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柴窑
，中国古瓷器之“瓷皇”。她究竟是谁？她是中国那个窑口生产的？这是困惑中国乃至世界收藏界的歌德巴赫猜想。随着本文介绍的这件古籍问世，这一收藏界的“千年之谜”将得到完美解答。柴窑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朝曹昭的《格古要论》之中。他是这样记录柴窑的：“柴窰，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多足麄，黄土。近世少見。”
在当今全民收藏之中国，在传世瓷器和出土瓷器之中“号称符合柴窑瓷器特征”的瓷器枚不胜数。几百年来，在中国收藏界中争论不休。有越窑说，有耀州窑说，有河南窑说（包括汝窑，钧窑，东窑等），有景德镇窑说，有邢窑说等等，等等，各说其理。以至于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目前，众人争论的焦点是《格古要论》中“北地”之意。北地是一个方向词，表示北方的意思？或还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那她又是中国何地呢？
最近笔者正在整理一些有关赵氏世家文化的历史资料。在多年之后又重新阅读了一次五代时期由赵崇祚编辑的中国第一本词集《花间集》。这是一本明代版本的古籍。其中有一篇古人的手迹，书法潇洒飘逸，是汤显祖点评的“序”。（汤显祖是中国明朝的著名文学家，他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让笔者瞩目和震撼的是，在汤显祖的序中也有“北地”一词。原话是：
“北地李献吉之言曰，诗至唐，则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犹足被管弦。”
笔者查询即百度得知：李献吉，即中国明朝大名鼎鼎的“李梦阳”。他是明朝早期文坛七子中的领袖人物。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二十一岁时（弘治五年，即1492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成进士。所以，汤显祖序中的“北地”特指的是中国“陕西”。
笔者又进一步追问百度。无独有偶，查阅到另一篇鲜为人知的明朝文坛泰斗王士性文章《广志绎》。王士性比徐霞客还早出生40年，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鼻祖。王士性在《广志绎》中对李献吉也有完全类同的记载（这是对本文所介绍的重要历史文物的旁证）：
然文人学士又不拘于科第处，尝不择地而生。即如国初，刘伯温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逊志以宁海，王子充以义乌，虽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后，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
至此，千年柴窑之谜已被破解：因为明朝时期，中国各地的文人雅士将“陕西”称为“北地”。所以，曹昭《格古要论》中的“北地”指的就是现在的陕西和甘肃附近。而五代时期的精美瓷器正是由此地的耀州窑生产的。即，《格古要论》中的柴窑就是被后代人称之的“耀州窑”。
古耀州窑自唐代就烧瓷，经五代、宋、金、元几朝，上下八百多年。而五代后周仅存十年。所以，柴窑在耀州窑中所生产的瓷器数量特别少。弥足珍贵！
既然柴窑在耀州窑中所占比例特少。那么柴窑究竟又是耀州窑中哪类瓷器呢？只要我们查一下那个时期中国古代文献对瓷器的记载，再对照一下陕西附近出土的那个时期精美瓷器。这个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
五代后周之后为宋朝。在宋朝与明朝之间所有的古代文献记载：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秘色”瓷器才是中国各地进贡皇上御用的“青瓷”。 北宋时期赵德麟在《侯鯖錄》中叙：“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在北宋之后，南宋著名文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特别注明：“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所以，五代后周时期耀州窑烧制的柴窑瓷器是“类秘色”青瓷。
近代在中国陕西“法门寺”和北宋收藏家“吕大临家族”墓中出土一批精美青瓷。完全证实了上述古籍对当时的著名青釉瓷器记载是正确的。直到北宋末期，由于另一种“汝窑”秘色新瓷的出现，获得了皇帝和文人雅士的新宠。传统的秘色瓷才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所以，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窑器时，既未写进秘色瓷也未写出耀州窑，而冠以“柴窑”代之。
因此，狭义的柴窑（或者称《格古要论》古籍记载柴窑）是五代耀州生产的“类秘色”精瓷；而广义的柴窑（或者称五代后周“柴世宗”皇帝郭荣的御用柴窑）应该包括越州钱氏进贡的秘色瓷器（当然也包括五代时期钱氏在龙泉窑中烧造的，进贡中国皇帝御用的秘色青瓷）。笔者在龙泉窑和耀州窑之中就发现了具有相同制式，且符合《格古要论》中柴窑特征的瓷器。
按照曹昭《格古要论》中所载，以曾经被馆藏的“柴窑-青瓷无开片园碗” 为标本，再进一步对照法门寺和著名收藏家吕大临家族墓中出土的精美青瓷，得出了柴窑的制式和文化特征是：
“上青天，下黄土，中神龙，人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