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05-18 来源于：经济观察报
自从今年两会“创新创业”被郑重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造梦”运动便在神州大地兴起，而作为这场运动的物理载体“众创空间”顺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无论政府、学校还是对回报有着更高要求的企业均一头扎进狂欢。
很显然，以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为分水岭，创客空间或者又叫众创空间，这一此前在国内属于小众的民间产物被迅速置于镁光灯之下，被打量，被解剖，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解读然后被迅速复制，不止在深圳，更推广到全国。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让人咂舌。
在深圳创客文化发源地南山，区政府近日启动众创空间资助计划，今年首批通过预审的就多达77家，其中10家扎堆注册在总面积不足15平方公里的前海。
一个直观具体的案例是，在小商品时代称霸电子元器件市场的深圳华强北，受电商冲击，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的生意每况愈下。正在业主华强集团一筹莫展的时候，创客空间的火爆使他们迅速抓住机会，计划5月底开张运营创客中心，首期占地5000平，二期据称扩大至3万平，放眼海内外，这个规模堪称惊人。
更多的人还在排队买票等待入场。包括柴火在内，深圳几个有名的众创空间今年以来受到来自各地的不同社会群体考察的“轮番轰炸”，这里面既有真心前来取经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也有纯粹来看热闹打酱油的。
然而过于密集的踩点使得这些空间不胜其烦，例如柴火不得不指定一天为开放日，而作为深圳国际创客中心主场地的南山智园则单独辟出一块场地供参访交流。
好的众创空间就像一张名片，能为自己代言，让包括创客、资金、政策等在内的各种资源自发向自身靠拢。这种优势很可能是政府一厢情愿的，而又是对外招商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新一轮的造空间运动中，各地政府争夺的很厉害。
除柴火之外，深圳另一个兼具规模和名气的众创空间叫TechSpace开放制造空间，国外创客文化的教父级人物，原科技杂志《连线》主编Chris Anderson和美国著名创客空间Noisebridge的创始人Mitch Altman都曾慕名造访。这家也在深圳南山，占地300平的空间今年年初场地租赁合同到期，面临搬迁。但这并没有造成困扰，消息一经传出，宝安西乡和龙岗的区政府纷纷伸出橄榄枝，不但许诺更大的场地空间，也承诺资金扶持，欢迎它随时过去。
越来越多的众创空间本应意味着接纳越来越多的创客，当下社会上火热的创业潮也容易使人们产生这种错觉。加上国务院接连吹响鼓励创业的号角，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两个红头文件，分别支持科研院所在职人员停薪留职和大学生休学出去创业。有人甚至惊呼又见“上山下乡潮”。
然而真正的创客却并不多，记者在深圳几个主要的众创空间看到同时工作的大多不超过3组人，每组人数很少有超过5人的。在官方统计中，即便在创客氛围最浓的南山，国际国内创客总人数加起来也就100左右。那么更多的创客是藏起来了，还是压根就没有出现？
谁的血脉更纯？
深圳蓝胖子机器人创始人张浩是最早把Maker翻译成中文“创客”的资深玩家，他介绍说创客空间源自欧洲德国，最悠久的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创客空间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起源于2007年德国举行的CCCamp大会。到2011年，全球创客空间总数超过1000家，张浩强调，尽管它们的机构形式五花八门，但绝大多数创客群体是自发形成的。“由于创客需要的工具价格偏高，一个人使用的话利用率又较低，所以同一个地区的创客通常会集资租下一个场所，联合购买或者租赁较为昂贵的工具，分享给所有参与者一起使用。”这是张浩给创客空间下的定义，在深圳最接近这个定义的是脱胎于线上开源社区，曾与柴火融合最后又分道扬镳的SZDIY。
它现在隐身在南山白石洲一处很不起眼的厂房内，下了地铁站还要穿过一个闹哄哄的旧工业区，空间楼下是一间仍在生产运营的纺织车间，厂哥厂妹们鱼贯而入。
和其他的创客空间相比，SZDIY最大的不同在于大部分成员并非全职创客，其中有深圳重点高中的老师、证券公司的资深员工、外资芯片公司高级工程师等等。白天各行各业，下了班，才都成了拿着电焊笔或者敲键盘编写代码的同路人。场地租赁和运营费用则全部来自核心会员的捐赠，自给自足的生态使得成立六年的社区完全没有受到外部腥风血雨的创业环境的侵扰，不但稳稳地向前发展，成员从最初的几个发展到五百多个，而且成为深圳创客精神的一面旗帜。“创客先做一个样品出来，可能既不精美又不工业化，但是可以小批量做出来，投入也就几个人，并尽量去使用别人已经做过的技术。”在柴火创始人潘昊眼里，创客发挥的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降低创新门槛的作用。
深圳创业圈的红人——前富士康总裁，现为创业导师的程天纵也有一个著名的漏斗理论：漏斗较大的一端开口上面必须要有足够多的尝试，下端出口才会有真正的创新被筛出来。因此从这个维度来打量SZDIY，它无疑是血脉最纯的众创空间。它的创始人但非告诉记者，它既不靠政府的资助，也不靠其他机构的扶持，它有自己的生命力。
难下定义
然而更多的众创空间却在等米下锅，这里所说的米一方面是资金，一方面是创客。
深圳蛇口的开源创客坊去年12月开张，创始人卢青对此有些小得意：“我们点还是踩的很准的，那时还不知道总理会去柴火。”4月中旬见到他的时候，他刚操刀了一场有关机器人的创客马拉松赛事，引来凤凰卫视等一众媒体围观，算是一炮打响名气。
现在卢青发愁两样事，钱和人。这么说可能不完全准确，他和他的合伙人均强调说，做众创空间不是抱着赚钱的目的，短期之内也不可能赚钱。但长期而言，要实现良性循环，光靠他个人积蓄显然吃不消。他指着空间内的大尺寸壁挂电视，桌椅等基本设施说，这些都是从淘宝购买，成本已经压低很多，不过场地租金，水电等费用一个月下来也要一两万，按每月几百块钱收取的那点象征性的会员费远远平衡不了开支。
至于人气则的确不太旺，记者在那里看到的两个团队，其中一个严格意义上还不属于创客，而是互联网创业团队，过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租金便宜。
还有一个细节，开源创客坊本来可以开张的更早。卢青说他曾和位于南山科技园，有半官方背景的起点咖啡接洽，对方欢迎他们在咖啡馆二楼落户，但前提是要平分营业收入。“他要我营业收入全部经它过账，过账之后它要50%，不是利润的50%哦，我自负盈亏，是收入的50%。它把我们当成一个经营机构。”
在外人眼里，不仅创客与创业难以区别，创客空间与众创空间同样分不清楚。
比如创客做东西的最初目的通常都是“好玩”，是通过解决智力上有挑战的问题而获得乐趣。他们做的事情既不一定是创新，也不见得最后会创业。因为这些创客在做事情之前都不会去查资料，他们也不关心做出来的东西是否属于创新；同样他们也不会去做市场调研，也无法保证做出来的东西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只要好玩，即使是别人做过的东西，他们也愿意再做一遍，即使只是一些明显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换句话说，不管是在科研还是创业，创客都不会“什么火就做什么”。而那些什么火就做什么的人，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创业者，都不是原始意义上的创客。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仍然有少数创客能够解决一些以前从没被人解决过的问题，或者用以前从没出现过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就形成了创新。其中，如果这些创客用能被市场接受的成本，成功解决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实际问题，那么就获得了创业的基础。而创客空间和众创空间的区别也同样如此，创客空间的目的性不强，而众创空间则更强调创业的实操性。
4月3日，又一家众创空间在深圳南山热闹开张，本地创客圈的名人如上文提到的创业导师程天纵，深圳创客运动主要推手，带官方背景的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秘书长封昌红纷纷前来站台。这家直接用了众创二字的众创工场创始人胡志强介绍说，空间不仅提供场地，还提供创客培训，资金对接，技术服务，营销，推广，甚至硅谷路演等一系列增值服务，从这个描述上来看，除了不占股权，其它都跟一些商业性质的孵化器没什么差别了。
去年高交会期间，挂牌成立的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客学院干的就是孵化器的活。它为创客提供免费场地，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提供部分设备支持，同时它要求创业项目一部分不可稀释的股份，在这点上中科创客学院很低调，但却是事实。条件尽管苛刻了点，但中科院技术方面的储备仍然吸引了不少人才。“先进院樊建平院长是超算专家，就是他建议我们用自己的开发板搭建超算机，拓展了应用。”刘兴华是中科创客学院的首批创客，他对研究院提供的支持很感激，类似的启发还有，中科院内部医工所做包括农药残留等纳米级的测试，也能用到他们的开源硬件产品。
就目前而言，创客经济直接推动的创新创业还相当有限。因此继个人，企业和学校之后，政府也满腔热情地扑进来了。
3月31日，深圳市长许勤做东，邀请本地创客代表和众创空间负责人座谈，聊创客运动和众创空间下一步如何发展。会上的信息繁杂，但有一个颇为抢眼，就是深圳即将成立官方的创客协会。发起人封昌红说名字已经定下来了，注册和具体事务正在落实。会后，深圳科创委说希望成立创客协会来定义创客的标准流程，落实给创客的资助和扶持。“政府提供资金当然是好事，但如果真有一笔钱要发给创客，要在允许失败的前提下鼓励创新，那么管理成本将会非常高昂，而且很难做到公平。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分辨创客申请项目的真伪，既然允许失败，那么必然有很多投机分子利用”可以失败“作为借口骗钱。所以如果要分辨真伪，就势必要搞一套向申请科技创新资助一样的流程，弄一本几百页的项目详述，搞一堆专家或者工作人员来审查，最后给不给钱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和公开的反馈意见”。出席会议的资深创客张浩表示。
而众创空间是创客的载体，既然在创客运动的推动执行过程中存在困难，那么众创空间在全国铺天盖地的扩张同样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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