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之始用，远在上古。操作之具，起居之器，争战之备，每取给于竹。六书盛行，削竹为简册，文字乃书于竹。礼记玉藻，士大夫饰竹以为笏，是用竹于典仪，且有纹饰之施焉。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六朝齐高帝赐明僧绍竹根如意；庾信有“山杯捧竹根”句，皆为竹制之工艺品，而有殊于一般器用矣。
——金西厓《刻竹小言》
我国在远古时期即用竹制造生产和生活用具。出于爱美的天性，在竹制品上施加装饰，与雕花的玉、石、骨、木器原无差异。
这种原始的刻竹做法，应该先于甲骨文，在盛产竹材的南方地区用以刻写记事，只是因竹材容易损坏，所以很难存留下来。据古文献的记载，中国的竹雕早在商朝以前就已出现，这是毋庸置疑的。
▲ 清·周乃始《竹刻蕉荫读书图笔筒 》（上海博物馆藏）
作为一种正式的作品，竹雕在尤重礼制的西周，也多有施用，如汉代戴圣《礼仪·玉藻》记载，西周君臣朝会时手中所持的芴（又称手板）（“凡有指画于君前，用芴。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芴”），因地位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材质：“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牙），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木象可也”。士大夫所持芴，均系竹制狭长板子，上面还都刻有一些纹饰。与芴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竹简。
▲ 清中期·山水人物扇骨（王世襄旧藏）
此外，竹扇、竹制笔杆、竹制枪杆、竹篮、竹席、竹盒等，也应有尽有。战国时期里，漆器盛行，漆雕艺术繁荣。漆器的器胎，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竹片或积竹制成的，受漆雕艺术的影响，后来竹器本身的制作也萌生了艺术化的倾向。湖北出土的兽蹄式连盖竹制漆盒，就是这种艺术化倾向的产物，它先用竹雕琢成带有兽蹄样的支架的圆盒，再加髹漆。这件有雕工的竹盒，是今天我们研究竹雕史的珍贵资料。
现知较早的有高度纹饰的竹刻实物是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彩漆竹勺。这件浮雕龙纹髹漆竹勺，全长65厘米，以竹为胎，器表髹黑、红两色漆。勺柄近顶端一段为红色，浮雕一条乌黑的龙，形象生动古朴。
及至晋代，出现了竹制的笔筒。据古书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所用的斑竹笔筒就十分精致。王献之的这只笔筒，外形酷似钟——古代用于盛酒的一种圆形壶，竹器表面有斑纹，就像是裘皮，王献之称之为“裘钟”，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这也反映出当时所制的竹笔筒上，还未普遍出现人为的雕刻工艺。
▲ 明·乐舞图笔筒（王世襄旧藏）
南北朝时期，据《南齐书·明僧绍传》介绍，齐高帝萧道成曾将一件用竹根雕成的“如意笋箨蔻”，赏赐给当时的大隐士明僧绍。北周文学家庚信《奉报赵王惠酒》诗中，“野驴然树叶，山杯捧竹根”，也提及用竹根雕制而成的酒杯。说明南北朝时期，已出现根雕艺术。
▲ 明·朱三松竹根雕老僧（王世襄旧藏）
竹器的形象雕刻工艺始于唐代，如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的“王倚家藏竹画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郭氏描绘入神，却并非无实物可考证
▲ 唐·刻雕尺八（日本东大寺正仓院藏）
现存日本国正仓院的中国唐代竹制尺八，长43.6厘米，吹口口径2.32厘米，三节，遍体纹饰。正面有压孔5个，背面1个。这件尺八，采用留青刻法，施阴文浅雕，压孔四周及节上下，均有图案花纹。管上分布仕女、树木、花草、禽蝶等图像，刻画极为精致，具有唐代风格。
▲ 当代·范遥青刻、钱行健画荷塘清趣图臂搁（王世襄旧藏），用的技法便是“留青”。
所谓“留青”，即保留竹之表皮为花纹，刮去花纹意外之表皮，露出淡黄色竹肌作地。竹材干后始能奏刀，此时表皮已由青转白。所谓“迹若粉描”，与留青之花纹正合。刻后不需一两载，表皮即呈淡黄色，但此后变化不大。竹肌则由淡黄而深黄，由深黄而红紫，故皮、肌色泽之差异，越久越显著，花纹亦日益清晰。千百年来，留青为竹刻之重要技法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唐时期的竹雕，在整个竹雕史上，还处于艺术初创阶段，它的特点是注意外在的造型，因此，根雕在那个时候产生，但器表纹饰的雕刻，基本上还是单一的表现手法——线刻。
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中说：“竹雕者，刻竹也。其作品与书画同，不过以刀代笔，以竹为纸耳。书画之难人所共知，今乃易以刀、竹，其难当更逾书画也！按，古人削简为书，治竹久为国人所长，刻竹为文物，或许古时亦有行之者，只以治之未精，为者无名，是以往昔无传焉！”这段话，主要是讲宋代之前的竹雕情况。
▲ 清乾隆·清溪堂书水仙诗臂搁（王世襄旧藏）
到了宋代，中国的竹雕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宋代是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已经形成一支庞大而又有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艺术审美思想与要求，带动了包括玉雕、竹雕在内的整个雕刻工艺领域的发展。这时，竹被文人们视为纯洁、正直的象征，经常出现在诗书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如苏轼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诗人田园的“心虚异众草，节尽愈凡木”就更将竹拟人化了，正因为竹在文人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竹雕工艺备受重视。
▲ 清·竹根雕采药老人（王世襄旧藏）
其二，竹雕出现艺术化倾向，竹雕精品和竹雕艺人被广为颂扬。宋代竹刻家有詹成，见陶宗仪《缀耕录》，高宗时人，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毫具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可见其竹雕技艺之高，作品之精美。西夏实物则有宁夏陵墓中出土的竹雕残片，浮雕人物，阴刻图案，制作亦精。其为当地所刻，抑为南方传来，尚待考证。
我国竹刻虽历史悠久，惟发展成一种专门艺术则在明中期以后。明清两代，文人士大夫写竹、画竹、种竹、刻竹蔚然成风，竹雕的文化含量也迅速攀升。这时，文化画的勃兴，促使了竹雕与书画、雕塑艺术的结合，导致竹雕艺术的空前发展。
▲ 明·朱鹤《竹雕松鹤笔筒》（南京博物院藏）
起初，仅有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术家致力于竹刻。随后或父子相传，或师授徒受，或私自仿效，习之者众，遂形成专业。清人金元钰著《竹人力》推为开派的竹刻家是嘉定的朱松邻（鹤），金陵的濮仲谦（澄）。
▲ 明末清初·濮仲谦制绵绵瓜瓞水注
据文献记载，二家并不专门事刻竹，而兼用犀角、象牙、紫檀等雕制器物。此外，作为工艺美术家，他们还长于书法和印章篆刻，构图绘画无所不能，兼具文人画家的素养才能。所以，他们的竹雕作品富有创意，书卷气十足而无匠气；他们利用竹材的自然形态，删繁就简，衬托出竹的本质特征和文化寓意，作品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并流传至今。
▲ 明·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王世襄旧藏）
据史料上记载，明代嘉定派竹雕能在方寸之间刻山水、人物、楼阁、鸟兽、浅雕、浮雕、圆雕并用，刀法精巧，艺术造诣深湛，为时人所赏识，争相请为奏刀。因此，嘉定竹雕艺术流派的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中期，后继者有数十人之多。明代金陵派竹雕，以根雕和竹板刻书画见长，与嘉定派华丽的竹雕风格相比较，显得古朴雅致。但金陵派传承不旺，延及清代，能充分体现风格的高手匠人已寥寥无几。
▲ 清·周芷岩竹刻笔筒
清初，嘉定派竹雕兴盛，到清中期达到顶峰。乾隆、道光年间，金陵派潘西风、方诸家就以浅刻见重，成为清代竹雕的殿军。除此之外，张希黄、尚勋的剔地阳纹的留青技法，极具文人气质，亦名燥一时。康熙、乾隆年间，造办处创竹黄雕刻，以黄杨木为胎，用竹的内皮雕成各种纹饰，贴于器表，名曰“贴黄”。稍后，嘉定、黄岩、邵阳、江安、上杭等地均有制作。乾隆以后，造办处还创制仿青铜器竹雕，刀法毕肖古铜器形状和纹饰，装柄、提梁诸器尤见巧思。
▲ 明·朱缨《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上海博物馆藏）
晚清以降，随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城乡手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也导致了竹雕艺术的衰落。这一时期的竹雕作品，多以阴刻、浅浮雕为之，深雕、圆雕等技法很少应用，因此显得单一、平浅。雕刻者中虽也有能书善画者，但大部分人只能假借他人之画稿再行雕刻，既无创意，作品层次亦少，因此缺乏艺术感染力，画面也呆板，刀法缺少飘逸流动。于是，具有文人气质的竹雕艺术，又很快回到原来的匠人作品。
▲ 清·方洁刻竹雕人物笔筒
对明清时期的竹刻风貌，民国时重要竹刻家金西厓在《刻竹小言》作了很精辟的概括。他说：“纵观四百余年之竹刻，可概括为由明中叶之质拙浑朴，发展为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又自清前期之繁绮多姿，嬗变为清后期之平浅单一。以雕刻再现书画，实为后期变化之主要原因。”他的总结简明中肯，实在是知者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