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读了David Deutsch的《无穷的开始》，研究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Naval说他读了之后自己变得更聪明了，但越读我越发现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因为我感兴趣的内容通常与投资相关或触及投资板块，所以我很惊喜地发现物理世界和商业世界之间存在的一种关联性，世界中的所有一致性都有其解释。
知识和财富
在人类社会中，财富的增长与知识的创造密不可分。大卫·多伊奇在《无限的开始》中提出，财富并非仅仅来自有限的资源或机械的劳动，而是源于人类通过知识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像催化剂，将平凡的资源转化为珍贵的商品、服务或技术。例如，一片荒芜的土地在农业技术或城市规划的加持下焕发价值；硅的奥秘被破解后催生了改变世界的微芯片。多伊奇挑战了资源稀缺的传统观念，坚信人类的智慧能开拓新资源——无论是深海矿藏还是星际能源。他认为，知识的创造没有边界，每一次突破都推动财富呈指数增长。
多伊奇对知识增长的可预测性持有独特的乐观态度。他指出，未来知识的具体内容难以预料——18世纪的人无法想象互联网的诞生，因为创新总伴随着意外的火花。但知识增长的进程却是可信赖的：人类通过提出猜想、严谨验证和不断改进，始终在攻克难题。正如多伊奇所言，“所有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投资为这一旅程提供了现实的桥梁。投资的核心在于用今天的财富换取未来更多财富的期望。表面上看，追求财富增长似乎是自私的，但实际上，它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益处。人们通过投资上市公司、私营企业或房地产，推迟今天的资本消费，以期在未来获得更多回报。在这期间，资本服务于那些需要资金的人和企业。经济通过将资本分配到各个解决方案中，试图解决日常问题。那些最擅长解决他人问题的人创造了财富，并帮助他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多伊奇对财富的定义超越了银行账户中的金钱数量，而是一个人能通过知识和行动能改变世界的程度。Robin Ren也曾在播客中提到过类似的观点：“Do the right thing, money will follow”
当问题出现时，人们通过猜想和测试潜在解决方案，创造出优于现有方案的新知识。顾客被更好的解决方案吸引，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也在向市场发出信号，表明人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渴望。于是，资本涌入可以解决市场需求的方案，远离效率较低或过时的方案。随着更多资本的投入，超额利润不复存在。竞争也促使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这使得商品和服务以更低的价格惠及更多人。
这一经济过程与生物进化大致相似。在进化过程中，生物通过基因突变随机“猜想”可以适应新环境的解决方案；而大自然会选择那些复制速度最快的解决方案。例如，叶子在较高的树上难以获取，只有那些因基因突变而获得更长的脖子的长颈鹿，可以更轻松地吃到树叶。这类长颈鹿的存活概率大大提升，因此更有机会繁衍后代，长脖子的基因自然也得以复制。
然而，经济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关键区别在于：经济进化通过有目的的猜想尝试解决方案，而生物进化依赖盲目随机突变。人类理解自身面临的问题，主动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顾客则通过购买与否充当自然选择的角色。当人们在自由环境中通过猜想和批评追求解决方案时，知识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历史上任何物种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在短期内，财富与拥有的钞票相关。你可以将钞票支付给医生、餐厅或建筑商，以换取他们凭借更专业知识和资源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然而，从长期来看，经济交换的根本是相对知识。财富是懂得如何通过物理转变解决人们问题的副产品。经济本质上是人们用自己擅长的知识（例如编程、医学）提供服务或产品，换取金钱的体系。赚到钱后，人们会用这些钱购买其他人提供的服务或产品，这些服务或产品是由更专业的知识创造的。
随着更多生活问题通过更丰富的知识得到解决，人们得以专注于解决新的、更重要的问题。当社会学会实现越来越多的物理转变时，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知识的创造与资本的流动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人类迈向更繁荣的未来。
不可预测性
多伊奇的一个核心论点是，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开放、创造性的过程，依赖于人类的猜想、实验和批判。我们无法做到准确预判未来会出现的理论或技术，新的知识往往通过意外发现、跨学科的融合或对现有问题的全新视角而产生。青霉素的发现、微波炉的发明，甚至激光技术的诞生，都带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的特性。多伊奇认为，试图预测未来知识的具体内容，就像试图在迷雾中看清远方的景象——我们知道前方有路，却无法辨识具体的路径。
股价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华尔街分析师对未来十二个月股票交易价格的洞察力并不比一个给你热门股票建议的优步司机更多。多伊奇特别批判了一种试图解释不可预测现象的“坏解释”（bad explanation）。这类解释的特点是过于灵活，可以随意调整以适应任何结果，因此毫无真正的预测力。例如，媒体或分析师常根据当天的新闻来“解释”股市的涨跌：经济数据好，可能被解读为市场信心增强，利好；也可能被解读为加息预期上升，利空。同样，坏消息也可能被随意解读为好或坏。这种解释方式类似于事后诸葛亮，试图为不可预测的现象披上理性的外衣，但实际上更接近于迷信或阴谋论。
坏解释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们缺乏约束力。一个可以解释任何结果的理论，实际上什么也没解释。例如，声称“股市下跌是因为投资者恐慌”或“股市上涨是因为市场乐观”并无实质内容，因为这些说法可以适用于任何市场波动。它们不仅无法预测未来，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人们对这些情景的反应和选择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公式可以击败市场。
也正因如此，探索“好解释”就显得非常重要。好解释难以随意改变，却能准确解释现象，提供可靠的指导。基于“好解释”的理念，我期望在投资中寻找那些能以难以改变的方式解决重要问题的公司。Clayton的破坏型创新理论是一个好解释，它解释了为什么大型公司可能输给较小的公司。大公司频繁地错过重大颠覆性创新，是企业价值链决定的。因为从企业现有的基础设施、终端市场和客户群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的想法显得微不足道。
新技术起初通常比现有解决方案表现更差，大企业的管理层往往不屑一顾，而正因如此，低质量的颠覆性创新才得以获得立足点。这类小企业通过一系列持续的颠覆决策，创造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有客户群的、整体的服务链条，此时现有公司已经来不及赶上。幂律定律表明，这些稀有公司的价值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超越竞争对手。
传统价值投资者偏好可预测的高利润公司，他们会用现在的现金流外推未来的现金流，而忽视了早期颠覆者的潜力。但正如前文所说，财富是知识的副产品。也就是说，如果一家企业掌握了解决重要问题的知识，同时这些知识对于他人来说难以复制，那这就是一家能在经济波动中持续创造价值的真正的好公司。寻找这样的公司，不仅是对好解释的验证，也是对知识创造潜力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