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技术浪潮涌现时，媒体上往往充斥着一片悲观的预言，声称新技术将夺走人们的饭碗。颇具讽刺的是，这些警示人们可能失业的言论，反而为一些意见领袖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他们著书立说、巡回演讲，或通过视频直播发表观点。然而历史一再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正如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在1952年所指出的：“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导致技术性失业，这一观念不仅被理论证明是荒谬的，更被历史事实所否定——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正是不断引入更多节省劳力设备的过程……人们从未因新机器的发明而失去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皮萨里德斯（2018）也强调：“技术变革总会带来就业结构的调整，但从未导致整体失业率上升。”
人们普遍抱持“技术不利于就业”的先入之见，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那些被替代风险较高的现有职业，却难以预见到尚未诞生的新岗位。正因如此，面对当前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人不免感到焦虑与不安。
技术进步带来的纠结和两难
人类自古就善于借助工具。我们发明机器、使用技术，初衷正是为了解放双手、替代人力。然而创新往往意味着打破旧有秩序，带来某种不确定性，甚至短期内损害部分群体的利益。因此，人们内心并不全然欢迎变革，常常以“保障安全”“保护就业”等名义抵制新技术。这种现象在前工业社会尤为常见。威廉·配第早在1662年就感慨：“任何新发明在刚提出时，几乎总会遭到普遍反对。可怜的发明家不得不竭尽全力推动其实现。”
据《创新的起源》记载，咖啡初次传入西亚和欧洲时，因威胁酒商利益、被指责助长闲谈风气，而遭到多国政府禁止。《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也提到，伊丽莎白一世曾以“织袜机会摧毁就业”为由，拒绝向发明家威廉·李授予专利。而根据世界银行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清政府曾强烈反对修建铁路，担心搬运工失去工作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国外的例子我们或许了解有限，但国内的情况，其背后原因往往更为复杂。
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业则是民生根本。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所谓的“技术性失业”。这种双重性使我们陷入两难，数百年来人们对技术又爱又恨。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时，同样出现了所谓的“互联网恐惧症”。对此，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1999年发表的《如何停止担忧并学会热爱互联网》中提出了“技术三定律”，清晰地解释了不同年龄段对待新技术的典型态度：
1.一个人出生时已经存在的技术，是平凡无奇的世界一部分；
2.一个人在15至35岁之间出现的技术，是激动人心、具有革命性的，甚至可能成为其职业；
靠着年轻时期接触的新技术，当前35岁以上的人群掌握了较多资源与话语权。而当更新的技术出现，他们采取守势也属自然。但历史一再表明，他们终将成为新技术革命的对象。
技术进步不是
失业率的波动受到经济周期、突发事件、全球化、技术变革和人口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技术与就业的热烈讨论中，一个基本常识却常常被忽略——导致失业的直接和首要原因，是经济衰退，而非技术本身。人们常将卢德运动视为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使英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必须清醒认识到，是经济萧条让人们失去工作，而技术突破与创新反而是走出衰退的关键动力。
失业率与经济衰退密切相关，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失业率最高点出现在1933年大萧条时期，达到24.9%。自1948年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开始发布月度就业数据以来，美国共经历12次失业率高点和12次经济危机，二者一一对应。如下图所示，失业率作为经济活动的滞后指标，其峰值往往出现在经济危机结束后的数月中。最高失业率为2020年4月的14.7%，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其次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10.8%，以及次贷危机后的10%。
1948年以来美国12个失业率高峰及对应的经济危机（柱状表示经济危机，折线代表失业率）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再次引发人们对就业的担忧。但根据再就业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Inc.的报告，2023年美国裁员72.2万人，主因是市场或经济状况、业务关闭、成本削减、企业重组、破产及需求低迷等经济或经营层面的问题。因人工智能导致的裁员仅为4247人，占总数的0.6%，是极其次要的原因。
见下图：AI强于信息处理（“大脑”），弱于实际行动（“小脑”）。人类的智能或许在某些方面被AI超越，但在操作能力、平衡感、同理心等方面仍具备显著优势。
数据来源：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Inc.，2024年1月
三个误区
在技术与就业的讨论中，存在若干误区，往往夸大技术对就业的冲击。以下三点尤为明显：
正如索洛（1965）所说：“只要技术快速变革与高失业率同时出现，人们就难免将二者联系起来。”但必须辨明：是技术导致失业，还是仅仅与之相关？以外卖行业为例，它催生了外卖员这一新职业，属于“因之而生”；而餐馆则更多是“与之有关”。如果餐馆因外卖扩大业务而增聘员工，这部分就属于因果。现实中，人们常误将同时或先后出现的事件简单归为因果关系。正如哈耶克所言：“若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快但缺一只胳膊，就认为缺胳膊是跑得快的原因，进而号召大家都锯掉胳膊——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不应把新技术看作该被锯掉的“胳膊”。
2022年，美国19%的工人从事最易受人工智能影响的工作（皮尤研究中心，2023）；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可能受AI影响（IMF，2024）；预计未来五年内，23%的工作将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论坛，2024）……这些数据中的“影响”常被曲解为“取代”。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其实是多维的：既有替代性技术，也有赋能型技术，同时还会创造新岗位。据高盛（2023）估计，美国仅7%的就业会被AI直接取代，63%将被增强，30%不受影响。
技术创新的过程往往是渐进而漫长的。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于1870年在美国兴起，但美国用了50年时间才使电动机提供的机械动力占比达到一半，再经过10年才提高到75%（见下图）。新技术往往不能即插即用，需经过多次次级创新，才能对生产与就业产生实质性影响。人们通常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和调整。凯恩斯有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脱离时间背景讨论技术与就业是没有意义的。对同一现象，短期与长期的结论可能截然不同。
美国制造业的机械动力来源（Source: Devine，1983）
新技术淘汰落后岗位，解放人力
由于技术不断进步，许多旧有职业已消失或从业人数大幅减少，例如车夫、搬运工、点灯人、电梯操作员、电话接线生、流动摄影师、收银员、售票员和传统记者等。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成熟，其在客服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瑞典金融科技公司Klarna的AI助手在上线一个月内，完成了相当于700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客户满意度与人类相当，解决问题的平均时间从11分钟缩短至2分钟。新技术的推进必然淘汰落后岗位，进而解放劳动力。
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52年的83.5%降至2021年的22.9%（《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也从1870年的50%降至如今的不足2%（美国白宫，2016）。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将人们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并为工业与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岗位。可以想象，若无技术革命，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仍在田间劳作。
纺织业是工业化最早的行业之一，曾占中国工业就业的60%（《中国国民所得（1933）》）。随着自动化水平提高，纺织从业人员持续减少。截至2018年底，中国纺织从业人数为1103.2万，占工业就业的9.6%（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八十多年间，这一比例从60%降至10%以下。近年来，“黑灯工厂”——以自动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新型制造模式——逐渐兴起，越来越多工人从流水线上解放出来。
20世纪初，美国绝大多数女性以家庭劳动为主，仅5%的已婚女性外出就业。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化，这一比例迅速上升：1930年接近12%，1970年达40%（珍妮特·耶伦，2020）。女性得以走出家庭，一方面是由于工厂机械化、电气化降低了劳动强度，使女性能够胜任，并在新兴的文职工作中展现优势；另一方面，家用电器的发明和普及（如熨斗、吸尘器、洗衣机、冰箱等）显著减轻了家务负担，为女性外出就业提供了时间保障。
技术进步创造新岗位
机器在许多任务上替代了人工，但并未使人脱离劳动力市场。实践表明，技术进步所创造的岗位数量，往往超过其所淘汰的。约翰·肯尼迪曾指出（1962）：“如果人们有能力发明让⼈失去工作的机器，也就有能力让这些⼈重新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写道：“机器在某一部门排挤工人的同时，会在其他劳动领域引起就业的增长。”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的研究（2021）表明，在企业层面，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且随时间增强：工厂自动化水平每提高1%，当期就业增长0.2%，十年后提高0.4%。耶鲁大学Daisuke Adachi等（2021）发现，机器人与就业呈互补关系：每千名工人增加一个机器人，地区就业率可提升2.2%。
新岗位的产生根植于技术变革。自2019年以来，中国人社部已发布5批共74个新职业，其中多数由新技术催生，如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电子竞技员等。1999年至2016年，技术变革在欧洲取代重复性劳动的同时，也创造了2300多万个工作岗位，几乎占同期新增就业的一半（世界银行，2018）。据麻省理工学院大卫·奥托等研究（2022），美国当前约60%的职业在1940年尚未出现，其中专业服务类行业更高达74%。这意味着，过去80多年中，超过85%的就业增长来自技术驱动的新岗位创建。见下图：
1940年和2018年美国按广义职业分类的就业人数
新技术不仅直接创造岗位，还具有显著的就业乘数效应。在美国，一个高科技职位可带动其他部门产生4.9个职位（世界银行，2016），一个半导体岗位则支持其他行业5.7个就业（SIA，2023）。
人们总是担忧工作机会的消失，但历史表明，这类担忧往往是虚惊一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前进总比倒退更有希望。正如先有路、后有车，才逐渐发展出完善的交通规则，我们应停止过度忧虑，学会拥抱新技术，而不是抗拒它。同时，我们应做最积极的准备：加强教育与培训体系，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实现老有所养、弱有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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