胁，刑期可再延长)。
挪威的监狱条件可媲美五星级饭店，有礼拜堂、休息室、录音室、图书馆、健身房、室内体育馆。单人套房里有浴室、电冰箱、液晶电视、DVD播放器。唯一没有的是“没有铁窗与栏杆”。犯人有权上学，可以投票选举。
在这种环境中，犯人的确可以安心地反省过去的错误，并且利用时间与资源习得知识技能，在刑期结束后能够重新融入社会，不会产生“不适应社会”的困扰。数据显示，挪威罪犯的再犯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只有20%。所以超过八成的挪威民众反对重启死刑。即使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造成77人丧命之后，反对重启死刑的比例仍高达74%。
但在台湾，却是超过八成的民众反对废死。国际鉴识专家李昌钰也表示“死刑是有存在的必要”。他认为犯罪者可分为“冲动犯罪”和“常业罪犯”，前者是因一时冲动而犯罪；但后者属于连续犯案者，已经无法感化，而对后者做出死刑判决是有必要的。
虽然台湾具有信仰比例的人数不少，但更多人沿袭的是传统儒家思维，面对是非对错采取“以直报怨”的态度。前“法务部长”王清峰以身为佛教徒的理由，拒绝执行死刑，最终抵挡不住民意怒吼，黯然下台。
除了监狱的软硬件设施有待改善，废死联盟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取代废死以后的教化。废死联盟一方面希望教化罪犯，希望罪犯未来重返社会，但面对反废死的多数压力，废死联盟又支持以无期徒刑取代死刑，不得假释。如何协调“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罪犯”与“教化罪犯使其重返社会”间的矛盾，这又是废死联盟必须说服台湾反废死民众的一大难题了。
特约记者/杨中浩 编辑/段宇宏 美编/黄静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台湾废死再起争议，治乱世应用重典?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8期，总第593期。
《对贪污犯以终身监禁替代死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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