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盐业史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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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滨海时报》2014年12月11日，本文原文转载，不代表本公众号观点，转载请注明出处和原作者！

   天津，是靠着海盐与漕运，从沼泽与荒滩中发展起来的滨海城市。血腥与迷茫的历史烟雾里，天津地区的演变，无不带着浓浓的海盐白晶卤气，和河海之间点点飘忽梦幻一般的漕运白帆。

此时的蒙古部落贵族，仍像草原上的风，无暇顾及安邦定国。对大金王朝的辽东、燕京、河北沿海各盐场，虽然已全盘接受，但规范的盐法管理仍没有制定。然而，出于军费耗资的需要，对于盐利资源的占有，却比以往任何王朝更加贪婪。而天津滨海盐业的元代开发扩大，却幸赖于耶律楚材和几位汉族官员。

　　与耶律楚材问策不久，公元1223年，太祖——成吉思汗即任命刘敏为“安抚使”，兼燕京路征收税课、漕运、盐场、僧道等事。赠玉印，佩金虎符。并给西域工匠千余户，及山西、山东两部汉军戍燕。一切由刘敏节制，便宜行事。刘敏，本汉人。12岁时，与父母躲避蒙古骑兵离散，并被蒙古将领收留。太祖宴请诸将，发现刘敏长相很帅，且天资聪颖。于是，以后备人才培养，学习蒙古文化。两年后，通晓各部落语言，太祖赐名“玉出干”，并随太祖身边出入征伐之中。刘敏作为燕京路（现京、津、唐地区）安抚使，弹压捕杀乱兵抢劫，安顿社会秩序，并迅速接受金朝榷盐使司，巡视沿海盐场，勘查收籍灶户，保护盐丁稳定，很快地恢复了燕京路沿海（现天津滨海区域）盐业的生产、销售、漕运局面。1229年，太宗——窝阔台即位，授刘敏领“尚书省”，昭告他：“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当时，北方产盐区：大都（北京区域的芦台场、越支场）、河间（静海的葛沽、咸水沽及沧州盐场）、山东、山西等产区，已均由蒙古王朝所控制。于是，刘敏举荐汉族名人官吏，巡视考察、完善设置各盐场，并设立了河间、山东两个“盐运司”。从此，蒙古王朝才有了盐业专门的管理机构。其后，又设置了“翰林学院”，直属“尚书省”管辖。刘敏的周围，陆续有了王鹗、高鸣等一批汉族名士官员。这些人，都对天津盐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海河以南的静海、津南区域，在宋辽时期，曾是古黄河泄洪乱流渤海的冲积入海区域。金朝初期，古黄河又改由淮河附近决口入海。宋辽时期古黄河的泥沙淤积，造成了静海、津南地区的地形隆起，海岸线下移，天然产盐区域的扩大。金代中后期，该区域盐业发展方兴未艾，蕴藏了极大的后续发展潜力。蒙古王朝接管后，在刘敏的“尚书省”和“翰林学院”的参议下，则快速实施盐区国有化。公元1230年，首先在咸水沽设置了“富国场”；公元1234年，直沽寨三叉沽一带，秋没至草先苦，盐卤大量涌出。于是朝廷下旨，由直沽本地灶民高松、谢实等十八户设灶，创办了“三叉沽场”。另据王鹗《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载，三叉沽场，由于盐卤深厚，舟船运销便捷，当年获利颇丰，收入比之其它场十几倍；公元1265年，在葛沽又建立“丰财场”，即塘沽盐场的前身；公元1270年，在葛沽还建立了“厚财场”；同年，在咸水沽又新建了“兴国场”； 这样，包括“芦台场”在内，天津沿海已有六家国办、民产、商销颇具规模的大型盐场。从南至北，环绕了天津沿海所有区域。

　　其中，尤以芦台场的规模最为宏大。元代，芦台场是蒙古王朝的“掌上明珠”。元翰林院直学士高鸣，少年就以文学闻名，元世祖即位则钦点为翰林学士，后迁至“侍御史”，再迁至礼部尚书。公元1268年，高鸣奉旨来芦台场巡查，重修了芦台的“兴宝圣母庙”，还作了碑志。公元1307年，平州路廉访使赵铸，领防芦台场事，又再次重修了“兴宝圣母庙”。修庙是政治与精神的造势，安抚灶户盐丁，扩大产量，才是元朝国利经济的需求。当时，随着海岸线的下移，芦台场的煎盐灶地已全部南移现汉沽境内。作为汉沽盐场前身的芦台场，此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沿海灶场北起宝坻县城，南至滨海，东达陡沽，西抵军粮城，广延120华里。公元127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元大都，游记中记载：“汗八里”（元大都）附近，城市至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该区域，则是元代的天津沿海地区。可以说，当时的天津滨海区域，盐业之花晶莹剔透，盐场相连处处生辉。

　　天津盐区连片接壤，形成了区域规模，而且海盐产盐也十分丰厚。仅直沽附近的三岔沽和丰财两场，年产海盐就达 40 万引（每引 200 公斤）。为此，1236年，元朝就在三岔口、大直沽特地又设置两个“盐使 司”，统筹管理食盐产销。1279年，又在大直沽特意设立了“大都路都转运盐使司”，全面强化天津滨海盐业的综合管理。直沽，由此也成为了盐业管理、中转漕运、往来贸易的海河两用的港口。

　　但是，元代天津盐业的繁荣之花，却是由灶户盐丁的白骨与鲜血堆砌和浇灌出来的。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仅规范了盐务管理体系，而且强行“食盐法”——计口配盐，每岁人口五十斤。配盐伤民，家破人亡。地方州县怨声迭起，反抗纷争日益强悍。面对乱局，元朝政权时紧时松，勉强维持。但对产盐区域则更为苛刻。律定：沿海附场十里之内，一律计口食盐。灶户生活，犹如雪上加霜。当时，灶户按岁交纳“课盐”外，还要承担粮税、杂役等繁重的义务。课盐不够，盐司官吏鞭挞之后，还要灶户卖儿鬻女以资抵课。每年发给灶户的“工本”，盐司各级巧立名目、层层克扣，余到灶户手中已经所剩无几。据元《两浙盐法志》载：“亭民（灶户）岁给工直，恒半入奸吏。”这种盘剥，已是元代的普遍现象。灶户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往往伺机逃跑。于是，额盐的指标，便摊派给余下的灶户。为防止逃亡的漫延，盐司一面使用流犯“带镣居役”，一面强化盐场管理组织：场分“团”、团分灶，每团两三灶，每灶若干户。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元代诗人杨维桢在诗集中记载：“如圈置兔、狼残隼虐。”诗人感慨灶户农奴一样的遭遇，痛斥盐司官吏如狼如隼的虐待。（连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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