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朱元璋的架构设计
朱元璋的架构设计
（一）家族财产
财富传承，“财富”先行，家天下的时代，朱元璋的家族财产即为全国财政收入。
“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朝廷支给。”
（二）财产分配方案
为了让子子孙孙不再经历祖辈的贫穷，一辈子都有朝廷养，朱元璋在洪武九年设定第一版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亲王米五万石，钞两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两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马料草月支五十匹；公主已受封，赐庄田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并给钞千贯；郡王米六千石；郡主米千石，以下按比例递减。”
该方案涉及受益人等级制度，包括亲王、郡王等，如何厘定每名子孙的受益人等级，自然也有安排：
“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承袭，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帝女封公主，亲王女封郡主，郡王女封县主。公主婿号驸马，郡主县主婿号仪宾。”
方案很美好，现实很骨感。19年之后，即出现国家入不敷出的问题，不得不裁减分配方案，以亲王为例，年俸由5万石直接削减为1/5，降至万石：
“到洪武二十八年时，皇族人口日益增加，原定的禄饷数量太大，如照数支出，朝廷财政负担不了，又改定为亲王年俸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公主和驸马二千石；郡主和仪宾八百石，以下依次递减。”
即使如此，财产不足以分配的矛盾仍然突出：
“尽管皇族的俸饷减了好几倍，但是皇族的滋生人口却增加了百千倍，一百多年后，皇族的人口达到五万多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皇族近十万人。嘉靖四十一年统计，全国每年供应京师粮四百万石，诸王府禄米则为八百五十三万石，比供应京师的多出一倍多。以洪武后期岁收粮米最多时的数字做基数，诸王府禄米竟占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以山西为例，存留地方的粮食一百五十二万石，可是当地皇族的禄米就要二百十二万石；河南地方留存只有八十四万三千石，当地皇族禄米却要一百九十二万石，即使把地方留存粮食全数都拿来养活皇族，也还缺少一半，只好打折扣和欠支。郡王以上的底数大，还可以过日子，郡王以下就不免啼饥号寒了。即使如此，朝廷财政还是无法应付，又就原数裁减，疏远的皇族就越发不能过活了。”
封建王朝的崩溃往往伴随着财政危机，明代的财政危机除了边患，与皇族的特权也息息相关，沉重的皇族供养负担也是一方面。
（三）方案执行人
财产不足分配的矛盾让人联想起“共同富裕”，方案执行人也是一个问题。
封建时代，“国家”这份家族资产的掌控权在皇帝手中，皇帝是朱元璋财富传承安排事实上的执行人，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人，这一双重角色注定了其利益冲突身份，一方面其享有的利益是“剩余利益”，即剔除其余皇族享有的利益之外的其余全部利益，这决定了其与其余皇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另一方面，若皇族更对国家享有一定的权力，还将威胁到其方案执行人的权益。
此后的故事众所周知，后继之君要削藩，藩王要反抗，反抗成功之后，对藩王给予了更加严格的管制。
结束语
虽然现代社会不太可能出现“十万皇族”，也没有“家天下”作为家族资产，但管中窥豹，前车之鉴，下列话题在财富传承中是一致的：
（一）如何设计财富传承方案，保障每名受益人能够取得适当利益？这种“适当”至少包含了两层意义：（1）与家族资产整体增长相匹配，不匹配意味着利益缩水或者利益空运转；（2）与家庭生活正常生活开支需要相匹配。也许是每月3万度电费的日常开支，也许是每月2万港币的日常支出，因人而异。
（二）如何避免家族成员在财富传承中的利益冲突？例如，当资产控制权在一方手中，其他人仅享有受益权的情形下，控制权会否带来利益冲突；当资产控制权分散在各方手中，又如何使得资产（尤其是企业）作出统一决策而避免内耗？封建王朝周而复始上演的一幕幕，何尝不是企业传承中的难题。
（三）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再精密的方案最终是人在执行，方案也是为人而设，仅有经济给养的财富传承，最终在第二代就酿造了中国历史唯一一例藩王造反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