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C投资观察原创文章
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
作者：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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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为《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改革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后将如何推进，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而这份里程碑意义上的《决定》，在描绘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新蓝图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路线图。
01
金融改革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不断提升，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与金融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行业“资金空转”“关联套利”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金融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因此，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既是推动我国金融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也是解决当前我国金融领域突出问题的重要路径，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根本。
02
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四十年来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活动逐步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市场化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与此同时，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资源却仍然有相当比例配置在效率低下的部门，而大量成长性良好的市场化企业往往缺乏金融支持。
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扭曲加剧了传统部门的产能过剩，抑制了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尽管低成本融资补贴了部分企业，但却是以市场化企业较高的融资成本为代价的。如果这种错配能够得到矫正，市场化部门在金融支持上的抑制得到释放，其在经济中比重能够进一步增加，总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决定》强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意味，下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目标是将主要转移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矫正金融功能、机构、市场以及监管等对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不适应之处。
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先后以重工业、科技行业为主的经济转型过程表明，在支持创新、动员金融资源方面，资本市场比银行体系更富有效率。而中国金融体系突出的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虽然近几年直接融资有了较快发展，但间接融资在市场上仍占主导。
这样的金融结构不仅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在银行体系内部积累，同时银行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难以将信贷资源向科技型和轻资产企业倾斜，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金融支持十分有限。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着金融资源从重资产行业向轻资产的新兴产业重新配置，即落后产能产业应当“去杠杆”，科技创新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应当“加杠杆”。
然而，在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重资产行业的杠杆率依然居高不下，新兴产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背后折射出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的低效率。
此外，间接融资体系“短借长贷”期限错配风险不断积累，资本约束监管趋严也制约了其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能力，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包括权益性资金、民间资本等多元化融资方式，以及养老金、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提供者。
03
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一是要以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要求要素沿着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转移配置。通过进一步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开展更为市场化的股权或债券融资，依托于风险投资等市场化筛选机制，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二是要以金融改革来化解当前经济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
过去整个经济处于上升周期、货币化进程还在进行中，以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银行等金融风险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货币化过程中得以消化。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结构转型的压力加大，同时货币化也在逐步进入尾声。
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的这种传统政策逻辑需要做出重大改变，必须及时转移到深化金融改革上来，一方面要加强对融资主体和金融中介的市场硬约束，强化市场纪律；另一方面，对存量的资产可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如资产证券化）来处置消化。
三是要以金融改革配合财税改革、要素价格改革等多个领域的改革，提高改革的协同效应。
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财税、金融等领域中体制机制性问题往往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实质效果，需要综合改革举措的统筹规划。
例如，金融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形成具有市场约束力的政府融资主体，这涉及财税体制改革。金融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又与养老金体系改革密不可分。
04
新阶段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的五大着力点
第一，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其职责不仅包括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更需要担负起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等重要职责。通过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可以有效提升中央银行的决策能力和执行效率，更好地适应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变化和挑战。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审慎调控框架的健全需要统筹协调、整体规划各个环节，不仅要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包括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等手段，调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风险偏好，还需要在实施具体政策时，充分考虑经济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二，做好金融发展五篇大文章，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科技金融是创新发展的基础支撑。金融体系需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提供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帮助科技企业加速研发创新、产品推广和市场拓展，将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和薄弱环节倾斜，形成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引擎。
绿色金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后盾。金融体系要致力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项目和企业，引导资金向环保友好型产业倾斜。
普惠金融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践行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生动体现，金融体系应大力支持“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群体，提供有针对性、有保障、有公信力的贷款、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养老金融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关键举措。重点发展养老金融来稳定社会预期，建立健全养老金体系，创新性地提供养老保险、养老理财等组合型、智能化、特殊性金融产品和服务，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指数。
数字金融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数字金融有利于提升金融机构管理部门、技术部门等核心环节的金融科技水平，推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打破相互割裂的金融市场上的信息获取壁垒，提升整体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三，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
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提供更多样化、更灵活的融资渠道，促进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
一方面，严格坚守各板块的功能定位和服务目标。通过营造错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市场板块加上灵活多样的股权融资渠道，资本市场的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为更多优质多元的投资标的解决融资难题。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市场基础设施和交易机制。将科技、资本的运用与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在融资需求的重点投放领域考量上，要涵盖不同企业运营规模、技术含量、商业成熟度等多方面因素，构建完善的证券交易所制度、结算系统、信息披露平台等。
第四，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首先，大力推动本土金融机构的“走出去”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引进来”，这不仅可以加强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助于提高中国金融品牌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
其次，通过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降低我国对外汇储备的依赖，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再次，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和改革，通过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和机制，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金融规则更加公正、合理地反映各国利益和发展需求，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五，全面打造有效金融监管体系，提高国家现代化金融治理能力。
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是构建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加快制定专门、科学、具有前瞻性的金融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遏制金融违法行为，将高效稳妥的金融风险化解实践上升为法律法规层面的长效机制。
另一方面，统筹协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明确现行监管框架下的部门分工。中央和地方监管机构将更加明确各自监管职责和范围，形成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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