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不出的苹果：除了市场，什么都不缺

手握苹果种植的核心技术，王景波却不敢过分推广。他担心，在产量和质量提升后，销量跟不上去，反而给果农们增加负担。

王景波生活在山东烟台莱州市。众所周知，“烟台苹果”历史悠久，是中国现代苹果的发源地。为了保证果品与防止病虫害，多数果农会给枝头的苹果套上一个纸袋子。

可几十年下来，这种普遍使用的技术饱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和环保上，且难以解决。因此，很多果农的心愿被一个个纸袋遮掩着。

好在，从7年前开始，王景波的合作社使用了免套袋技术，虽然果园的成本、环保，以及苹果质量、产量都有了极大改观，但他仍心存遗憾。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技术。”王景波说，尽管苹果口感更好了，可宣传跟不上：“除了我们小圈子，很少有人知道。”

而他目前的市场渠道，几乎是靠线下售卖。这种方式，显然难以适应网购时代。所以，他希望有人能打通一条农产品数字化的上行链路。

实际上，王景波的心愿，是中国很多传统农产品经营者的共同期待。这个期许的身后，便是广大农人的共同富裕之梦。

一枚苹果的纠结：要不要套个袋子？

很多人不会知道，一枚小小的苹果，正在面临着技术变革。

说起苹果，自然绕不开山东烟台。自1871年，西洋苹果被引进烟台后，当地种植苹果的时间已有150年了，这里也是中国苹果栽培最早的地方。

很早之前，烟台人种植果树的方式比较传统，受制于技术等原因，当时的果品质量和产量，远不如现今。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果农开始使用苹果套袋技术，就是将一个个纸袋套在果子上，这种技术至今还在广泛使用。

苹果套袋技术的优势是，能在短时间内促进果实均匀着色、果个增大，还能有效切断多种病虫害，的确比不套袋果实品相好。

作为烟台莱州市瑯琊岭小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景波直言：“套袋技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推动苹果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该技术的劣势也非常明显——费工、费钱、减产、难管理。

比如，1亩苹果园平均要套1万个纸袋，包括纸袋费、人工费等在内，现在每套一个袋子的成本是1.5元至2元，仅烟台当地平均每年就需要数百亿个套袋。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的话，耗资之大难以估量。

“以前，每到10月份，就忙得不可开交。还得将套袋摘下来，人工费上涨不说，主要是给钱也找不到工人。”王景波称，从套袋到摘袋的简单动作，每亩要花费6000元工费。

最严重的是，纸袋产生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短期内无法解决。

可以说，苹果套不套袋，长期困扰着广大果农。

后来，有中国企业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名为“赛尔蓓丽”的产品后，广大果农的“套袋”担忧才慢慢消解。

“赛尔蓓丽”是一款中量元素水溶肥，果农要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喷洒不同型号的产品，这会对苹果起到“套袋”左右，果实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长。

从2014年开始，在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带领下，王景波就在基地开展了多项与苹果免套袋的相关试验。

他发现，免套袋技术的苹果，每亩产量至少能提高20%，品质、口感也得到明显提升。

“这种苹果自然生长，光照时间长，果肉密度硬，糖度含量高，在17度以上。”王景波介绍说，以晚熟红富士品种为例，每年10月底至11月中上旬，在霜降后进行采摘，淀粉类物质糖分转化更高，苹果甜度及风味更加浓郁，令人入口不忘。

如今，王景波的琅琊岭免套袋苹果，已种植7年了，其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免套袋苹果特等奖。

除免套袋技术外，王景波团队还探索了“化学疏花疏果”专利技术。

这是因为，苹果树在疏花疏果时需要大量人工，而“化学疏花疏果”是利用喷洒物质的办法，对苹果进行疏花疏果，单果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省工又省时。

如今，王景波的合作社，有2000亩果园使用了“免套袋”和“化学疏花疏果”技术，他们还利用新技术，帮别人全程指导了1100亩果树。

“每亩地省工省物料6000块，增收7000块，简单又易学。”王景波说，虽然他看到了新技术为苹果产业带来的变革，却也充满担忧。

因为，他不知道免袋苹果面积扩大后，是不是有更多消费者认可：“我现在心里没底，很多回头客都说好吃，可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销售途径。”

王景波觉得，如果能加大免套袋苹果以及新技术宣传，可能会变得好一些。

另据王景波透露，他们种植的苹果，目前80%是线下销售，线上只占到20%，“未来，希望能有80%实现线上销售，线下有20%就够了。”

遗憾的是，熟稔苹果种植的王景波，对农产品数字化销售知之甚少，更不懂如何吸引流量，很多关于苹果的故事，他无法讲给大家听。

一朵菊花的复兴：除了市场什么都不缺

和王景波一样，安徽的龚建国也有一个故事想讲述，主角名为滁菊。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滁州市滁菊研究所所长，龚建国的人生再也离不开这朵花。

滁菊，安徽滁州的市花，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作为中国“四大名菊”之一，它是菊花中花瓣最为紧密的那种，药用、保健价值也居“四大名菊”之首。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产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差点儿绝迹。

1997年4月，滁州市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医药公司总经理洪计灵到滁州南谯区调研，期间他说:“在全国第三次中药普查时，没有找到滁菊，现已濒临灭绝的危险。”

这是龚建国第一次听说滁菊，震惊之余，便与滁菊结了缘。

因没见过滁菊，在洪计灵提示下，龚建国到全椒县马厂镇才看见了滁菊。当时，滁州市的滁菊面积还不足3亩。在认真分析“濒危”原因后，他便踏上了培育之路。

一开始，他花费30元钱买了300棵种苗，然后在滁州几个区县，进行了不同密度、不同时间的栽培，并进行着艰难的试验。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

经过几年发展，2002年10月，在龚建国带领下，滁菊研究所成功编写了7项安徽省地方标准和1项滁菊国家标准GB-1969-2005。

与此同时，他的团队还根据土壤、气候、水资源、种苗申报了滁菊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现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划分了原产地保护范围。

到了2014年，在龚建国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培育出了高产、优质的滁菊种苗——“滁菊1号”，该种苗通过安徽省品种鉴定后，滁菊才有了合法身份。

另外，在历史长河中，滁菊长期采用硫磺熏蒸、阳光自然晾晒的加工工艺。而以硫磺为原料时，对用量和技艺有严格要求，精度难以把握，稍有不当就会产生硫磺残留物。

所以，龚建国和同事还探索了滁菊无硫磺加工工艺。经过数十次失败后，他们试验成功了“蒸汽杀青法”，找准了杀青烘干工艺的合适气压、温度和时间，彻底解决了硫磺熏蒸的千年难题。

〓 滁菊采摘后加工前，龚建国指导工作人员分类筛选

尽管滁菊本身的问题解决了，可种植规模不容乐观。

龚建国说，当地政府原来给滁菊种植户每亩地补助20元，后涨到50元、200元，产业仍然发展不动。

“农民为何不愿种呢？因为必须要有企业签订单。”龚建国称，滁菊不像小麦、水稻，村里无人收购的话，还能卖给粮站，“安徽不收能卖给江苏，江苏不要卖给上海，总有缺粮地区，这是刚性需求。”

滁菊则是非刚性需求，不使用的话，对人类毫无影响。所以，市场决定着行业发展。

“除了市场，滁菊什么都不缺。”龚建国说。

当前，滁州共有1万多亩左右滁菊，主要销售模式还是“计划经济”，就是从头一年销量，来制定次年的种植量。

“在上一年销量基础上，递增20%到30%，有人来签种植合同，才能确保证菊花有人收购。”龚建国表示，只要有人收，滁菊比单纯种粮收入高，“每亩地比普通粮食多卖3000元。”

正是这种单一的销售模式，导致滁菊市场占有率极低，社会认可度、知名度比较差。

依据龚建国的说法，在中国四大名菊——滁菊、亳菊、杭白菊、徽菊中，杭白菊市场占有率大约90%，“杭白菊市场大概70%在国内，30%出口，滁菊出口几乎为零。”

龚建国坦承，杭白菊除了完备的市场体系外，电商是其成功最关键因素之一。

“而依托线下的滁菊，市场就是周边县乡，连南京、合肥、扬州都难覆盖完。”龚建国深知，要想扩大销售市场，“一定要通过线上来实现”。

实际上，当地官方也在帮忙推动滁菊线上市场，龚建国还尝试了某平台的直播带货，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销量不大，“一个月也只能销几万块钱”。

因此，龚建国认为，只要滁菊线上销售打开了，除能增加产品名气外，还可以帮农民增收。他举例说，距自己公司不远处，有个村子以前不富裕，开始种植滁菊后，菊农每年都能收入10万至15万元。

“所以，做好线上市场迫在眉睫。”龚建国称。

一粒稻米的长成：在国外被人刺激的产物

在江西赣州石城县种大米的吴金文，也希望将产品打开线上市场。

吴金文今年49岁，2016年之前，一直从事建筑装潢实业，还在澳大利亚做了3年小别墅开发。也就是在澳洲的经历，让吴金文决定回国做生态农业。

他说，自己在国外时，常和当地华人、留学生一起聚餐：“他们总会拿那边的食材说，叔叔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吃。”

这让吴金文很诧异，因为那些不过是普通青菜、鸡肉或牛肉，看不出什么特殊。所以，他好奇地答道：“我肯定知道能吃啊？”

学生们却称：“这边的食材绝对放心，没有农药残留。”

尽管这是偏见，吴金文还是下达决心，回国发展生态农业，转行做起新农人。

2016年时，吴金文在赣州石城县了解到，当地有一种大米非常优质，在清朝康熙年间开始有记载，名字就叫“石城贡米”。

“石城贡米”属深山原种的原生稻品种，非杂交和转基因品种，产地在海拔500米-800多米的高山沟内，必须具有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

该品种全育期在140天左右，生育期无病虫害，不施农药，米粒细长，营养价值高，米质润泽，色白如玉，煮成饭后香软可口。

另外，“石城贡米”的生长环境，除了高山梯田区域部分外，周边均为生态红线，方圆30公里没任何工业污染。并且，其生长在赣江水的源头，森林覆盖率达85%，负氧离子每立方达10万个单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遗憾的是，吴金文刚去石城时，当地种植这种大米的农户少之又少。

了解这些情况后，吴金文一头扎进了石城县高田镇礼地村。前两年时间，他没有马上种植，主要是进行环境监测，以及检测土壤中各种微量元素，然后从农科院调来种子让农户试种。

经过2年试种，吴金文的团队，终于把“石城贡米”这一古老的历史品种恢复出来，不仅通过了各项指标检测，还在2020年1月6日拿到“欧盟有机认证”。

目前，吴金文在高田镇的生态基地已达到了1400亩，其中稻田占地800亩，而基地每年的贡米产量约为56万斤。另外，他还和高田镇签了2000亩的订单农业，产量达140万斤。

虽然“石城贡米”产量上来了，销售渠道还存在瓶颈。

吴金文表示，他们目前的营销更多依靠单位福利，然后就是身边朋友的推荐。期间，他也尝试了些线上销售，效果却不理想。

后来，也有人找他做过直播带货，但、可吴金文感觉上当了：“平台要求我们交多少钱，确保多少销量。我们把钱一交后，根本就没有销量，几个月都销不了一笔。”

尽管如此，新农人吴金文仍笃信，正规的线上平台，能为他的优质产品起到帮助作用。

其实，不管是山东的王景波、安徽的龚建国，还是江西的吴金文，他们共同的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农产品能够广开销路，打破传统的销售藩篱，找到一个数字化转型的杠杆，并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

而他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破解之道。例如，在农业农村部的指导下，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SSV）、腾讯广告、微信联合发起了“丰收好物”公益助农专项计划，与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各地政府合作，借助腾讯的资源与能力，推动农产品品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助力共同富裕的专项计划。

在此期间，腾讯专业团队将持续投入，从优质产品筛选到互联网推广技能培训、助力农产品商户长期运营升级，提升新农人数字化水平，可持续地发挥产业带动效应。

据悉，“丰收好物计划”直播活动将在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浙江嘉兴会场亮相，通过微信视频号助农直播向全国网友推荐优选农产品，充分发挥微信视频号强信任度、高转化率等特点，有效降低推广成本助力农产品和品牌“走出去”。

在这个活动上，琅琊岭的苹果、滁州的滁菊等大量农产品都会出现，消费者既可通过直播购买优质农产品，还可以听直播嘉宾分享农产品故事参与抽奖。

作者丨李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