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卢伊
五年前，杜莹开始了她的二次创业，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制药公司，她为新公司命名再鼎，即再次问鼎。
作为国内最早赴美深造又回国创业的那批海归博士的一员，曾被美国权威杂志评为“全球生物医学界最杰出的12名女性”之一，杜莹在她二十多年的新药研发从业历程中，创下过数个全国乃至全球前列的彪炳纪录。
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的医药行业中，杜莹既是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者，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杜莹曾被评为“全球生物医学界最杰出的12名女性”之一
从十多年前初次创业的乍显身手，带领和黄医药成功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到现如今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二次创业的再鼎即在美国成功IPO并于去年在香港闪亮登场发布了国内首款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治疗的靶向药物。
这位曾被《福布斯》杂志誉为“Drug Hunter”（新药猎手）的女性，沿着她独辟蹊径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正在悄然改变中国医药创新的图景。
“每走一步，都要给自己铺路”
从骨子里，杜莹自认是一名科学家。尽管先后在外资药企担任了多年的管理者，又转型成为一名创业者，她仍乐意以此自居。
并不生于医学世家的她，曾经的梦想是做建筑师，是父亲的劝说，让她把高考志愿换成了当时的前沿学科——吉林大学分子生物学专业。但1989年，看似按部就班的人生却来了个急转弯：她成为国内较早一批赴美读博的留学生，截然不同的教育环境，一下点燃她对制药领域的兴趣。
1994年，攻下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她，顺利进入美国辉瑞公司总部任职。回头来看，杜莹仍觉得，这是对她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
在这家全球医药业巨头，杜莹做过新药，领导过多个创新药物研发项目，其中2款成功在美国和多个国家获批，获准全球销售。
此后，她又升任辉瑞中央研究院的研发高级主管，负责全球代谢类疾病项目的引进和转让，与相关药物研发机构的兼并收购。
整整12年，在美扎稳脚跟、过着优渥生活的她，并未动过离开的念头，直到接到来自祖国的一通电话。
“你已经在美国取得这么多成绩，为什么不回来为中国做些事呢？”电话那头，是和黄医药——由李嘉诚父子控股的和记黄埔旗下正在绸缪的一家全新的制药公司。
这一问，像是突然点醒了她。“美国很多药也是我们做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回来自己做一次呢？”但做出这个决定，毕竟意味着巨大的人生转变，要放弃安稳的跨国公司高管职位和近乎理想化的科学家生活方式，转而进入那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创业领域和充满未知的国内市场。
足足等了六个月，她才最终下定决心。用她自己的话说，作为较早一批留学美国的华人，仍有着为国内做点什么的使命感，而“他们刚好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
刚回到国内，各种可以预见或预料之外的难题接踵而至。回顾这段往昔，杜莹毫不讳言，“很难，最大的（感受）是孤独。”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一次酒桌上商务谈判未果，合作伙伴早已喝倒一片，她是唯一醒着的人。想到自己舍弃美国的成功事业和优渥生活，而要同一群醉汉谈判时，她哭了。
“大家想的都是如何进行交易，而非创新。”刚回国的杜莹面对中美药物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只好逼自己万事“先铺路”。
筹建创新药企，首先要面对的是团队搭建和人才引进。据英国《经济学人》的一份报告显示，2002年，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者足有19.1万人，但中国本土人才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2万人。招揽像杜莹这样经历丰富的“海归”更是难上加难，很少有人甘愿放弃国外的高薪工作，回国“从零开始”，她只好四处托人、说服多年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加入创业队伍。
当时中国刚跨入世界前十医药市场，但作为仿制药大国，国内配合医药创新的政策尚不健全。创新药物的引进，更与国际市场存在着很大的时间差。
杜莹在辉瑞工作时，曾参与新药申报的工作，但当她以一家创新药企的老板身份介入时，才充分意识到申报创新药物之难。为此，她开始频繁上京参与政策讨论，积极为中国新药审批政策的建设和实施献计献策。
“在中国做企业家，和美国不一样。”杜莹说，“在美国你只要专注地把企业做好就可以，但是在中国，由于当时对创新药的研发和评审缺乏经验，无路可循，所以需要参与很多政策方面的讨论，每走一步，都必须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方案，为中国创新药企业的发展铺路。”
“在中国做药，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回国20年，杜莹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医药领域多款创新药物的审批和医改政策的落地，尤其是在中国加入ICH后，与欧美等全球主要市场加速接轨。
2015年，再鼎刚过周岁，正赶上一波支持创新药物研发的新政密集落地，鼓励优质创新药与国际接轨，开展临床试验数据自查，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引入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等一系列举措，旨在为国内创新医药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政策便利。
“以前太慢了，现在就是要加速。”杜莹深感经过过去两年的机构重组与改革，国内在新药注册领域变得更高效、更国际化，人员也更专业了。
经历了初次创业在和记黄埔的十年，尽管也通过授权合作等模式开创了诸多行业先河，但事到如今，再鼎的二次创业让她不禁感叹赶上了好时候，“在中国做药，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二次创业，杜莹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
医疗板块作为被资本市场普遍看好的热门领域，也让海内外人才趋之若鹜。再加之杜莹的身影也曾活跃在医疗投资圈（2011年告别和黄医药后，曾负责红杉资本在华的医疗健康投资）并创造了很多奇迹，在圈内有着极高的人望与口碑，再鼎组建团队时，比之当年的初次创业就顺当得多了。
如今追随杜莹左右的再鼎核心团队，大多曾在制药巨头担任过要职，或曾长期从事新药研发工作，或在外资药企的中国市场开发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其中既有辉瑞时期一路追随的老同事，也不乏从其他公司转身的新面孔。
梁怡便是其中之一。他2018年6月出任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前，是阿斯利康中国副总裁，负责肿瘤事业部。有着“肺癌靶向神药”之称的泰瑞沙，就是在他任内推入中国市场的，这款创新药物不仅打破了国内药物引进的纪录，而且也创下了中国市场单款药品的惊人销售额。
“找我的公司很多”，梁怡说，可他还是选择了杜莹和再鼎，“（我们）能聊起来，比较对路，我也比较喜欢这种（小团队）氛围。”
“船小掉头快。”梁怡感触颇深。过去在“大船”工作，一旦碰到大的政策变化，必须逐级讨论，汇报，反馈，再讨论，再反馈，反复几轮下来，往往错过最佳决策时机，“但我们现在做决策很快，在办公室可以很快地讨论，响应国家变化，我们会很积极。”
徐宁也有类似感受。担任再鼎医药临床研发和法规事务执行副总裁前，他做过医生，也在跨国药企研发过新药，他被杜莹做创新药的执着和再次问鼎的梦想所打动，再鼎刚创立时便加入其中。
徐宁深感，若在跨国巨头工作，国内团队往往只是在研发方面的执行者，但在再鼎这样的创新药企业，研发人员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商务人员也能参与新药审批到上市的完整过程，得到极大锻炼。
二次创业，杜莹采用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初创时期，新公司员工只有20余人，他们涌入上海张江的一栋别墅，完成决策。“不追求大，追求精，追求更前沿的科学，追求做药的时候，从源头上减少失败。减少药的失败率，相当于能够更好控制药的成本，让患者吃得起。”杜莹坦言，二次创业时，才等来入局的黄金期。做出几款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是杜莹从未放弃的一个梦想。“我们也希望监管层和我们抱有同样的初心，在加速审评、医保准入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这不仅是对本土创新医药产业的支持，也是对患者需求最实际的回应。”杜莹说道。
“两条腿走路”，提速进入“商业化下半场”
无论国内医药政策环境、行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大背景，还是杜莹既往研发和投资的成绩，都为新公司释放出利好信号，也博得了投资人的再次青睐。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颖宇便是其中之一。2014和2016年，再鼎医药先后完成A、B轮融资，总额高达1.3亿美元，启明创投均有参与，并成为当时最早也是最大的投资人。
曾被同行赞为“最懂医疗女投资人”之称的梁颖宇，最初做出投资决定时，杜莹还只有2名员工。再鼎成立三年，即以14亿美元的市值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创下国内创新药企的纪录；而2018年末，卵巢癌靶向新药则乐（尼拉帕利）在香港成功上市，再鼎首款创新药物进入商业化的“下半场”，前后只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成立三年，杜莹成功带领再鼎医药在纳斯达克上市
制药工业本就极为精密，疾病的抑制机理，药物成分的合成，辅料的选择等，都面临极大科学和技术挑战。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试验，一款新药的诞生，往往需历时10-15年，斥资10-20亿美元，却不一定能大获成功。
数据显示，美国250个进入临床前研究的新药里，只有1个能获批上市，而每10个上市新药中，只有3个能收回研发成本，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稍有不慎，血本无归。
再鼎成功在香港上市的卵巢癌治疗靶向新药，是杜莹发挥她非同一般的“新药猎手”嗅觉，以及为新公司制定的研发策略的一次完美结合。
杜莹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从零开始，自主研发，另一条则是外部引进，合作研发。具体来说，即通过药物专利使用权转让的方式，与全球顶尖制药公司或研究机构开展项目合作，遴选较有前景的临床新药，合力研究，加快上市速度。
不同于国内其他生物医药企业选择高校等科研单位作为新药专利的合作来源，杜莹将目光瞄准有实力的跨国药企。凭借既往同多家跨国巨头合作的经验，杜莹在这条快车道上冲在了前头。
数据显示，2007-2017年间，中国共39家公司开展海外新药研发授权合作，引进项目90项。其中，仅再鼎一家就有10多项，均为肿瘤、自身免疫和感染性疾病等领域，是引进新药最多的本土药企。
卵巢癌作为女性肿瘤的三大顽疾之一，历来是杜莹特别关注的疾病领域。卵巢癌新药研发的经历也异常坎坷。由于其发病机理至今不明，且无任何有效筛查手段，在近30年里，甚至一度没有新的一线药物出现。
因而，当2016年她从美国制药公司Tesaro手中买下新药尼拉帕利在大中华地区的独家研发、生产和销售权时，被视为一项极为冒险的买卖。因为彼时其临床数据尚未揭晓，新药疗效仍是未知数，杜莹必须提前作出预判。
“当时其实我对这个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们觉得之前其他公司在同类药物研发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它的机理，而是当时化合物本身设计有问题。”杜莹如此复盘这块抗癌领域中最难啃的骨头。
后来的事情，再次证明了她的眼光。再鼎接手该药的中后期研发，三期临床数据显示，该药在有BRCA基因突变的卵巢癌患者中无进展生存时间近20个月，相比采用传统化疗手段的患者，有较为明显的延长幅度。同时对没有BRCA基因突变的患者也显现出一定的治疗效果，因此也成为全球首个获批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的PARP抑制剂，起名“则乐”意味“有梦则乐”，这也是杜莹二次创业中又一个奇迹。2018年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正式受理了则乐的新药上市申请。
2018年12月，再鼎医药宣布，旗下用于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的肿瘤电场治疗产品Optune正式登陆香港并惠及首位患者。这距再鼎医药获得Novocure公司独家授权，在大中华区引入并开发这一技术仅仅四个月。在今年三月的中国脑胶质瘤学术大会上，国家卫健委印发的《脑胶质瘤诊疗规范（2018年）》更是将这一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疗方案纳入了临床规范。
对于接踵而来的成功，杜莹早已习惯了轻松以对，“买药不是买苹果，不能只挑它的外表，也不像买白菜，你看看它是不是烂掉了，买药本身就是对公司非常强的考验。”
问她个人的秘诀何在，是出于多年的科学家的训练，还是女性特有的直觉。她沉思了一会，“确实，这门功夫需要时间，需要学问，有时也需要直觉。”
▼
- END -
/ 点击图片阅读以下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