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信息时代的财富逻辑》
如果你是一名横店的群众演员，每天既要演在泥里打滚的士兵，又要演挑担子的苦力，中午吃的是剧组最便宜的盒饭，一天的收入大约是200元。而如果你是一个大明星，有房车、生活助理和专餐，演一部戏的收入是几千万元，平均下来一天的收入是几十万元。
为什么大家的工作性质接近，收入却如此悬殊呢？
明星获得巨额收入无疑是因为他们稀缺。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别人无法替代的特征，比如体育明星刘翔有快如电光的速度，喜剧演员葛优站在那就有令人想笑的幽默感。
然而，稀缺的东西多了，为什么并不是都能挣大钱呢？
因为明星生产的是视听服务，属于共用品。所谓共用品，就是一个人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也使用的物品。明星可以同时为很多人服务，向很多人收费，这使得明星具有赚大钱的可能性。
而如果技术上可以使明星低成本为很多人服务、向很多人收费，那么赚大钱的可能性就变成现实。信息技术使得以低成本向每位顾客提供服务成为可能，超级明星于是就产生了。
贝利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王，在1958年瑞典世界杯惊艳亮相的两年后，他在桑托斯队的年薪是15万美元，相当于如今的110万美元。这个收入在今天看来只能算中等，远远排在梅西、C罗、内马尔这些动辄数千万欧元年收入的球星后面。这并非贝利技不如人，而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球技。1958年，巴西总人口为7000万，却只有35万台电视机。世界上第一颗无线电通信卫星“Telstar（电星1号）”是1962年发射的，没有赶上贝利在世界杯的首次表演。而如今的世界杯，可以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辐射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把所有场次相加，相当于有上亿双眼睛观看了同一场比赛。
演艺市场也一样。电影这一新技术诞生后，首位全球超级影视明星卓别林，为埃山奈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喜剧，获得了67万美元的报酬。这在当时已经是天价片酬了，但也比汤姆·汉克斯参演《达·芬奇密码》的2500万美元片酬和布拉德·皮特参演《史密斯夫妇》的2000万美元片酬少很多。这是因为在卓别林时代，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受众有限，随着电影技术（3D技术、数字技术、多厅影院等）的发展，电影的市场变得更大了。
众所周知，在古代，演员（戏子）的地位是低下的。古代有三教九流之说，戏子属于下九流，然而今天演艺明星备受追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演员纵然演艺超群，也只能为少数人服务，难以挣大钱。今天信息技术发达，演员可以同时为很多人服务，明星演员可以挣到大钱，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科研人员生产的知识也是一个人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也使用，然而一线的科学研究人员，即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辈子的收入连某些明星的零头都不到，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科研人员生产的知识与明星生产的视听服务有很大的不同。视听服务直接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不需要额外的学习成本，而科研人员生产的知识，需要付出额外的学习成本才能享用。成本高，受众就小，因此科研人员的工作即便重要，也未必能挣大钱。
经济学者之所以喜欢劝作者尽量不要向他人送书，正是因为读书的主要成本并不是买书的费用，而是读书的时间和对心智的消耗；只有愿意花钱买书的人，愿意花时间读书的可能性才大。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加了知识变现的可能性，万事俱备，只欠如何降低学习成本这个东风了，因此可以预期，将知识大众化、通俗化甚至娱乐化，将会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而易中天、袁腾飞、薛兆丰等就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过去，学者们主要将精力用于创新知识，未来，必然有大量学者致力于知识的大众化、通俗化，“学术明星”将会大量涌现。
共用品的一个人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也使用的性质，使得容易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这就是头部明星引人关注并拿到巨额广告费，而其他演员、运动员则默默无闻的根本原因。博尔特的百米速度只比第二名快零点几秒，可是所有的赞助商争相在他身上花钱，银牌和铜牌选手无人问津。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朗朗的琴声与其他人的有什么不同，但人们只记得朗朗。
想想二百年前的情形。那时候，每个地区恐怕都有各自的歌手、名角和运动健将，因为信息不通，他们得以雄霸一方。但在今天，信息技术已经完全打破了地域隔阂，人们只要花同样的价钱，就能欣赏古往今来最出类拔萃的表演。既然可以听最好的、看最好的，为什么还要把时间浪费在稍次一点的表演者身上呢？
共用品赢者通吃这个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很多技术员声称，当年IBM的OS/2在技术上其实与微软的Windows不相上下，但微软一旦赢得市场，就赢尽市场。
曾经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共用品，需要由政府提供，然后让人们免费使用。他们竟然忽视了共用品无处不在，歌曲、电影、知识、体育运动、互联网平台，这些都是共用品，而市场很好地提供了它们，很多还因此赚了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