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津滨海盐业史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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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1403年，刚刚登位，就改号“永乐”。并于七月初一发布诏书：宣布山东、河南、河北及北平地区，以及北流的移民，三年免差税，官府给予种子和牛具鼓励垦荒种田。对曾从事煎盐等各种职业的特殊人犯、战俘、奴隶，一律赦免，各司其业。朱棣大量迁移山西民众，到河南、河北、北京地区垦荒种田，登记勘察前朝灶户、盐丁，强制当地附近乡民和移民，遣派刑徒和罪犯，编制于沿海盐场，由官府协助盐户编募为盐丁，尽快恢复盐业生产。同时，将“频海土地、区分界化、量给灶户、以为恒产”，命为“灶地”，任其耕种，以解决灶户、盐丁安家吃粮问题。滨海滩地与草场，基本仍沿旧址，维持平稳，实现了战后经济的迅速过度。朱棣父子两朝（永乐与洪熙皇帝），都曾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促使长芦盐业迅速地达到了明初局面。

　　但是，自明朝洪武至万历三十六年，历经240年的发展，长芦盐业却出现了南衰北兴的局面。明初，沧州分司所辖12处盐场，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因盐质较差、运销不畅、成本偏高等诸多因素，仅剩海润、富民、海丰、严镇盐场仍在维持产盐。其余盐场的灶户与盐丁，皆已改事农商。不久，而严镇场又划归了青州分司管辖。因为，此时的天津滨海盐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全新时代。首先，产盐区域空前扩大，囊括了现在的宁河南部、汉沽区域、塘沽区域、东丽、津南、大港区域北部、静海东部等地区，区域面积约占了长芦盐区的三分之一还多。万历三十六年盐司报表记载，除三叉沽盐场已并入富国盐外，天津境内仍有五处盐场，即丰财、厚财、富国、兴国、芦台。其次，各场之间，虽然彼此相连、犬牙交错，但是都具有滩平地缓、碱卤丰厚的优越採盐潜力。还有，天津水系河道纵横、通海连河，盐业漕运便捷，成本低廉。每年的盐课岁赋，天津比沧州盐区多达三倍以上。尤其，自嘉靖二年（1522年），天津境内的兴国、富国、丰财、芦台场开始尝试 “由煎改晒”的制盐技术后，天津盐区辽阔、滩平卤厚的优势，越发显示出来，产量与质量也得到了飞速地提升。到明末清初，长芦年产盐已达14、4万吨，而天津滩区面积已约占长芦总面积的60%以上。长芦（引岸）销售的州府县镇共计186处，其中天津产盐（引岸）销售则独占了157处。

　　明代，有了朝廷贡盐，自永乐年间，就由长芦制作，每年就向北京输送青、白盐53.4万斤、盐砖276块。白盐由青盐煎煮而成，三斤青盐煎煮一斤白盐。而盐砖制作工艺则更为复杂，先后历经十数道工序，方能制成一块上窄下宽重达15斤的盐砖。长芦贡盐中，芦台场的白盐与盐砖则更受朝廷青睐。芦台场制盐历史悠久，盐质“肌理如玉、灿若雪霜”，自嘉靖年间便被朝廷与文人誉为“芦台玉砂”。至万历十一年（1583年），朝廷下旨，白盐尽量由芦台场多供，盐砖则只由芦台场一家承办。当时曾有诗人感慨道：“芦台极目际平沙，利博谁伶害亦赊。土面刮来淋玉液，鏊头沸尽结银花。”而此时的芦台场，早已移至汉沽区域的尹庄子、汉沽庄、寨上庄、营城庄等处，嘉靖年间也仅保持灶锅31面。但灶户与盐丁经历非人的待遇，牛马一样的劳作，心血与汗水却凝结了这历史悠久的“芦台玉砂”。“芦台玉砂”，即是天津盐业先民的精灵，但也闪耀了天津制盐历史、技术与质量的升华。

　　随着天津盐区规模、产量、技术的不断提升，天津盐业集中统一管理的功能也相继加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沧州分司由羊儿庄（今属黄骅）移驻唐官屯（今天津静海县）；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青州分司巡盐御史与天津盐商共同捐资，于直沽东门外建起分司公署。至此，青州分司也由宋家营（今属丰南）移驻天津。当时的天津，因漕运和盐业沿河发展，从军粮城、大直沽、三岔口(直沽)、南仓、北仓，直到杨村，形成带状河港城市布局。其中以大直沽、三汊沽(小直沽)为中心，以三汊沽为最繁华。沿河建设的特征，主要是官衙、仓廒、寺庙和简易码头。明代，沿河已有近千座露天或封闭的粮食储仓，以序排列、颇为壮观。而另一道亮丽的风景，则是天津码头上的盐坨。南来北往的盐船，经过四通八达的河道和海路，齐聚河东码头。据《津门杂记》记载：盐包累累如山，呼曰盐码，地占数里，一望无际。河上万船齐聚，岸上车水马龙。至明末，天津业已形成长芦盐产销运管理周转的中心。由此，天津替代长芦，成为了中国第三大盐区。

　　清代

　　天津成为北方盐业之都

　　清代，天津盐业也如大清王朝一样，由辉煌走向惨淡。但是，恰如凤凰涅槃，燃烧了自己，换来了一个近代城市的兴起。清初，历经李自成农民军起义与清兵入关的战火燃烧，天津滨海的灶户和盐丁，又经历了一次洗礼和逃亡。历史总是重复，凡有改朝换代，灶户与盐丁总是借机逃亡，以改变世代非人的命运。明代末期，天津各场在籍灶户共有3184户。而至顺治年间，以宝坻为例，在籍灶户隐匿与逃亡的达半数以上，盐丁更甚，逃亡的则占十有六、七。康熙即位，登统严查原籍灶户与灶丁，流失与死亡的则以后人充当；强制摊派天津滨海居民入籍灶户或盐丁，并以流民和流放的罪犯补充盐丁，急速恢复盐业生产。同时，制定盐法，鼓励私人开办盐滩。清代盐业开始实行官办、民办两种体制。但在盐课、纳税与引岸销售的管理上，仍是铁板一块、豪不放松。至雍正六年（1728年）天津各场灶户与盐丁统计：兴国场629丁、厚财场316丁、富国场899丁、丰财场947丁、芦台场393丁。此时，已恢复到明末额数，共有灶户与灶丁3184人，恰是明末的在籍数额。（连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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