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疫往事：毒王、坑货、殉职者，和那场不顾一切赢来的胜利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宅总有理”（ID：zmrben115）

“最要紧的是，

我们首先应该善良，

其次是要诚实，

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逝于1881年2月9日」

出自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

毒王

2003年除夕，广州沉浸在新年气氛中。春晚开始时，邓练贤对妻子说：“10多年都没陪你好好过春节，今天我陪你出去走走。”

正要出门逛花市，电话就响了。

当晚，邓医生赶到医院，抢救了一个病重男孩、一位被感染的护士，直至凌晨3点。别人欢度春节，他和医护组忙得满头大汗。

更可怕的事，发生在第二天。

次日，周姓海鲜批发商被送到三院。进手术室时，人已烧到神智不清，浑身发烫，不住地咳血，不得不上呼吸机。就在麻醉师上手插管时，周老板肺泡内的大量分泌物喷溅而出，直冲天花板。在场者都被溅上大量血泡。

邓练贤顿觉大事不妙，招呼大家快戴口罩、穿防护衣，切记消毒。16人换好防护，历经6个多小时，终于将周的病情稳住。

谁也没料到这背后的代价是何等惨重。

数天后，16人全部感染。

原来周老板，是一个“毒王”。

1月29日，他开始出现发病症状。由于生意忙，生扛了两天。病情恶化后，去中山二院治疗，很快又被医院司机转至三院。

就在转院和抢救这条路上，周老板表现出来的“毒性”，远超传染病专家们的想象。送他转院的司机，迅速患病，高热不退。二院里接触过他的30名护士，相继倒下。待送至三院，以邓为首的抢救组无一幸免。

至此，专家可以判定：

周老板身上的“毒性”，比之前佛山、河源出现的类似患者有数倍之厉。

凡接触他的人，没有不感染的。

处在新年气氛中的广东市民并不知道：

第一个“超级传播者”，就这么出现了。

怪病

在周老板之前，已有非典病例。

在深圳，35岁的野味厨师黄某初出现染病症状。由于担心深圳费用过高，黄跨越了300公里的行程，回乡治疗。到镇上卫生所时，黄某初已高烧40摄氏度。

医生确认发炎后，就当重感冒治了。

结果12月15日，黄开始咳血，家人赶忙将其送到河源医院。救治无果。又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在呼吸科主任黄文杰的抢救下，总算转危为安。就在此时，河源医院传来消息：

接触过黄的8位医护，相继感染。

可黄医生和护士们抢救时，都没做防护。

黄文杰不安地等待着“宣判结果”。而此时，河源又出现一个郭姓病例。救治无果，迅速转至广州医院学第一附属医院。

该院呼吸研究所所长，正是钟南山。

郭先生躺在ICU里时，河源接触过他的5名护士均被严重感染。医院赶忙召开紧急会议。

2003年1月2日，河源将“黄、郭”的情况上报。次日，省卫生厅派6位专家赶往河源。此时，“怪病”消息不胫而走，城中百姓万分紧张。胡乱听些消息，就冲到医院买特效药。听说专家组抵达河源，情况愈演愈烈，罗红霉素、板蓝根、白醋被抢购一空。

一番调研后,专家组需要写一份调查，上报卫生厅。一名专家认为，河源这么多医护感染，情况不是很乐观，应该视为“感染爆发”。

但为避免更大的恐慌，报告中的陈述意见，最终被影响为“有一定传染性”。随后，当地报纸告诉大家不要紧张：

“此为非典型肺炎，尚未形成疫情。”

当时，黄某初的病情正一天天好转。

参与抢救的黄文杰等医护人员，无一病发。

这让所有人都觉得，传染只是个别现象。

即便黄文杰这样的医师也认为：

“这个事情，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但一切都被“超级传播者”的出现改变了。

蔓延

周老板这个毒王，有多可怕？

据统计，被他传染的病例前后多达130余人。2月，周老板在二院接受治疗，可谓“横扫千军”，重创整个呼吸科及ICU。

二院撑不住了，又转到三院。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倒下，还是搞不定他。2月底，送他转院的司机不幸去世，捐献遗体以供研究。

更不妙的是，邓练贤也倒下了。

4月21日，邓练贤停止呼吸，光荣殉职。

而那个时候，远在北京，一场更为惨烈的“SARS战疫”正式全面打响，将会有更多医护人员，冒着被传染、被夺去生命的风险，行走在重症患者的病床前…

此为后话，暂且不表，先说回广州。

由于周“毒性”太强，又被送到第八人民医院。最终，在医院专家和护士们片刻不歇的救治中，周老板身上的毒素，总算被解决了。

但很不幸，自周入院以来，民间还有更多严重病例蹿了出来。紧急抢救周老板时，2月9日的广州，已有100多例患者。国家卫生部迅速派专家到广州协助调查。

此时，由于“毒王”出现，一个接一个医护人员倒下。“怪病”袭城一事，已从民间传播开来。单在2月10日一天，广东省的短信突破4000万条，关于“传染病”的短信几乎占了一半。

对“非典”知之甚少，民间各种猜测都被端了出来。本来专家认定是飞沫传染，有人给传成了“看到就传，沾上就死”、“早上发病，晚上嗝屁”。不久，广州迎来药品抢购风潮。

这期间，有人故意夸大病情，借机发“国难财”。甚至有人把一瓶白醋的价格炒到1000元。相关举报电话，瞬间被打爆。

此前，省卫生厅只针对各单位下发防治文件，并未向公众开放信息。眼看民间恐慌，省部当机立断，要求次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各大媒体到会。通报会上，卫生厅公开了从去年12月开始的各种病例情况。

对于“染上必死”言论，钟南山表态：

“没那么可怕。它可防、可治！”

这一及时反应，为广东战胜SARS打下基础。

但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系统出现误判。

2月21日，一名刘姓感染医生进入香港。

这为日后“北京毒王”现身，埋下了祸根。

轻慢

刘医生入港，是因为重视不够。

钟南山讲完话后，恐慌解除了。但由于对非典认识不足，警惕也放松了。不久，中、巴足球队友谊赛进行，现场超5万人聚集。

随后，洪院士的话，又让放松警惕更进一层。

经过研究，国家CDC的洪院士宣布“非典”致病凶手是“衣原体”。被重要媒体报道后，大家觉得：既然是衣原体，就很容易治好。

那一天，广州罗大佑的演唱会如期举行。罗大佑说：“今年能在羊年开演唱会，来之不易，大家能来，说明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看了报道的钟南山，却忧心忡忡。

2月18日，钟南山参与医学专家组会议讨论，给出重要意见：“这个病，绝不会是衣原体那么简单。”为慎重起见，广州CDC连夜做样本检测，发现个别患者确实有衣原体存在，但是大量样本，并不支持“衣原体”一说。

次日，南方三家报纸顶风将此结论爆出，表示广东专家组对“衣原体致病”高度怀疑。可惜，这一发声并未引起普遍警惕。

“衣原体”之说，一直是主流意见。

言多必四，具体问题，就不详细展开了。

咱们先来看看病毒是如何进入北京的。

2月21日，由于缺乏警惕心，刘医生入住香港京华酒店。入港前，刘就已经发热咳嗽。经自己诊断，没有出现白肺，认为是一般流感。结果22日，病情突然恶化，入院呈白肺。6名医护人员感染。不久，与其接触的6名游客离港后，分别在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发病。香港成为了继广东后的第二个疫区。

而刘又是从哪儿感染的呢？

没错，中山二院，“毒王”周老板。

三月底，香港病例高达100多人，被刘传染的一位美籍华裔，辗转到了越南，进入越法医院就诊。就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他叫乌尔巴尼。

乌尔巴尼是个理想主义者。从小渴望为人类谋福利，22岁去非洲工作，忍受恶劣条件帮助当地居民。41岁时，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最终落脚越南，救死扶伤。

美籍华裔进入越法医院后，施救无望，赶紧找来乌尔巴尼。乌一边救治一边寻找相关信息，最终认定这绝非普通肺炎，而是一种“非常凶险、严重的传染性疾病”，遂将其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3月5日，他火速将此信息上报给世卫组织。

这时，全球各地出现相关病例和死者。

WHO随即向全世界发布警告。

由于乌尔巴尼的报告，他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SARS的人。上报后，乌尔巴尼不顾家人反对，坚持在一线奔走，呼吁疫情。因为他的吹哨，越南疫情迅速就被控制住。

可他自己却不幸病倒，因疗治无望去世。

为纪念他，WHO将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即他提出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定为这种传染病的官方命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ARS。

而就在乌尔巴尼上报越南病情的前四天，2003年3月1日，一位姓徐女士，从山西的医院悄然转到了北京。

此前徐女士出差的地点，正是广东。

3月北京，春寒料峭，阳光明媚。

人们对徐女士的到来，浑然不觉。

土亢

3月1日，徐女士被家人送入北京301医院。

没两天，其父母也相继确诊，被送入医院隔离。此前2月，她曾去广东出差。临行前，其母还特意询问广东的媒体朋友，对方说：

“没事，很多都是谣言。”

2月18日，也就是广东省卫生厅向公众通报了疫情的第七天，徐女士落地广州。

上车后，出租司机一脸轻松地告诉她：

“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都不害怕的，你看，什么事也没有。”

五天后，她返回山西，高烧不退。因害怕得了非典，前去就诊。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重感冒”。没想到几天后，病情恶化。徐女士住入“特护病房”，被防护隔离。

3月，病情持续恶化，紧急入京。

此后，她们一家人被隔离治疗。由于其父情况危急，院方请传染病专家姜素椿来救治。姜老带领一个医疗组，还是没能留住徐父。

抢救失败，姜老知道大事不妙。

要求所有医护全身消毒，更换防护！

可是为时已晚。不到一天，插管的麻醉师病倒。8天后，姜素椿感染。医院里被感染的医护，多达13人。好在身为传染病专家，姜老久经战场，遭遇过几次状况，都化险为夷。意识到感染后，姜老并没有慌，那天下午，他平静地给院长打电话：

“我被感染了。”

院长心里咯噔一下，要派司机送他去隔离区。

姜老说没必要，不要引起更多感染。

当晚，老伴儿要送姜老。姜老同样阻止。

就这样，老人家独自一人，走进了隔离区。

而在姜素椿跟病毒抗争时，北京还有一位从香港探亲回来的老人，日后被称为“北京毒王”，以及一位不知如何被感染的出租车司机，将病毒散播到了首都各处。

老人出现症状后，被转至东直门医院，造成大面积感染。抢救老人时，包括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在内11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

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不幸殉职。他是北京首位牺牲的医务人员，年仅34岁。

至于那位司机，不知拉了多少乘客。

可春天里的北京，对此毫无察觉。

接下来的事，则是这么个事：

WHO向全球发出警告，呼吁大家联手找出病原体后，很快，“冠状病毒”就被定为了病原体。病毒来势汹汹，3月20日前后，世界各国开始强控，各个疫区被初步确定。

3月25日，广东疫区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因感染SARS逝世，成为非典时期第一名殉职的医务人员，引起极大震动。

3月27日，北京被列为疫区。

但仅仅5天后，又被解除。

为什么这么快又被解除？好，聊到这里，这事儿咱不能说太细。再细的话，后面的战疫，就不能往下讲了。我只能说，队伍里，有坑货。米缸里撒了把绿豆，坑货表示，那不叫一把绿豆，那就是几颗芝麻。

4月初，经过一个月奋战，广东疫情已得到良好控制。天河体育中心，领导班子带领两万名群众开始春季健身长跑。经调研，歪果仁对广东抗疫经验提出高度赞许，觉得大家只要学习广东，问题就不大。原话是：

“广东医生做了非常杰出的工作，他们有效阻止了病毒的传播。”

包括世卫组织专家、德国病毒学专家普赖泽尔，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广东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其它地区，乃至全世界的范例。”

既然广东没事，或许，就都没事了？

于是歪果仁屁颠儿屁颠儿地走了。

事就是这么个事。

结果不久，国际劳工组织官员在京患病死亡。随后，一个不能说名字的人，给不能说名字的地方写信。谁要是好奇，请默念言多必四。

事就是这么个事。

于是4月12日，北京又被列入疫区。

4月20日，疫情信息透明，迎来重大转折。

至于如何转折，请再次默念言多必四。

事就是这么个事。

随后，“非典”卫京之战，全面打响。

在讲述大决战之前，我想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北京的严峻情况。

生死搏斗

艾略特写诗，四月是个残酷的季节。

对那年4月初的北京而言，何止是残酷。为挽救一个又一个病人，医护人员一个接一个倒下。他们每天都在生死之间，走钢索。

最早正面迎击的，是北京地坛医院。

3月25日，地坛医院接到指令，集中收治非典病人。次日，两名患者被送至医院。一名护士在抢救时口罩不慎脱落染病。不久，医院再次接到通知，开辟第二病区。

当晚，21名重症患者进入。

由于医护人员屡遭重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被定为受感染医护人员的特定治疗处。院方紧急开辟34个床位，结果不到两天，感染者超出50人。无奈之下，大家临时搭建隔离区。随后几天，地坛医院将400多名其他传染病人转走，集中收治非典患者。

医护感染，床位不够，火烧眉毛。

院长见状，态度坚决地说：“如果非典患者被放走，在别的病区引起交叉感染，会更麻烦，就是拼了命，我们也得收！”

护士医生，咬牙硬顶。

而最为惨烈的，是4月5日收治了一名秦姓患者的人民医院。查血、拍摄胸片后，秦的情况十分不好。医生警惕地问，有没有去过广东。该患者说没有。由于不停发热，又不能仓促断定是非典，就先将其转入监护病房。结果经疾控人员调查，秦女士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因怕医院不收非典患者，刻意隐瞒了病情。

整座医院，赶紧内部隔离。

然而为时已晚。

病人刻意隐瞒，导致15名急诊护士感染。与秦接触的患者，又导致另外11名护士感染。尽管如此，为及时收治，无数医生、护士，仍冒着风险穿梭在消毒的长廊里。

4月下旬，院内战斗力锐减，人民医院实在无力接诊。上面派人来实施封院时，前后已有76位医护人员感染。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医院紧张起来，学校也提高警惕。

4月12日，中央财经大学收到医院报告，说该校曹教授疑似“非典”，学校立马全面排查。原来4月5日，曹曾去人民医院看病，回来高烧不止。4月8日送到急诊科，十个小时后去世。直到去世，还被视为肺炎。

很快，曹家中6人接连出现感染症状。其儿子工作单位，也有病例出现。他们的居住楼层，出现发热患者。日后经过排查，到4月28日为止，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

得到院方通报后，财大果断出击，停止一切聚集活动。消息一出，一夜间，全校跑得只剩下400个学生。几天后，一墙之隔的北方交大也出现群发患者。前后出现发热症状31人，送出医院治疗13人，重点监测85人。

若学校成为传染聚发地，后果不堪设想！

4月19日，教工委火速起草停课报告。

要求不上课、不流动，严防死守。

同时，财大、交大两幢学生楼被隔离，学生们开始14天的“战疫”生活。

4月20日，很多人都被告之要看新闻。

有大事要宣布。

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疫情开始一天一报。“五一”长假被取消。王市长临危受命，各层级单位进入“抗疫”备战状态。

在强烈呼吁下，人们终于紧张起来。

抗击非典之战，全民All in。

北京战疫·上

由前文可见，非典战役的号角吹响之际，整个北京的局势是何等危急。

首先，前往医院的病人络绎不绝，情绪急躁。医院一再添加床位，还是无法及时收治，导致很多病人对护士恶语相向，甚至吐口水。

其次，即便做了层层防护，很多护士还是不慎感染。整个收治过程中，女护士接连倒下，占到被感染总数的六成，损伤惨重。

再者，由于前期很多不确定病源在社会上流窜，加大了疾病来源追踪的难度。当初从财大逃离的学生、从各工地返乡的民工、以及之前离开医院的临时工，都成了潜在的传染源，必须一个个隔离、诊察。

很快，北京确诊病例多达988例，疑似患者1093例。每天新增，200例以上。

这座拥有1300万居民的城市，迎来了建国历史上最大的防控考验。一旦疫情控制不住，这座汇集了天南地北务工者、人流量巨大的城市，将危及更多的省市，乃至全国。

4月23日，北京依法对重点疫情场所采取隔离。医院、工地、学生宿舍、居民楼、非典病区，一张又一张防护网迅速铺开。

为全面把控疫情，次日，全国非典防治指挥部在京成立。韩德民、梁万年临危受命，一上来就借调医学专家。专家组几乎汇集了当时最顶尖的医疗人员，并设立会诊、甄别、转院、临床研究各个医疗组。

以当时国外数据预测，北京疫情，一时半会儿根本下不来。而以梁万年等人的研究，给出结论是：高峰期预计两周。只要防治、隔离到位，就能度过“高峰”，迎来“拐点”。但若稍有松懈，后果不堪设想。

一句话，北京失守，全国危矣。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

从这天起，铁道部通知旅客可全额退款。防治非典药物，24小时内必达目的地。全国严控人员流动，严查来自北京的返乡者。

随后，胸科医院接到指令，扩建床位。北大医院1800名医护主动请缨，要去一线抗疫。扩建好床位后，700名医护率先到达战场。

穿白大褂的人，此刻都成了战士。

战役打响第一天，前线医疗资源告急。口罩、呼吸机、防护服，根本不够。由于SRAS毒性极强，医护人员必穿三套。短短四天，防护服需求陡增至100万套。即便集全国之力，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么多物资。

为缓解危情，政府开了1个亿周转资金给负责部门，开始全球采购。为了找到足够的医疗物资，采购部门的电话，随时处于爆炸状态。

设备是大问题，床位更是大问题。

北京二级以上医院共175家，八成都不具备收治条件。眼看专治病房告急，4月22日，小汤山建院方案被提出，被要求扩建1000个床位。在很多人看来，短短几天建一座现代化传染病医院，还要1000个病床，简直天方夜谭。但疫情之危，已容不得再找别的办法。

决策当晚，设计任务被交到建筑学家黄锡璆手中。设计组23日凌晨拿出具体方案。

这时，北京市建委已将六大建筑集团施工队派往小汤山。23日早晨，500名先遣人员到达现场平地。次日拂晓，4000名工人和500台设备抵达时，前一天的麦地早已变成平川。

随后，施工队增援至7000人。

7000人昼夜赶工，累了就睡在地上。

为避免二次污染，400多吨建筑垃圾，用掉了2万多个垃圾袋。4月28日，一场大雨袭来，所有的工人冒雨施工。

没有他们的奋战，床位之急，根本无法解决。

好在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赶上了。

5月1日，小汤山医院竣工。

而早在4月27日，征兵电报飞往各大军区，上面只有一个条件：精兵强将。

当晚，1300多人组成的军队医疗大队火速集结。大家经过三天防感染训练，立马投入战斗。各种医疗设备，十万火急地开向小汤山。4月30日，相关人员对600多套设备突击验收检测，半天结束任务。

施工人员撤离当晚，156名患者入住。

一千多名医护，早已在此备战等待。

七天，一分一秒，都没有耽误。

被紧急任命的院长张雁灵说：

“我们要么带着耻辱离开，要么大规模感染死在这里，要么有效地救治！”

与此同时，北京全城防控，也进入最高级别。

北京战疫·下

4月22日，北京和当初的河源、广东一样，出现了一阵抢购风潮。

由于突然宣布疫情，市民人心惶惶，得知接下来无法出门购物的人，到处抢购米醋油盐。各大商场的卫生纸、方便面，被哄抢一空。

随后，“北京封城”和“飞机撒药”的流言传来。

很多人的心情，就像记者柴静说的那样：

“就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娱乐业关了，整个日常生活被连底抽掉。”

有些人啥也没买到，东西就没了。

见此情形，全国各地紧急运来1500吨大米、500吨面粉、890吨食油、4350吨食盐、20万箱方便面投放到北京各商场。由于物资及时供应，短短半天，抢购风潮平息。新闻反复告诉大家，不要紧张，物资充足！

这时期，北京许多商场明知没有顾客，还在坚持营业。数百商家发出抗非典联合宣言，140万商贸职工和50多万交通职工像平日一样上班，保证生活物资顺利运转。

为控制病毒蔓延，还要严防人员流动。

4月下旬，许多外地民工要求离京，钱不要了，回家保命要紧。可一旦这些外来务工者离开疫区，不定会给别的城市带去多少危险。

早在4月15日，一名患者离开北京，隐瞒接触史，在天津导致其主治医师患病死亡。随后，唐山、张家口、石家庄、邯郸，相继出现病例。内蒙古、山西、甘肃等地出现确诊患者，无一不是来自北京的“输入病例”。

这都为人员流动敲响了警钟。 

若不严加防范，很可能出现第二疫区。

面对这一情况，北京严禁在通风不良环境下居住，拉线排查非法群租。一支2500人的流行病学调查队成立。全市对学校、市场、机关、铁路、民航、出租车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场所全面消毒。每一条街道，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工地，每一个单位，都要做到严查、严防、严控。一旦发现疑似患者，就地诊断、隔离。

流调组的人，毕竟有限。忙起来，饭都顾不上吃。在整个排查、防控过程中，市民和社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每一个普通人，戴好口罩，搞好通风，不聚集，勤洗手，是对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最大的支持。

那时，小汤山前线的护士，随时承受着感染风险。由于SARS攻击性极强，穿了三到五层防护服，戴两层口罩加护目镜，依旧有人倒下。5月初的北京，气温30摄氏度以上，护士们穿得密不透风，又不敢轻易脱换。

经常有人胸闷气短，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当护士，不但要救治，还要对病人实施心理疏导，消除他们的恐惧。不管自己内心多么恐惧、崩溃，面对病人，必须从容、耐心。

为了准确诊断病人，北京协和医院组建“非典筛查诊断专家组”。一个病人，3个专家会诊。光确诊这一件事，要找遍所有依据，压力之大，难以想象。这期间，曾有主治医生不堪重负，半夜嚎啕大哭。

每每排查完病人，护士们心力交瘁。有家不能回，委屈不能说，实在压力大得不行，就往顶楼跑，去看看空旷的北京。

有一位护士开玩笑说：

“把我的恐高症都治好了。”

眼看北京危急，四面八方伸出援手。上海运来两万箱药皂、100万个口罩；河北紧急供应生活物资；美国华人送来各种消毒、防护物资；香港被借调8万件防护服；青岛市民排起长队，一天高达600人次，创血站历史之最…

全国各地，个人、单位、企业，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各项物资连夜赶制，各地开设“非典”紧急通道。北京曾向全国紧急求购无纺布鞋套、帽子，仅一个上午，就有400多个援助电话从全国各地不断涌入。

更多医院参战，大型活动取消。

各村各地设关卡、量体温。

拿顺义一位65岁老人的话说：

“要像防鬼子一样防‘非典’！”

那个夏天，一线医护、流调队伍、防控人员、普通市民、社区、企业、学校，加上全国各地的帮助，结成了一条密不透风的抗疫战线。

非典指挥部的梁万年曾说，只要防控得当，毫不松懈，两个星期，就能脱离高峰。时至5月4日，在齐心努力下，确诊、疑似病例，果然出现拐点。随后，梁表示：

“只要继续坚持，马上能迎来下降期！”

由此可预测，6月的北京，就能恢复正常。

照这么说，高考不用推迟了？

当决策者向社会公布这一信息时，有人惴惴不安。但梁认定：“只要信息透明、措施到位，从一线到后勤，从后勤到社区，从社区到每个人，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防线，人和资源努力配合，一定能迎来胜利。”

事实证明，梁万年是对的。

那些冒险抗疫的辛苦，没有白费。

那些昼夜奔走的人，没有被辜负。

5月19日，北京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

5月22日，北京高三学生复课。

5月23日，747名密切接触者解除隔离。

自由的空气，慢慢回流了。

胜利

5月29日，北京SRAS新增病例，为零。

6月1日，北京防治非典指挥部撤销，停止执行因疫情制定的临时防治措施。非典的防治工作，从此转入日常防控。

消息传到WHO时，歪果仁都抱有怀疑。

不到一个半月，能把北京这么大一座城市给控制住？WHO的来华调查者进入小汤山后，才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想到，这样一座现代化感染病医院能如此快速建成，各种后勤保障又是如此完善。北京在这里有效集中收治了世界上最多的SARS病人，治愈率远超他国。

除了震惊，别无他言。

6月7日，北京高考如期举行。

6月20日，小汤山医院送出了最后一批康复患者。在一线医护人员的昼夜奋战中，672名患者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中。

4天后，WHO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上解除。

北京保卫战，就此落下帷幕，以胜利告终。

但不得不说，这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

整场战役中，北京医护人员感染超过500人，9人以身殉职。全国确诊病例中，医护患者占到了20%。一旦有人倒下，迅速有人顶上。有医生在一线坚守20天后感染，病愈一周后又重返岗位；有人还没来得及和亲人告别，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人忍受着极端恐惧，一个月没有和家人联系…

“但没有人临阵逃脱，大家都是迎难而上。”

那时，受感染的医护人员被冠以美誉。

但有两位被治愈的医生如是说：

“能够化险为夷，我们已足够幸运，更值得铭记的，是那些默默的牺牲者。”

2003年夏天，北京迎来“双解除”后首个周末。百货商场里人如潮水，各大柜台前挤满前来购物的男女，食客们涌向美食街，为了搞一顿痛快的小龙虾，把空啤酒瓶堆成山。随后，游览景区相继开放，外国旅行团抵达首都机场。时间推进，电影院、酒吧、迪厅，一个接一个苏醒，长安街上，人流穿梭。

一场大雨过后，碧空如洗。

新鲜的空气，流漾在城市楼壁间。

人们终于回到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上。

但我们应当知晓，这场胜利，是耗费多少人力、资源昼夜奋战，拼了命联手换来的。而只要把徐女士和北京毒王的传播链往回倒一倒，就能发现，跌倒的代价，是多么巨大。

需要声明的是，在这里，我无意于任何宏大叙事。因为每一个个体的悲伤、痛苦、恐惧、努力和血泪，都容易被宏大的叙事消解。

在这场战斗中，无论被救治者还是救治者，生者、死者，每个人的经历，都沉重如山。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能用任何一种视角，将这一份份沉痛，化作轻飘飘的尘埃。

那会成为我们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

经过这段时间，想必大家也清楚，在一场疫情战斗中，一个个不断被更新的数字和一个个陌生的名字，真切代表着什么。那是深夜敲锣，是跟车痛哭，是放弃治疗，是全家感染，是被人闯家扇耳光，是剃发时流眼泪…所以，回溯当年北京“非典战疫”的脉络时，务必深记上述道理。只是在这里，囿于全局视角，无法把每一个个体的悲喜，呈现在文字之中。

穿越时光的层层迷雾，回望17年前，当你阅读上面那些文字时，一定看到了不少熟悉的场景，就发生在最近。抢购、瞒病、出逃、哄抬物价…此外还有哪些场景，诸君亮点自寻，在此不再赘述，也不便深入展开。所谓“哀之鉴之”，想必大家这段时间听得很多。

言多必四，点到为止。

武汉当下之急，就像17年前的北京。武汉保卫战的难度，并不比当年的北京低。这场“战疫”，武汉输不起，全国输不起。

回望17年前，我们清晰可见：当战疫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都力所能及地干好自己能做的事，那就是往胜利的天平上，多加了一块砝码，就是在与病毒拔河的这条漫长绳索上，让一双手变得更加有力。

就像张文宏医生说的，你待在家，也是在战斗。复工的人，防火防盗防同事，也是贡献。勤防护，少乱窜，别让病毒找到你。

17年前的历史已经告诉过我们：每当人们态度轻慢、放松警惕，就给了病毒可趁之机。

每少一份轻慢，就能避免一次传播。

每少一个病人，医生就少一份负担。

春寒下的我们，就离胜利更近一步。

目前武汉的情况，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前线医生之苦，患者之痛，情势之急，文字不足以表其万一。还是那句话，武汉无路可退，唯有一胜。无论冲在前面的人，还是待在家里的人，再难也得撑一撑，再闷也得等一等。

因为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立春”已经过去快要一个月了。

希望武汉真正的春天，尽早到来。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非典启示录》，王宏甲

[2]《“面对面”非典时期采访》，王志

[3]《SARS的前世今生》，南方人物周刊

[4]《北京发布加强和完善非典防控工作的意见（全文）》，新华网，2003.5.20

[5]《非典“毒王”传染130多人，痊愈后消失》，新快报

[6]《钟南山和洪涛的“非典”学术之争》，中国科学报

[7]《北京首例输入性非典患者感染经历》，中青报

[8]《全国各省区市支援北京等地抗击非典纪实》

[9]《怀念“非典”时期的医患关系》，中青报

[10]《非典十年祭》，凤凰网特别节目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