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宏观经济学新论》。
人人都想发财，因此，发展经济怎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第一，不要限制人们赚钱，即不要管制。第二，保护人们的劳动成果，尽量少征税。将两者概括起来，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坚持这样做，经济就一定会好。
有人说，经济太困难了。我说，再困难都能搞好。经济困难不可怕，就怕你方法不对头。经济再困难，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困难？有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困难？有汉朝建国初期困难？别的国家，打到不行，就投降了。德国是在首都柏林打巷战，直到把德国打残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乎是一片废墟，物资奇缺，价格飞涨。德国是怎么发展经济的呢？当时的总理叫艾哈德，是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他首先进行了货币改制，废除旧马克，改成新马克。不货币改制也不行，因为银行账簿都被破坏了。在货币改制后的十多天内，艾哈德就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就在几个小时以前，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管制经济的几百条法案，全部扔到废纸婆里了。一个自由经济的时代来临了，从此大家都自由地进行交换吧。”
这套做法在当时相当“离经叛道”。要知道，即便是战胜国英国和法国，经济管制也要好几年之后才取消。即使是来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美国人，都觉得看不下去。当时美国占领军一个上校军官，跑去跟艾哈德讲：“现在所有物资都不够用，你怎么能放松管制呢？”
艾哈德怎么说？他说：“上校先生，我要纠正你一个词，我可不是放松管制，我是彻底放弃管制。德国经济只能有一盏信号灯，那就是坚挺的马克。只要大家都相信这个钱，你放心，德国人民一定会焕发积极性和创造性，去玩命地挣钱，德国经济就有希望。不信你就等着瞧。”
那么，等到什么了呢？第一阶段当然是物价飞涨。
因为物价上涨太快，1949年在德国的鲁尔区还爆发了工人大罢工。
但是，物价上涨是放弃管制的错吗？原来的物价被行政命令强行压制着，放开后当然要上涨了。不是原来的物价没有上涨，而是以短缺、买不到东西的形式表现出来。排队购买，这不是价格低，而是价格高。而如果压根就买不到，那就相当于价格无穷大。
老百姓不明白，放松管制不但没有导致价格上涨，相反还是降低价格的有效手段。为什么价格高？因为东西少。要降低价格，就要增加供给。价格高，生产的积极性就高，所以涨价才是降价的有效手段。就像这些年，我们限价降房价，然而房价降下来了没有？没有！
不是说物资少吗，那好，把关税降下来，让外国的物资涌进来，这不就可以了吗？当然，艾哈德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说：你把关税降了，民族产业怎么发展？今天我们跟美国贸易战，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人也在说：假如零关税的话，国内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那我们就要问：当初艾哈德把关税降下来，德国工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我们来看艾哈德的政策效果。到1950年，德国经济就起飞了，从此一飞冲天。从1950年开始，德国人已经可以隔三岔五下馆子聚餐了。我们再回过头看看战胜国的英国和法国，他们还在经济管制中，还在短缺中，以致于英国人纳闷：我们是战胜国还是德国是战胜国，为什么我们还在经济的烂泥塘挣扎，德国人却可以下馆子胡吃海造了？
汉初，经过秦未以来连年的战乱，经济也是到了崩溃的边沿。
据说，因为买不起马，大臣们只能坐牛车上朝。但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的治理，据《汉书》记载，仓库里的粮食都陈化不能吃了，串钱的麻绳子都腐烂了。史书称之为“文景之治”。
那么，文帝、景帝是怎么搞出“文景之治”的呢？
李商隐有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历来人们和李义山一样，对文帝是持指责态度的：面对这么一位大儒生，文帝你不是请教怎么安邦治国，而是问鬼问神——可怜夜半虚前席，真是浪费宝贵时间了啊！
然而他们不知道，贾谊“雄才大略”，主张大政府，是个政府干预派，而文帝是个市场派，主张无为而治。文帝何许人也，贾谊一张口，便知这家伙要贩卖的是什么货色。但碍于面子，又不好直接反驳，于是话题一转：“哎，帮我看看手相、算算命啊。”把时间打发掉。
这样多好，既不伤君臣和气，又可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搞经济。我们不必指责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倒要问：假如文帝不是问鬼神而是问苍生，那么中国历史上还有那著名的“文景之治”吗？
文帝、景帝是怎样把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变成“文景之治”的呢？不过做了减税、减支、私有化、放松管制、开放贸易这样的尊重市场的事情罢了！
自古钱都是官家垄断铸造，然而文帝、景帝竟然允许私人铸造钱币。我们知道，直到武帝当政，才又恢复到中央政府垄断铸币的老路上。武帝造的就是那个著名的五铢钱。自古盐铁也都是政府垄断专卖，可是文帝、景帝允许私人买卖盐铁。大家知道，新中国也只是在前些年才放开了食盐的政府专营，可见文帝、景帝时代经济有多么自由。
武帝要做雄主，结果把财政盈余亏空殆尽，大汉从此走向衰落。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在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开始的。
邓小平是怎么做的？过去，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什么时间出工，什么时间收工，都要生产队统一安排，更不要说地里种什么要统一安排了，进城走个亲戚，都要开介绍信。过去是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一闪念都不可以。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承认人的私利了，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只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私利，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管制，中国经济就取得了今天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