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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安全问题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石油价格波动起伏，铁矿石等大宗矿产价格大幅攀升，再次敲响了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警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霸权主义战略压制也给我国矿产资源安全带来了新挑战。
国家资源安全观是一个国家为防御和化解资源危机，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所形成的关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方针和思想观念的总和。国家资源安全观随着世界局势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而动态演化，主要涉及的对象有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其中，矿产资源所特有的不可再生性和可耗竭性，使其居于资源安全的突出地位。
我国的资源安全观从自力更生、立足国内到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再到将资源安全纳入总体安全观，每个阶段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力开发利用国内自然资源，自力更生保障经济发展；建国初期提出的“开发矿业”“大兴水利”等资源开发思想，从“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角度强调充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谋求国家生存安全，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是这一阶段我国资源安全观的充分体现；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资源需求量不断提升，国内资源开发范围由陆地向海洋拓展，“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为解决争端海洋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资源开发利用开始注重效率效益问题，开始强调“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这一阶段对于资源安全相关的理论探索也逐渐开始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
此后，关于“森林资源安全”“生物安全”“能源安全”“海洋安全”“战略资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土地资源安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推动了我国资源安全观的演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资源需求巨大，仅靠国内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我国的资源需求。我国提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基本国策；“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我国矿业企业开始海外投资，开发利用境外矿产资源，保障国内资源需求。
从1993年开始，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我国铁矿石进口量逐步超过国内产量。以经济安全为核心、涵盖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国家综合安全观被正式提出，正式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资源安全体系中的能源安全率先从学术研究层面进入国家战略层面。
进入新时代，资源安全历史性地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范畴，与其他11个重点领域安全共同构成我国国家安全体系。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能源革命”“建设海洋强国”“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等重大资源安全问题愈加重要。
《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和《国家安全法》科学划定了资源安全的基本范畴，层次分明地提出了维护战略资源能源安全的具体任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持续、可靠和有效供给”，为我国维护资源安全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法律基础。
在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国家在战略层面和法律层面对资源安全作出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对资源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国家资源安全观已趋于成熟。
国家加强矿产资源安全能力的策略
做好新时代矿产资源安全工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实施产业链和供应链“双链协同驱动”的资源安全战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立足国内与开拓国际双管齐下，深入推进政策思路创新、制度体系创新、战略举措创新，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增强维护和塑造矿产资源安全态势的能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资源保障。
加强国内地质找矿，保持探明储量供给能力
立足国内是缓解我国矿产资源供给刚性约束的首要选择。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战略应当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支撑，面向经济主战场，加强国内地质找矿，努力提高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增强国内资源有效供给能力。
１）加快制度供给，增强国内矿业发展内在活力。加快修订出台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保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权益，鼓励和加强国内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完善矿业权市场制度建设，提高矿业权市场活力，促进矿业企业加大对国内矿产资源的勘查力度。
２）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引导鼓励社会资金进入矿产勘查领域。扭转我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连续７年下降的趋势，对具有资源潜力的勘探地区和勘探项目加大投入，以取得矿产资源储量。加大公益性地质工作成果社会服务力度，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矿产资源勘探领域，激发国内矿产勘查市场活力。
３）加强理论创新和科技引领，进一步提高国内矿产资源深勘精查力度。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深部找矿选区，集中开展大型矿产勘查开发基地、矿集区、整装勘查区的系统地质勘查和找矿预测，提高我国矿产资源勘查深度和精度。
４）加快推进非常规资源勘查开发，实现深海矿产资源商业化开采。在基础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的综合性海洋地质调查研究基础上，不断增强海洋地质矿产勘探水平，特别是资源评价和普查勘探力度。在兼顾海洋环境保护的同时，加大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深海多金属结核、海底热液矿、天然气水合物的商业化开采步伐。
推动绿色能源消费，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动资源能源绿色消费，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构建资源能源循环经济体系是增强矿产资源可持续能力的重要方面。
１）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通过大数据信息分析技术，合理配置矿产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的空间和行业配置效率。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占用和消耗水平。
２）调整产业结构，抑制不合理矿产资源消费。大力发展资源绿色产业，降低矿产资源高消耗产业占比，淘汰资源能源高消耗产业，创新研发矿产资源用量少或可替代的产品，加快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社会理性、绿色消费观念转变，激活可再生资源能源市场需求。
３）发展循环经济，使用二次资源替代稀缺资源。加强城市矿山分析研究，健全回收渠道和体系，开发电子废弃物先进处理技术，建立电子废弃物综合回收冶炼厂，提高城市金属矿产资源循环回收利用率，减轻环境危害，缓解矿产资源安全供应压力。
完善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增强市场调节能力
矿产资源储备是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重要形式。我国建立的“产品、产能、产地储备相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能源储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１）制定出台矿产资源储备相关法律。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建设投资大、周期长，事关诸多部门，需要出台国家层面法律法规予以统筹协调保障。
２）完善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在已有的产品、产能、产地储备体系基础上，细化国家战略储备、市场商品储备、企业周转储备，将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相结合，形成互补完善的矿产资源储备体系。
３）合理配置动态调整储备品种和规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和矿产资源供应形势，合理配置矿产资源储备品种和规模，对国内紧缺的关键性、战略性矿产资源加大储备力度，动态调整储备矿产资源数量，增强市场调节调峰能力，确保极端情况下关键矿产资源可供性。
４）加强矿产资源储备管理和协调，提升市场调节和调峰能力。统一目前较为分散的矿产资源战略储备管理机构，设立中央层面的专门矿产资源储备管理协调机构，确保矿产资源储备储得进、管理好、调得动、用得上。
开拓国际合作渠道，增强海外权益能力
在当今世界变局中，立足国内大循环加强自主矿产勘查的同时，应当大力开拓国际渠道，发展全球可信可靠伙伴关系，增强海外资源权益获取和保障能力。
１）抓住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机遇期，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变革不合理的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和规则，推动国际社会通力合作，消除、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畅通全球资源能源贸易，确保全球资源能源供应链开放、稳定、安全，推动全球资源能源治理体系向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方向健康发展。
２）加大矿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多种方式配置国际矿产资源。加大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力度，培育一批与我国经济和需求规模相适配、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控股、参股境外大型低成本、效益好、较成熟的优质矿业项目，加大对资源丰富、开发程度较低地区的矿产勘探力度，增强矿产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３）加强睦邻友好和贸易合作，确保重要资源运输通道畅通。秉承共同发展理念，积极开展资源贸易合作，加强多元稳定资源贸易伙伴关系，完善优势互补资源贸易体系。大力倡导推动区域合作，建立可信的安全伙伴关系，将重要运输通道周边国家和地区纳入共同市场，共享发展机遇，维护运输通道安全畅通，联通两个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开展安全形势监测，提高风险预判能力
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涉及生产、供应、运输、贸易等多个环节，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无法保障资源安全供应。加强矿产资源安全形势分析和监测预警是防范和治理矿产资源安全风险危机的最好方法。
１）完善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把握科学规律，研究符合我国矿产资源实际的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围绕保障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构建从生产保障到战略储备、多元化采购全程把控的资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矿产资源保障形势分析和市场监测，加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形势的跟踪分析与影响评估，及时掌握风险演变动态，提高矿产资源安全态势实时感知、预警预防能力、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
２）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加强资源安全政策工具与运行机制研究。深入推进矿产资源供应链规划与布局研究，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性矿产资源，需着力打造由本土企业主导的、发展本土开发能力的本土型供应链模式；对可由市场竞争调节的重要矿产资源，建立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机制，设计由跨国公司、本土企业协同组成的离岸型供应链、市场响应型供应链模式。
未做好各类资源政策的储备工作及相关应急预案的准备工作，掌握好资源安全潜在威胁的动向，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用好国家安全政策的工具箱，根据需要适时推出必要举措，稳住经济发展大局，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力争把各类风险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