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简述
A公司于2009年将一宗土地（“标的土地”）转让予B公司，双方订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土地转让合同”）中记载的转让价格为1.06亿元。A公司也按1.06亿元申报缴纳相关税款。税务局虽不认可1.06亿元的价格，但核定的计税价格也仅为1.08亿元。
10余年之后，市税务局将该案源推送至省稽查局，原因系2020年法院作出了一份判决书（原告：A公司；被告：B公司；另有第三人）。判决书中显示，在土地转让合同之外，A公司与B公司另行订立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明确标的土地最终结算成交总额为1.94亿元，其中包含一份《咨询顾问服务协议》（“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咨询顾问费0.59亿元。并且最终B公司系与第三方订立该等咨询服务协议，并向第三方支付咨询顾问费。
最终法院判决“A公司、B公司以及第三人将0.59亿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作为咨询服务费，违背真实交易，判决确认B公司支付的名为咨询服务费0.59亿元属于双方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
此刻民法与税法无缝衔接，阴阳合同浮出水面之后，民法上被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税法上自然负有纳税义务，并由于虚假申报涉及偷税问题。
最终A公司被追缴税款、并被加收逾期税款的滞纳金（0.05%/日计，累计约10余年，相当于税款的多少比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测算下）。另由于违法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被免予行政处罚。
二：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
“天马行空”的逃避税方案中，“编制证据链”、“构造交易”的“鬼才”行径不少见。A公司在作出税收安排之时，可能也觉得“构造”一笔咨询服务协议变相收取土地转让款颇为精妙。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6条颇值得关注：
本案例中，从民事法律行为角度，B公司与第三方之间咨询服务关系是虚假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无效，双方不构成咨询服务关系；以虚假的【B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咨询服务关系】隐藏的【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关系】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法律并不禁止土地转让，该等行为有效，即双方额外构成0.59亿元土地转让关系。
进一步地，税法与民法并不割裂，民事法律行为映射到税法中，相应构成纳税义务（土地转让、以及据此产生的相关所得）。
三：更多启示
（1）重视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文件点名“阴阳合同”属于逃避税行为，有无风险不言而喻；文件强调“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改革，本案例中，源自法院的大数据最后暴露了纳税人的税务风险，自是警钟：数据无处不在。
（2）像儿童一样纯真。众人皆知“皇帝的新衣”，孩子只是说出了事实；成人不愿意面对事实，纵有千百理由，也难掩事实的存在。更何况在大数据的时代。
本文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所撰写，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