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留学生近来的打招呼用语，从“暑假去哪儿玩”变成了“暑假还回吗？”
对他们来说，一张回国机票可能意味着再也无法入境美国继续学业。有人已经一两年未见家人，有人反复取消又重订航班，更多人盯着新闻栏，在“留下冒险”和“可能永失身份”之间挣扎。
这种不安并非空穴来风。早在今年2月，紧张的氛围就开始蔓延。卜勒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亲眼目睹了身边国际生的“消失”——不是毕业离校，而是突然被带走：
课上到一半，几名别着枪、身着防弹衣的警察忽然走进实验室。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带走了一名中国留学生，理由是他的签证有问题，将被撤销。
学生手机被没收，任何东西不允许带走。教室里一片安静，没有人敢出声反对。
这是今年4月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一幕。卜勒认识这个中国学生。两个月过去，他再没听到过对方的消息，“我在想，如果被带走的是我，可能会崩溃。”
特朗普重返白宫五个月以来，从撤销国际生签证，到削减高校科研经费，影响持续发酵。5月底，美国政府官网才刚宣布，“将强硬撤销（aggressively revoke）中国学生的签证”。短短一周后，6月5日的中美元首通话中，特朗普就表态“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
反复无常的政策令许多留学生随时陷入恐惧：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谁也不知它是否会落下，何时落下。
林墨在一所深红州的蓝市读博。她同时担任本科生性别导论课的助教——这是一门核心课程，学生来自不同院系和年级，对社会议题的认知有着显著差异。
去年有老师发现，有些明显经过训练的学生，会来课上记录授课老师说的话，甚至拍成视频，发布到右翼网站或社交媒体上。他们还会追踪这些老师在网络上的公开发言，分门别类，汇总整理成“教授观察名单”。反对特朗普，支持同性恋，质疑独裁与威权等言论，都被一一记录在册。这份名单覆盖全美高校。网站创建者写道：“旨在曝光和记录在课堂中歧视保守派学生，或传授左翼思想的大学教授，列举其激进行为”。
林墨所在的系里就有老师被这样“挂到网上”。虽然这是随机事件——并非每节课都有人记录，也并非每句发言都会被捕捉和放大，但寒蝉效应已经产生。林墨对这种感觉很熟悉。
她所在的深红州政府，也“温和地”配合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当外部的监视变得有形，内部的自我审查便开始无声地蔓延。
美国高校圈里最近流传着一份“DEI敏感词文档”，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可能会导致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即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关项目经费申请被撤回的关键词，包括性别、种族、革命、女性等。学生们不能理解，这些词几乎涵盖了从人文社科到理工科的常用tag。换句话说，一份学术项目书里怎么可能不出现这些词？
信息纷纷扰扰，这份文档的真实性并未得到官方验证，其在实际审核中的具体影响也无从知晓。程青是一名人类学博士生，她最近申请的一笔科研经费被拒了，但她很难判断这是否和审查有关——拒绝理由通常是模糊的，至少不会直接写“议题敏感”，而会说“这个研究框架不好”等。
校园里的学术自由正在无形中被限制。卜靳学的是社会学，社会公平与弱者处境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发现，如今社科学界对于美国国家体制的研究越来越少，大家转而用种族、移民、性别等垂直议题的研究，来隐晦指代对美国政策和政治体制的批判。
而他也面临一种挣扎与权衡：是要自由表达，还是优先保住身份？
身份问题，是这段时间悬在所有留学生头顶最具体的那把剑。
卜靳所在的系里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很多，并且大部分都来自“和美国关系不太好的国家”。其中，对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同学来说，“祖国”已经是他们回不去的地方。一个俄罗斯同学为了和自己在俄罗斯的朋友相聚，两人找了一个第三国——土耳其，各自飞过去，只为说一声“生日快乐”。
不少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度过眼下长达三个多月的暑假，其中有些人已经一两年没回过国。在理工科学生中，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他们甚至做好了整个博士阶段都无法回国探亲的心理准备。
面对国际生前来咨询，卜靳所在的学校办公室老师说，基于我的工作，我没法说你不应该出境，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选择出境。
林墨最终还是退掉了回国的机票，她已经一年没回家了。为此她情绪低落了整整一个星期，一会儿赌气觉得“大不了这四年博士都不回了”，一会儿又想“实在不行就不读博了，转个硕士回去吧”。
从理性上，她知道自己“中招”几率不高，但谁也不想成为那个千分之一。就像开盲盒，一旦过关时被吊销签证，意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无法入境美国。境内被拦的原因也很随机：一个超速罚单，在奶茶店打过几天工，横穿马路，甚至和室友发生口角，和女朋友吵架都可能被当作“犯罪记录”，成为被遣返的理由。
林墨所在学校，除了每周五下午发一封不痛不痒的邮件表达“关切和理解”外，关于安全讲座或咨询资源很少，校方给各层级的指示是“不要传播任何消息，一切听上面的”，理由是“避免一些不实消息”。
自救更多来自民间。林墨所在系里的老师印了一些移民相关的文件放在茶水间，供大家翻阅复印，上面包括法律层面的科普：当被带走时，你可以如何反应；这时候的你拥有哪些权利等等。
5月初，卜靳去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他震惊于校园里全是警察，“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警察”，移民局的车子停满学校。本校生讲起了政治八卦：由于副总统J.D Vans是耶鲁出身，所以在这次打击中，耶鲁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则成了靶子。这样的八卦在耶鲁学生听来，也不知是喜是悲。
朱凯攻读生物工程专业，研究方向是干细胞。这个学科在美国政府的“技术警报列表（Technology Alert List）”等文件中，常被划为“敏感专业”，尽管朱凯并不这么认为。
“政府机构里的人估计都不懂什么是生物，也不清楚理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就把整个生物学科笼统划为敏感专业，认为会威胁国土安全。”朱凯说。从本科到毕业后工作的经历中，他深感这个领域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能学到的东西都差不多，“甚至日本研究做得更好啊。”
作为“敏感专业”学生，朱凯更早就感受到了身份危机。前年本科毕业，正值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之际，导师建议他暂时观望，因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不少国际生已经被迫退学，“其实那个时候政策已经在收紧，尤其是针对国际博士生和访问学者的审查，但当时特朗普还算温和，没有大刀阔斧地干。”政策紧缩背景下，不少国际学生的签证被取消，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朱凯的导师有三四位学生都在读了2-4年后退学，只拿了硕士文凭。
理工科实验室和教授的经费主要来自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彼时的特朗普，已经试图削减高校科研经费，但没有砍到朱凯导师的头上。这一次，短短100天内，朱凯所在学校的生物领域科研经费已经被削减了56%，其他学校的生物经费削减比例也几乎过半。
经费被砍，导师自顾不暇，实验室开始裁员。不少学生不得不去竞争原先无需考虑的助教岗位来维持收入。
卜勒说，国际生通常被排除在国家资助的项目之外，但如今，连他们惯常申请的NGO和私人机构科研补助名额也面临挤压——卜勒计划申请的一个项目，原本录取比例就低至200∶1，因为美国本土申请者的涌入而竞争惨烈。并且他发现，NGO也需要权衡，在录取上会照顾本地人。
一些国际基金也更难进入美国。卜靳认识的一位朋友，PhD拿的不是学校资助，而是中国企业的基金资助，今年他在签证环节被审查了很长时间，差点没法来读书。
高校的偏好也在改变。和很多学校的招生委员会成员聊过后，卜靳观察到，学校现在更倾向于招本地人，因为“最便宜和安全”。而如果招国际学生，意味着需要额外开支为其办理签证，同时还得承担各种不确定的风险。他们如今偏好的申请者，不再是具有学术潜力的，而是高产的，短期能出成果的，其研究方向更具实用性的。
这种“短平快”的选人取向也加深了对种族的刻板印象。以卜勒所在的社会学系为例，委员会期待中国人来做人口学和数据相关的，欧洲人研究宗教，拉美人研究暴力和移民。
虽然执政者高调地推行政策，但执行层面有时并不严格。朱凯举例，原本学校每100人中有10个名额留给DEI学生，现在特朗普要求削减这10个名额，将总数缩至90人。但招生办和审核人员仍会从90人中偷偷划出10个名额给DEI学生。
“说到底，这依然是一个有商讨空间的地方。”对于诸如课堂举报这样的行为，林墨也没有太过焦虑，“如果学校问责，可以商讨，可以请律师。”她还摸索出一些规避审查的方法，比如不太好直接批判当下的美国政策，那么就借古讽今，或者举例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况，来达到批判的效果。
对今年秋季即将入学的周弈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来得更早。她收到的资助信（funding letter）中，首次增加了一条声明，“资助可能会根据情况有所调整”。她有些怀疑——这是校方为之后可能减少资助留的退路吗？这样的声明又是否具备法律效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新生的offer，没焐热就被撤销了。
从面签到入境，周弈尚还没上学，就已经感受到层层关卡。她在网上不停搜索攻略，准备各种预案：面签时被刁难怎么办，入境被关小黑屋怎么办……
许多人曾因美国博士项目慷慨的资助、自由的课题选择和较长的培养曲线而来。但现在他们开始重新计算它的“性价比”。新生群里，一些即使尚未被撤销offer的中国学生，也在考虑推迟入学，专申别国。但人人自危的气氛里，也有一些商科学生持有特别的观点——他们坚持“高风险高回报”的逻辑，认为在撤退潮中坚持，或许能收获不错的“收益”。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入学的留学生，毕业时恰好赶上美国的就业小高潮，“这次或许也一样。即使回国，这份学历也能物以稀为贵吧。”
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现实更加骨感。科研经费削减后，相关企业开始裁员。朱凯所在公司楼下一家专注蛋白研究的生物技术公司因政府撤资受到冲击，员工从200多人到全员被裁，最终关停。对于刚毕业找工作的国际生——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国际学生毕业后可在美工作1-3年的过渡期）的规则是，如果90天内没有找到工作，这张工卡就作废了。
如今物价和房价都在上涨，关税风波刚开始，一些留学生群里已掀起囤货潮，有人呼吁提前备好国内的物品转运过来。程青今年博士三年级。做完田野项目后，她不打算回美国了，准备在国内远程写毕业论文。留在美国，意味着要承担高昂的开销——大部分PhD项目工资并不高，扣除开销后几乎存不下钱。
但有的专业则没有这个幸运，比如一些理工科研究需要在实地的实验室中进行，无法远程完成学业。朱凯的朋友在哈佛学生物，春假回中国后，因为特朗普针对哈佛下达的国际生禁令，暂时回不去了，只能等待学校的进一步通知。
行动，或保持沉默
纵使对特朗普新政诸多不满，如今的学校却陷入沉默。
去年巴以冲突后，美国高校曾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抗议学生一度占据校园广场，多地警方开启直接进校逮捕学生的先例。这让本就脆弱的学生群体，在行动时变得更加犹豫。
〓 2024年巴以冲突后，美国高校学生帐篷占领校园广场
卜靳觉得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不丰富。“如果你真的失踪了，我只能去州政府帮你找找关系了。”一次，系里的老师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卜勒知道，在美国高校，如果有学生因抗议游行被警方带走，对于这些学生如何处置、他们在警局里的待遇如何，学校是可以交涉的。但他也清楚，“签证（移民局）不是这些学校组织能够触及和解决的领域。”
参与抗议活动可能加剧国际生的签证风险，卜靳意识到，留学生的脆弱性构成了事件更加复杂的面向。他记得去年课上一名白人男性老师离谱又典型的发言，“那些学生抗议者为什么戴口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组织抗议，”卜靳有些无奈，“你为了消除风险而去抗议，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险。”
为减少风险，学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通常由本地学生担任。在活动现场，如果有警察抓人，大家会让留学生先离开现场。但卜靳发现，巴以冲突后，即使是平日积极的本地学生，如今也鲜少组织活动。
程青觉得，年轻学生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已消耗殆尽，面对特朗普的荒诞行径，大多数人表现出麻木而平静的心态，不再相信可以改变什么。卜靳也认为，尽管本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留学生的制裁并不合理，但由于未直接触及自身利益，他们的行动意愿似乎并不强烈。
公共的反抗几近凋零，但在废墟之上，一些小而私密的共同体开始形成。
本科生沈淼在纽约的华人女性社群中找到了联结感。社群定期举办茶话会、开放麦。一支麦，一个简单的红幕舞台，这些离散的异乡人聚在一起，叙述自己的故事。
在线上，社群的微信群也始终活跃，大家通过聊天相互陪伴。特朗普当选那天，沈淼的学姐紧急在学校里组织了一场激励演讲（pep talk），有些人当场落泪，有人长久沉默。“所有人都在那个共享的空间里相互支持。”沈淼觉得这种联结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焦虑。但她也发现，这样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人内部，中国学生的处境和心态很难被本地人看见并理解。
长期以来，中国留学生都是学校里沉默的一群人。他们数量不小，但鲜少发声，大部分人对政治保持疏离和冷漠。在沈淼的学校，中国学生组织的活动比较出圈的，是留学生春晚和校园歌手大赛。
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着网络鸿沟，“本地人知道的，留学生不关心；留学生用的小红书、抖音、微博，外国人也不看；TikTok和抖音真的是两个世界。”沈淼感慨。卜靳的观察则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不会去“追究”，他们只需要根据现状做一个相对最安全的决策就好。
〓 北卡大学校园里的国际学生。图源：路透社
“一个政治事件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来美国读书之前，卜靳很少有这种体验。但现在，他和周围的人都感觉到政治正在闯入日常。有时候课上到一半，老师忽然说，“现在是不是疯了？”师生共同讨论半小时的政治，再回归课堂。
如今虽然学术之路更坎坷，卜勒却觉得更需要自己的专业社会学了，“你会发现书本里讲的‘多样性’并不够，真实的社会需要更复杂、更全面的理解，你会更迫切地想理解当下。”
怨恨的政治
特朗普上台后，林墨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先看新闻。
“我需要知识和信息。”她的心态很简单，这是她保持精神稳定的重要前提。全面的新闻报道能让她了解自身处境和潜在危险，尽量减少自我怀疑，“不确定性才是最可怕的”。
在渡过了最初的不安后，林墨的政治参与意愿更高了。她利用不回国的假期做了许多事，比如给一个生殖正义主题的会议投稿。与学术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更注重讨论行动经验。她还在书包上挂满徽章，如“25k by 25（呼吁提高薪酬）”“abortion pills by mail（呼吁普及堕胎药）”。在和老师确认此举“不违法，不会被打”后，她便招摇地背着书包出门了。
出于社科思维的惯性，林墨常反思，留学生并非最弱势群体，此番受冲击最大的，是依赖社会福利的底层群体和少数族裔，比如跨性别人士——他们的身份证明甚至不再被认可，相关资助、医疗保健更是被大幅削减，基本生活或许都难以维系。
但她研究网络舆论后，发现很多讨论会将这一话题陷入比惨的逻辑中，进而质疑相对优势的受害者，比如留学生。但留学生在不确定状态下存在的恐惧又是实实在在的。令她困惑的是，为什么不同群体间不能达成共识？
卜靳还记得他2019年第一次来美国时，感受到的“地球村的美好”。彼时他待在蓝市一所大学里，每天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生以及本地人一起玩耍。
但这次来读博，他发现一些无端的歧视性语言变多了，比如印度人被叫“黄油鸡”，自己被人喊“Chink（一种对华人的蔑称）”。他也从更多事情上愈发体会到，身为亚裔男性，自己正处于社会鄙视链的底端。
上涨的物价影响着每一个人。“2019年的时候，2000美金我就能买一辆二手车开，现在我只能买到四个轮子。”
卜靳站在店门口抽烟，一个墨西哥人叼着烟主动加入，聊起自己的工资和境况。他说他们以前主要靠打零工、做黑工过活，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找不到了，能拿到的社会补贴和医保也越来越少。几乎每个和卜勒聊过天的美国人都表达过类似情绪，大环境不好，我很不满，可是却做不了什么。他们的信仰正在崩塌：美国的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
社会怨气显而易见。走在街上，卜勒看到一位黑人妇女忽然站在超市门前破口大骂，“你们曾经很便宜！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贵？”
他想起曾在书中看到的一句话：当工人没有办法团结起来，没有办法给自己争取到更多权利的时候，就只能发展出一种怨恨的政治，怨同事，怨亲朋，怨一切……
“美国可能要完蛋了。”有时卜靳的脑子里会冒出这句话。
〓 学生们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 图源：路透社
他身边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都表达过未来想回国，“大家普遍的共识是，在这里读个博还有点用，找工作就算了。”
“情况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留学生没有选票。”沈淼顿了一下说，“但生活还要继续。”她依然正常地上学、实习、回国探亲，并持续与朋友讨论着最新发生的政策变化与民生小事。
对卜靳来说，这类讨论虽然暂时减轻了个体的紧张与无措，但他对美国政治的整体失望是越来越多。即便自己拥有一张选票，或许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成为他陷入政治抑郁的原因：“为什么（选举）总是在两坨大便之间进行选择，能不能让这个机制不产出大便？”
但有时，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又给了卜勒某种奇怪的慰藉。“毕竟我不是美国人，反正我也没有选票，是吧。”他笑笑，“大不了就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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