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多家大厂不断传来“内部整治”的消息。
如“廉洁安踏”微信公众号发布称，截至今年8月，共有74名员工因严重舞弊触犯集团红线被辞退；小米内部公告，一名高管因泄露公司机密信息以及利益冲突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被辞退；字节跳动企业纪律与职业道德委员会披露二季度员工违规处理情况，100人被辞退，18人被实名通报，8人涉刑……
已阅君综合公开信息梳理发现，这些被处理人员上至“总裁级”，下至“实习生”，有的涉及巨额贪腐，有的栽在“小恩小惠”，还有一些即使离职，也因在职期间行为难逃追责。
多家大厂“以案说法”，整治力度可见一斑。
今年5月，我国正式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动构建民营经济组织源头防范和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支持引导民营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强廉洁风险防控……”从法律层面看，反商业腐败，是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企业自身看，内部贪腐问题，正严重侵蚀着企业的效益、形象与发展。任正非就曾表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曾评估指出，腐败使全球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10%，而在发展中国家，腐败使采购合同成本增加了25%。
不说远的，就说新近披露的几桩大案，就足以理解大厂们为何纷纷选择“动真格”“下重手”。
今年7月，上海警方破获互联网大厂高管收受商业贿赂案，某外卖平台前高管韩某等人两年内涉嫌收受供应商贿赂4000余万元。同月，媒体披露北京某短视频平台员工冯某犯罪内幕。该案中，冯某利用其负责服务商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及执行等权限，与外部供应商密谋，非法侵吞本应补贴给服务商和运营商的1.4亿元巨额奖励金。
可以发现，这些案件不仅涉案金额巨大，且与职位高低关联度不高。
“很多企业常有一个人管一块业务的情况，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集中于一人。”上海一互联网企业的一位资深员工告诉已阅君，“你或许职级不高，但你掌控的‘软权力’，其诱惑力一点不小。”
杭州警方曾侦破一起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某电商平台基础岗位员工王某，仅凭负责商家入住审批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职权，就在短短一年内违规审批400多家店铺，个人获得不法收入9000多万元，总涉案金额更是达到1.3亿元。
当下，互联网行业的反腐形势尤为受人关注。根据北京海淀法院联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白皮书》，2020年至2024年，海淀法院审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贪腐犯罪案件350件，其中，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占36.28%。127件案件中，互联网“大厂”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数共93件，占比超七成，个案平均犯罪金额达197.88余万元。
“油水多”“管理混乱”“潜规则成风”……贪腐案件多发，正倒逼着大厂内部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
综合各大厂年度ESG报告（环境、社会及治理报告），人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大厂，已陆续设立反腐败治理机构，如阿里的廉正合规部、腾讯的反舞弊调查部、京东的内控合规部等。从力度看，企业逐渐从“查个案”到“全排查”。安踏明确表示建立职业追溯机制，对发生在在职期间的职务犯罪，一旦查实坚决追责，不设时间限制。
“近年来的各大企业，特别是已经设立内部监督部门的，对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公受贿等刑事犯罪的管理动力明显增强。”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专委会委员，京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商事犯罪法律部副主任梁斌杰说，“从实务看，有更多企业开始通过电子留痕等形式规范管理，实现审批‘分权’，从而限缩腐败空间。”
也有专家指出，虽然目前很多大厂建有反腐败治理机构，但这些部门的实际作用仍受到诸多限制，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梁斌杰分析认为，一方面，大厂的组织架构要求高效，这就和拉长内部审批流程的做法产生了冲突。很多企业仍然会在监管和效率中选择后者，习惯用“特事特办”取代“规范管理”。在后续的探索中，如何在效率和监管中实现动态平衡，将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规避调查的手段也在不断进化。有的会经由熟人转手等形式“拉长利益链”，或和第三方串通，形成有预谋、有配合的“利益共同体”。还有的如北京冯某案，犯罪嫌疑人采取更隐蔽的销赃方式，利用虚拟货币、“混币”支付等手段来对抗侦查。这就要求企业与办案机关保持良好沟通，形成整治合力。
此外，还有其他专家建议，大厂反腐需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如引入专业第三方审计、畅通员工及公众举报渠道等方式，以此打破企业反腐的“孤岛效应”，让腐败者无处藏身。
总而言之，互联网企业以前忙着抢市场、扩规模，有些问题被掩盖了。但如今，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进入“精细管理”阶段，谁内部治理做得更好，谁才能活得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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