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代官帽椅之明代文人独特的用物观和审美观|【凿枘工巧】

凿枘工巧

2015-01-23

导读：官帽椅是明代硬木家具的典型代表，它比宝座（皇帝专用）形体略小，比普通靠背椅形体稍大，主要供贵族、文人

官帽椅是明代硬木家具的典型代表，它比宝座（皇帝专用）形体略小，比普通靠背椅形体稍大，主要供贵族、文人士大夫阶层使用。椅身由靠背、扶手、座面、椅腿四部分构成，无束腰。因靠背上部的枕木（又叫“搭脑”或“搭脑梁”）中间高出，左右两端微微起翘（起翘幅度过大就成了灯挂椅靠背的形式），形如古代官帽而得名。靠背多为独板，根据人体的脊柱形状制作出一定曲度，从侧面看，呈“S”形。靠背板按装饰风格可分局部雕饰和光板两种。雕饰是指在靠背板上部，在团形、方形或云头形框架内浮雕或透雕出简洁的富有吉祥寓意的形象，如牡丹、茶花、麒麟、蟠螭等。光板是不上雕刻，以木材的天然纹理作装饰。搭脑与扶手呈阶梯状，搭脑高，扶手低，功能清晰。椅腿均一木连作，并采用传统木架结构建筑的“收分”技术，下粗上细，端庄稳重，多以圆腿直足为主，“有侧脚、无马蹄、无托泥”[1]。有的椅下有承脚的矮榻。
明代的官帽椅不尚繁琐装饰，造型简洁，通体光素无纹。一般扶手与前立柱作弧形连接，靠背板与扶手下的镰刀把，皆作双弯，椅背、扶手、鹅脖、连帮棍等构件多为Ｓ形柔美曲线状，一方面扩大着起坐空间，一方面又适应着人体坐势和体形的需要。椅腿下粗上细，给人以稳重感。

一、官帽椅之演变
据考古资料记载，我国最早扶手靠背椅出土于新疆地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提到两件雕花兽足希腊式靠背扶手椅（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柜子的下半部分），其一出土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东汉）（东汉为公元25-220年），另一件出土于古楼兰遗址（3世纪后期）。从其形制与装饰来看，椅身厚重，椅腿立狮状，扶手为希腊式的怪物，并非汉代工匠所做，是随佛教的东渐而传入中国的。官帽椅是外来扶手靠背椅逐渐汉化的产物。从早期敦煌壁画中得知，外来的扶手靠背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带须弥台的扶手靠背椅，扶手和靠背各为大木板做成，虽然坚固，但比较沉重，不能轻易挪动；第二种是“绳床”，因坐面和靠背以绳结而成，行脚僧跪坐在上面而得名，这种扶手椅比较矮。与第一种比较，因为它是用木架做成，虽然轻便，但易于变形。（也有人认为它是胡床的一种，是汉末民族融合的产物。）传入中国时，扶手靠背椅主要为佛教高僧专用，但其汉化程度比较明显。汉化主要有扶手、靠背、椅腿3个部位的表现。外来扶手靠背椅的扶手和靠背为木板或结绳做成，椅腿粗大，易于变形，受中国木架建筑结构的影响，扶手靠背椅整体采用木架形式制作，以榫卯结构连接彼此，不易变形；椅腿采用 “收分”技术，出现侧脚，即柱头微向内倾，柱脚微向外探，上细下粗，呈现稳定的结构，比较牢固；靠背上端的搭脑，受“栌斗”（即斗拱）技术的影响，中间略向上凸起，枕木两头微向上勾卷，呈现小“斗拱”的形式。

从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的西魏285窟壁画中的“绳床”形象可看出：虽仍为绳床，但搭脑已中间高、两头向上弯曲，椅腿明显带有 “收分”式处理。至隋唐时，上层贵族将佛教用椅纳入日常生活用具中，使其成为等级的象征，如隋墓壁画《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墓主人徐敏行卒于584年)所用的扶手椅子就是证明[2]。通过图像可以看出，当时椅子汉化风格已相当明显：扶手和搭脑均出头，搭脑中间向上凸起，两端向上微微勾卷；细圆柱状椅腿也有“收分”处理，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感。搭脑和靠背的连接运用了“栌斗”技术。类似的木结构扶手椅还见于唐天宝十五年（765年）高元圭墓壁画（图1）、敦煌148窟（盛唐）、196窟（晚唐）（图2）和108窟（晚唐）壁画等。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椅子制作已明显吸收了传统木架结构建筑的造型技巧，是早期汉式椅的特有形式，也是汉化的明证。五代时期，曲脑扶手椅已普遍为上层社会使用。南唐画家王其翰《勘书图》中所描绘的人物坐椅已和明式官帽椅造型基本一致（图3）。宋代时，高靠背扶手椅制作已相当精致。如仿李公麟风格的《白描罗汉册》（南宋）中，第二幅罗汉图便绘有两椅：左侧僧人坐一竹椅，以圆竹棍作框架，搭脑出头，右侧僧人坐一曲脑扶手雕花椅，靠背略后曲，搭脑已接近“官帽”的样式（图4）。到了明代，匠作技术进步，曲脑扶手椅进一步发展，背板按人体后背特点而设计成一定的曲度，座面高度和宽窄也依具体的陈设环境和使用方式而合理安排，搭脑做成 “官帽”外轮廓形状：中间高起，与左右凹梁呈一定角度，两头稍弯。因为局部造型的不同，出现四出头官帽椅和南官帽椅两种类型：搭脑左右与扶手前端出头的造型样式统称四出头官帽椅，不出头的泛称南官帽椅。四出头官帽椅的出头多是通过立柱微向搭脑后上方及扶手外侧弯转，形成自然而流畅的曲线，尽头削出圆滑的圆头。南官帽椅是在椅背立柱与搭脑的衔接处，以立柱作榫头，搭脑两端的下面作榫窝压在立柱上，尽头处打磨光滑，与立柱整齐地衔合在一块，形成软圆角。扶手与前腿交接处也是如此。官帽椅在当时亦随推崇简洁之风而盛行。

二、官帽椅之“官”
至于拥有“官帽椅”这个名字，则与明代文人“参与”设计家具有关。这里的“参与”并非“揽活儿”[3]，而是工匠制作家具，须按照买家具的文人的要求来制作家具。明代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曾记到一位名叫张权(字仰亭)的木匠，他去苏州阊门外开店后，便去“白粉墙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家伙，不误主顾。”所谓坚固小家伙，即指后人所说的“硬木家具”。由于明代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以苏州一带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这里分布着大量文人士大夫，他们与较多的社会阶层相关联，能更自由地推广自己的思想。因此，文人直接或间接向木匠定购家具并且提出设计要求乃寻常之事。这样也极易带动一种家具的风行。长此以往，即使是木匠自己的创作意图也更多地沾染了文人的特质。 “官帽椅”名字或许正是工匠为迎取文人求官进仕的心理，以椅子搭脑形象似官帽外形而取的名字。另外，它的脚下枨子有两种，一种叫“赶枨”，即后腿枨子低于前腿枨及两侧枨子，另一种叫“步步高枨”，即前腿枨子、两侧枨子及后腿枨子依次升高。或许这也是工匠制造的以满足文人赶早科考、步步登高的心理，意在附会“官帽椅”这一名称的明证，以能揽得更多营生的活计。
官帽椅的认可与明代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久，吸取元代不重科举和“以吏入仕”，导致“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yin）缘阿附，辄窃仕禄”，而“怀才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的教训，决定“世治则用文”,大兴学院。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明确“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志》）另外，对考中的三甲优异者或品官子弟及平民“俊秀通文艺者”充国子监，待遇十分优厚：“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裘衣巾，革华。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明史•选举志》）这大大鼓舞了文人志士科举取仕的斗志（尽管以后，对儒生的待遇减少，发生多起迫害儒生的事件，但文人们科举取仕，渴求“入世”为国效力的心思依然不减）。当时社会上流传《神童诗》等也如此劝学，以激励士人科举为业：“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前面提到工匠为了讨口彩找活干，将扶手靠背椅的枕木用“栌斗”技术制作成“曲脑”（中间高，左右两头向上微弯的造型），称之为“官帽” 形，而将曲脑扶手靠背椅叫做“官帽椅”。如果当初这仅是工匠们自己的说法，那么在科举之风的鼓动和盛行下，采用“官帽椅”称呼曲脑扶手靠背椅，便是当时 “时尚”（科举取仕）所趋，“官帽椅”之名更多地为世人认可并确定下来，真正成为士子求取功名的象征。

三、官帽椅之“用”
官帽椅首先产生于苏吴地区。那里经济繁荣，家具制作工艺传统悠久，历代名人雅士辈出。当时文人士子所读的书中就有对养生的理解，如《易经》、《黄帝内经》等。因此，文人士子对养生的关注也间接影响着家具的制作和使用。官帽椅也在影响之列。《考工记》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虑到南方自然环境和士子的实际需要，应科举之风，制作出专为求学士子所用的坐具——既要体现家庭对科举的重视，又要利于士子用功学习。
因为南方潮湿，《黄帝内经》说：“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征，在声为笑，在变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纷氮，寒胜热，苦伤心，感胜苦。”阴阳在人体内，是相对平衡的。如果阴气偏胜，阳气必会受到损害，反之亦然。《黄帝内经》说五运“木运平气的识别在于，木的特性是周遍流行、阳气舒畅，氧气散布，五行的气化也从而显得疏通平和，敷和和气理端正；理顺随，其变动是或曲或直，其生化能使万物兴旺，其属类是草木，其功能是发散，其征兆是温和……”[4]在中国哲学背景下，原木的椅与人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相互平衡。运用当地木材制坐具，利于士人刻苦攻读而不受“邪气”伤害。
从服务于刻苦攻读者的角度分析，坐在椅上应不能太舒服，因为太舒服，看书易犯困；受力点也不能太单一，因为太单一，容易产生疲劳感，不利于学习。所以带扶手的靠背椅即是首选。坐在上面，除尾椎骨外，靠背和两个扶手都起到了重心分散的作用；有承脚的话，腿平放在上面（或者将脚踩到前枨子上），又增加一个受力点。这样，背、椎、大腿、胳臂、双脚共7个着力点支撑人的身体，可避免因久坐、受力点单一而产生的劳累感。实际上，坐在官帽椅上并不舒服，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士子时时刻刻端正态度，对学业不得有偷懒之心。同时官帽椅搭脑酷似官帽，亦是对士子学习时很好的勉励；靠背板上补子的装饰花纹亦可看作是士子本人或者家人对自己的良好祝愿和期望。
四、官帽椅之“文”
官帽椅的“文”的色彩主要体现于它对文人思想和追求的表达上。明代文人崇尚理学。所谓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哲学化了的儒学，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为骨架，并吸收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当时社会中既有“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 [5]，也有“心即是理”的见解，但它们以“理”为宗—— 肯定伦理道德的重要价值，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这种哲学背景下，“理性的审美”[6]成为可能，即将伦理道德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加以认识与实践，打开了从道德通过哲学影响审美的历史与逻辑通道。这在艺术方面的表现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推崇淡泊而含蓄、平易而隽秀的文人风格，强调造物的伦理道德内涵。官帽椅在文人士子的“参与”下，在关注人体物理需要外，向文人化方向——即强调其伦理精神价值的意义上延伸，正体现了文人的审美影响：轮廓多存直线，方方正正，象征“无规矩不成方圆”；造型多曲中带直，曲而不弯，寓刚于柔，暗喻忍者之美；靠背制成符合人体曲度的90度，让“宽袍大袖”的正人君子“正襟危坐”，更显“行得稳，坐得正”的君子风度和品行；其天然的肌理品质，亦显示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庄质朴美学和儒学人格品质的追求。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看出，明代官帽椅，是外来椅在造型上不断演化的结果，也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意义充斥其内、以表征文人士子审美的载体。尽管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官帽椅已偏离原来追求秀雅简洁的轨道，渐渐向繁缛、雕镂方向发展，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象征，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