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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是“跨越”的象征，正若翻译对于“巴别塔”。9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了“诗人作为译者”中外诗人座谈会。各国“诗人作为译者”的诗人们，讲述了诗歌翻译在各国发展的现状，以及全球化下超越诗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
在交流会议主题致辞中，王家新指出：翻译被提升到一种本体论的高度。他引用波德莱尔“诗人作为译者”的定义，认为到了波德莱尔，存在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翻译”的问题，人类的语言文化包括诗人的写作本身就带有一种翻译的性质。我们至今仍在背负着如雪莱所说的“巴别塔的诅咒”。自巴别塔之后，翻译就成为了人类的宿命，恰如乔治•斯坦纳所说，“我们的文学是巴别塔的儿女”。在他看来，东方和西方都有着自己的诗人译诗传统，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也一直伴随着翻译。翻译推动着诗歌的变革和刷新，翻译创造了一种奇异的“语言的回声”。乔治•斯坦纳说“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他认为伟大的翻译本身即是伟大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构成了在座许多诗人写作生涯的“对位法”。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个译者，今天这次会议正是要让他“开口说话”。诗人译诗不仅要有“个性”，还必须要有“牺牲”。译者要有个性，但同时要奉行“非个人化”诗学原则，翻译本身就应是一种奉献和牺牲。一、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遇中对“纯语言”的发掘；二，艾略特认为庞德不是翻译而是在英语中“发明”了中国诗。这些，都突显出翻译的重要意义。
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顾彬从对中国翻译界的印象入手谈论了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不珍视翻译、译者。对于翻译，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人人都可以做翻译”，对于译者，也经常有说某人“仅仅是个译者”这类轻视的声音出现。德国有200多年翻译的历史，从歌德开始，包括里尔克、策兰等一流作家在内都搞翻译，其重要原因在于，翻译可以扩大母语，并在母语中引入另外的世界。顾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翻译的话是无法发展的。翻译本身也是社会状况的重要反射角度。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拒绝翻译，很野蛮，二战以后，翻译发展迅速，就像德国社会一样。
诗人西川首先说自己出过五本译作，但以后不会再做翻译了，说他有点不大适合做翻译。随后他指出三种翻译的类型：学院派翻译（academic）、专业翻译（professional）、诗人翻译（poets）。2003年“非典”期间，他翻译了《米沃什词典》，由于不懂波兰语，他实际上是从英文进行的转译。出版社之所以请他，不是因为他是专业的翻译，而是考虑到他是位诗人。翻译米沃什的经历让西川意识到语言和文化障碍可能构成诗人在世界范围内认识诗歌的临界，自身的语言限度会阻碍其诗歌视界的广度，他认为这是目前诗歌翻译界所面临的问题。西川进一步指出，在面对一些小语种诗歌的翻译工作时，译者的身份问题就变得尤其微妙。有些人懂小语种，但自身不是诗人，那么翻译的质量就会产生疑问。
面对翻译的现状，活跃于国际诗坛的杨炼认为诗人有责任将诗歌的思想地图通过翻译传达给更多的人，而不是等待。有一次他阅读一位德语诗人的英译本，发现英译本有很多错误，他虽然按照英译本将其转译成中文，但凭借自己的直感，最后的中译本要比英译本更接近德语原文。当面对极为偏僻的小语种，需要从第三、第四甚至第五语言进行转移时，翻译就更像是一种观念的项目了，此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有一次他组织翻译一部用肯尼亚国内方言写的极富音乐性的诗集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其音乐性，杨炼叮嘱两位中文译者（一位是杨小滨，他将其译成上海方言；另一位是廖慧，将其译成四川方言）一定要运用方言口音并押韵，以保障译笔的音乐性。
杨炼也谈到了翻译的创造性意义。他援引本雅明“诗歌是第三种语言”这一说法，说翻译是“大海的第三岸”（这一表述出自他本人的诗中），诗人与译者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二者在对话中重塑了译作这第三种文本，它介于限定与发明之间。庞德的翻译就是最好的证明：他对中国古诗的翻译对东西方的现代诗人们产生了双重的启示。
文字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